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被后世学者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中挑选出来作为一句格言，是因为它是与众不同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汤普森在其《历史著作史》中声称，早在1778年，施密特（Michael Ignaz Schmidt，1736—1794）已在其《德国史》第一卷的导论中使用了类似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表述。[8]汤普森的预设是，与这句格言类似的表述，其含义也是类似的。我们通过检索发现，有类似表述的不止兰克一人。威廉·洪堡和尼布尔先于兰克就使用过类似的表述。洪堡在《论史学家的任务》的开篇写道，“史学家的任务是表现发生之事”（Darstellung des Geschehenen）。[9]尼布尔在《古代史讲义》中评论说，“有一次，一位有智慧的男人问道：‘据说，人们已经到了如此地步，在阅读古代史时，竟将古代史当作真实发生之事。’（als ob sie wirklich geschehen）”[10]在兰克之后，格维努斯在《十九世纪史导论》的序言中也有类似的表述。聚贝尔在《历史知识原则》（1864）的结尾处总结道：“但科学不能过问倾向和私欲，它只能追问真理（nur nach Wahrheit fragen）。”[11]聚贝尔将兰克视为观念论者，但具体到对“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解释，他还是认为，由于受约翰·冯·穆勒（Johhanes von Müller，1752—1809）和尼布尔的影响，这句格言强调的是考证方法。[12]据此我们并不能推断出，洪堡、尼布尔、格维努斯和聚贝尔持有与兰克类似的观点。
不承想，尼采与兰克也有过思想交集。尼采在《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1873）中对客观史学大加鞭挞，但在1885年的笔记中，他坦言，直到写作《人性的，太人性的》（写于1876—1878年，出版于1878年），他才真正去阅读兰克的历史著作。1877年初，尼采读到了兰克的《教皇史》，在《朝霞》第307节，尼采写下了自己的读后感：“事实，虚构的事实！——历史学家处理的，不是实际发生过的事（waswirklich geschehen ist），而是在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因为只有在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才会有效果……”[13]在这里，尼采并未提到兰克的名字，而且他的表述“was wirklich geschehen ist”与兰克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也不尽相同，但研究者还是将尼采的批评与兰克联系了起来。[14]尼采著作Pütz版的编者也在注释中特别指明：“……历史科学的首要任务是，永远只探讨一个时代的精神，以及通过这种方式同时只描写那个过去了的时代有效的事实或‘观念’（例如可参兰克）。尼采反对这种观点，对于真实发生的事件的解释的效果代替了真实发生的事件。”[15]从编者的这条注释来看，尼采是批评兰克主张史学家要“如其实际所是地述说/展示”，但他在阅读兰克的历史著作之后强烈感受到，兰克的史学主张与其历史著作给人的实际印象反差太大，为此，他才感叹“历史学家处理的……是人们想象中发生的事”。尼采的洞见颇有启发性，但兰克的格言也并非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还在担任哥廷根大学的编外讲师时，伯伦汉就已出版了《历史研究与历史哲学》（1880）一书，他在书中评论说，兰克的《近代史家批判》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当时他并未提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第一版序言，更没有提及“wie es eigentlich gewsen”。[16]然而，在时隔几年出版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初版；修订后的第五、六版出版于1908年）中，伯伦汉在概述史学方法论的发展史时，特别表彰了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及其附录《近代史家批判》的贡献：伯伦汉认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出版使历史学真正变成了科学，作为佐证，他完整引述了“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想如其实际所是地展示”，而没有引述该书其他文字；他对《近代史家批判》推崇备至，他称这个附录在方法论上开创了新纪元。[17](www.xing528.com)
由上文可知，在19世纪，“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并未出现明显的格言化，虽然有类似的表述存在，但与后来被格言化的“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相比，它们并不具有特别的含义。直到19世纪末，新康德主义者和美国史学家才开启了“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的格言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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