新康德主义者的兰克形象在《德国现代史学探微》中阐述

自康德时代以来，德国思想界一直深受“观念论”影响，以至于观念论被当作现代德国思想最显著的标志。何谓“观念论”？简言之，观念论就是一种“建构主义”，它认为历史知识的对象是“建构”出来的，并非独立于心灵存在。^[18]尽管这种观点乍看起来完全是反常识的，但细究之下，又不无道理。事实上，历史观念论者并不否认历史本身的“实存”（existence），而只是在“存在论”（ontology）的层次上强调，哪些事物能够作为历史知识的对象。换言之，历史知识的对象是经由“主体”选择的结果，“主体性”非但不会酿成主观主义，反倒是历史知识获得客观性的保证。相反，“实在论”则主张，历史知识的对象是确定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为此，历史实在论者得出了与历史观念论者迥异的推论：历史知识的客观性来源于其对象的“实在性”（reality）。

在德国，源自康德先验论的新康德主义坚持反历史实在论的立场。在这些新康德主义者看来，兰克是19世纪德国历史实在论最重要的代表，他们下判断的依据是：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序言中提出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要理解新康德主义者对兰克的批评，我们必须先回到康德那里。众所周知，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分析了“知性的纯粹概念”即“范畴”，由此他提出了“十二范畴”（如“因果性与隶属性”“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和“必然性与偶然性”），从而为自然界立法。新康德主义者在发展康德哲学的过程中，试图将康德的先验论延伸到社会历史领域，为关于社会历史的知识奠定认识论基础。他们提出应当将“价值”（Wert）概念作为“文化科学”或“历史科学”的核心范畴之一^[19]，这也是他们批评兰克的理论基础。

作为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早期的代表，文德尔班在其晚年的《历史哲学：战时讲义》（1916）中指出：“根据兰克著名的格言，人们只能断言，历史学不得不单纯而客观地确定历史事件是什么，也就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哲学则应该判断历史事件具有什么价值。”^[20]在文德尔班看来，只有兰克这样的历史实在论者才会相信“wie eseigentlich gewesen”，即相信历史学只需要确定历史事实，而无须作出任何价值判断。虽然以文德尔班为首的新康德主义者也承认历史学无须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但却并不认为历史学只需要确定历史事实。历史实在论者之所以认为历史学只需要确定历史事实，是因为他们认为历史事实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唯有如此才能保证历史知识的客观性。但对文德尔班来说，历史事实作为一种知识类型，是历史学家借助“范畴”进行加工的产物，在加工的过程中，“价值”概念扮演看重要的角色，因为“价值”概念可以将自然事实与历史事实区分开。所以，文德尔班认为，历史学无须作出任何价值判断，但却需要“价值”概念。兰克主张“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就抛弃了“价值”概念。

西美尔是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的第二位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其《历史哲学问题》中开门见山地指出，“本书是对历史实在论的一种批判：根据历史实在论的观点，历史科学就是对事件‘如其实际所是’（wie eswirklich war）的一种反映”^[21]。由此可见，其基本出发点与文德尔班类似，即意在批判现代西方史学的理论基础。作为德国现代史学奠基人的兰克曾为了达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而主张“忘却自我”（Selbstauslöschung），而西美尔则做出了相反的论证：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讲，历史认识都不能被称为事件的“如其实际所是”（wie siewirklich waren）的一个拷贝。与自然科学不同，在历史中，是一颗心向另一颗心倾诉。尽管如此，历史认识描述了所体验到的实在的一种转变。与自然科学一样，历史依赖于认识的形成目标和将认识的形式或本质构成为我们综合活动产物的先天范畴……回忆一下兰克的意图，他想从历史探究中消除自己的痕迹，以便能够如其所是（wie sie an sich gewesen sind）地看清事物。这个愿望的实现将是自欺欺人而已；如果我的个人同一性被取消的话，那么，就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可供我用来掌握个人同一性以外的事物。这方面的理由不只是下列事实，即自我是所有思想的载体——甚至兰克也不否认这点。^[22]

康德的观念论将“主体”视为知识得以可能的前提。很显然，西美尔继承了这一古典哲学传统，主张“自我”并非消极因素，而是主体“建构”知识及其对象的必要条件。就此而论，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与历史实在论具有根本的区别。

同样，卡西尔在《文化科学的逻辑》中也指出，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至多是一种理想，因为它忽视了历史学家的“现实性”对于塑造历史知识的意义：

兰克曾经指出，历史学家的真正使命在于“如其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地描写。但是，即使我们接受这一论断，仍然应当指出，当被放进历史的景观中时，所谓“如其实际所是”的事物就获得了一种新的含义。历史不是简单的大事年表，历史的时间也不是物理上的客观时间。“过去”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和对于自然科学家来说是不同的，它不是一种简单的逝去，它具有某种特殊的“现在”的含义。^[23]

卡西尔在此阐发了德国的诠释学传统，强调历史事物与现实之间的关联，这种关联意味看，一旦历史事物被置于新的语境下，其含义将发生改变，实际上也就是其“存在”方式将发生改变。基于这种论证，他否定了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因为此原则始终将历史事物局限于当时的语境下，排斥了现实视角对历史理解的重要性。

李凯尔特是新康德主义历史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作为文德尔班的学生，他继承了老师的基本观点，强调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历史学家的“主体性”。对他而言，历史学家的“主体性”首先表现在史实的“选择”上：(www.xing528.com)

的确，甚至可能有人认为，在这里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原则，历史只不过把实际发生的事件简单地记述下来罢了。由于人们有理由认为对个别事件的单纯“叙述”还不是科学，因此人们相信历史学首先必须上升到科学的行列；又由于人们只知道一种概念形成原则，因此人们便会向历史学推荐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采取这样的方式，是不可能理解历史科学的本质的。^[24]

显然，李凯尔特将矛头指向了德国的批判史学和英法的实证主义史学。他从历史学是普遍与特殊的结合体的角度出发，“含沙射影”地批评了兰克以及在德国颇有影响的实证主义史学家巴克尔。^[25]在李凯尔特看来，兰克主张历史学家只需要叙述实际发生的历史事件，但却忽略了历史学中的普遍性和抽象性；巴克尔主张历史学家不仅要叙述历史事实，而且还需要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历史事实中寻找某种规律，但他却忽略了历史的特殊性和具体性。所以，李凯尔特认为兰克和巴克尔都误解了“选择原则”对于建构历史概念所具有的意义，兰克这样的历史实在论者希望复制整个历史实在，要求历史学家尽量避免对历史事实的选择，而巴克尔这样的实证主义者由于过多追求历史规律，可能导致对历史事实的任意选择。

综上所述，李凯尔特认为适当强调史实的“选择”不仅不会危及历史学的客观性，反倒是历史知识得以可能的先验条件之一。为此，他反复批评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由于不可能把现实“如其所是”（so wie sie ist）地纳入概念之中而导致把经验现实断定为“非理性的”……^[26]

根据这一点，历史学的任务似乎必须是在没有选择原则的情况下“如其所是”（so wie sie ist）地叙述它所考察的个别现实，从而导致它必须提供现实的映象（就映象这个字的严格意义而言）。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任务是自相矛盾的……^[27]

当然，甚至许多历史学家也不愿意承认，这里提出的逻辑学原则正确地表现出他们的活动的理论实质，也就是说，这一原则首次使我们有可能把历史的个别性和非本质的异质性区别开。反之，他们认为自己的唯一任务是把现实重现出来。的确，他们的最伟大的导师之一曾明确地向他们交代了一个任务，要“如其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地表述历史。……但是，这并没有证明我的论证是不正确的。的确，对于那种或者主观随意地歪曲事实，或者在对事实的描述中充满了赞扬和责难的叙述来说，可以认为兰克对于“客观性”的要求是正当的。对于主观随意的历史构造，特别要强调指出尊重事实的必要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历史的客观性在于单纯地重现事实，而没有一条作为指导的选择原则，尽管兰克曾经这样相信。在“如其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种说法中，也如在“描述特征”方法中一样，只包含着问题而没有对问题的解决。^[28]

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此受到了根本的批判。在认识论上，李凯尔特尤其反对“反映论”，在他看来，概念与现实之间不是“反映”的关系，而是“改造”的关系，认识本质上是一种“简化”，所以要“如其实际所是”那样复制现实是不可能的，对史实的选择是必经的步骤。

除了史实的选择问题，李凯尔特还针对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提出了另一个批评。他在《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的界限》中指出，历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事物如何生成”（wie die Dinge geworden sind），而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只强调了历史事物的某种“现成性”，忽略了其“发展”。^[29]在李凯尔特看来，兰克的“wie eseigentlich gewesen”坚持的是一种静态史学观，它忽略了不同历史时代对同一历史事物的理解可能会发生明显的改变。

在德国的传统中，尽管本雅明对新康德主义持批判态度，但他对兰克的理解与新康德主义者相差无几。本雅明在《历史哲学论纲》中写道：“历史地描绘过去并不意味看‘如其实际所是’（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兰克）去认识它，而是意味看捕获一种记忆，意味看当记忆在危险的关头闪现出来时将其把握。”^[30]

总之，在新康德主义者那里，兰克被塑造成历史实在论者或历史反映论者，其史学思想被简化为“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更为丰富的兰克形象完全被他们无视。也正是由于这种粗浅的理解，才导致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逐渐被格言化，同时被升格为兰克最核心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