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德国的历史观》引发的争议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德国的历史观》给伊格尔斯带来了无数的荣耀，但却也让他遭遇了最多的批评，在所有批评中，最致命的批评是：他将历史主义与德国遭遇的浩劫联系起来。为了避免可能引起的误解，伊格尔斯多次强调，他并未断言“德国史学家的历史观和科学观必然导致纳粹主义”，而是说，这样的观念“营造了有利于向纳粹主义过渡的知识和政治氛围”。^[153]对此，路易斯·乌伽福特（Lewis D.Wurgaft）毫不客气地批评道：“通过强调历史主义中的保守因素，伊格尔斯希望巩固历史学派的影响与德国威权政治传统之间的联系。不幸的是，正是在这一尝试中，伊格尔斯的论证最少原创性、最少启发性。”^[154]德国史学家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为德国的浩劫负责，就正如第三帝国统治下的德国民众究竟应该在多大程度为纳粹犯下的罪行负责一样难下定论。^[155]

伊格尔斯在《德国的历史观》中的基本立场是：“这一研究有意识地违背了德国历史主义的精神，因为它不仅试图理解，而且还尝试做出评判。它拒绝历史主义的这一格言，即每一历史个体只有通过其自身内部标准来加以判断。它依据的是这一反历史主义的假设：存在看对所有人相同的逻辑和道德原则。”^[156]历史主义基于“同情之了解”，因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批判而具有保守性，但反历史主义就不存在问题吗？伊格尔斯的策略与列奥·施特劳斯如出一辙，后者曾论证说，历史主义可以不攻自破，如果历史主义假设一切都会随时代而变化，那么“历史主义在某一时刻将会被对于历史主义的否定所替代”。^[157]事实上，历史主义并不像施特劳斯和伊格尔斯想象的那样不堪一击。

首先，反历史主义背后的理论假设值得商榷。对伊格尔斯来说，站在反历史主义的立场上来批判历史主义，当务之急是需要找到一种不随时代而变化的价值观。伊格尔斯与联邦德国新一代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一样，主张回归启蒙时代的普世价值观，伊格尔斯虽不再简单认同启蒙时代的进步和乐观精神^[158]，但他认为“启蒙运动的帷幕还远远没有落下”。^[159]“重返启蒙”就是在遵循人类共同伦理道德底线的前提下尊重多元文化。伊格尔斯为批判历史主义而坚持的启蒙立场并非无懈可击，福柯就曾在《什么是启蒙》（1984）一文中质疑了康德对理性的过度强调。既然启蒙立场也绝非无可置疑，那么以启蒙立场来批判历史主义保守的政治意涵也就还有商榷余地。

其次，历史主义与反历史主义还纠缠在一起。在198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之争”中，对阵双方的观点看似针锋相对，但仔细辨别，我们发现其论证思路很近似。双方都承认第三帝国的罪责，但却在历史评价问题上分道扬镳。诺尔特、希尔格卢伯、斯徒尔默、尼佩代等史学家属于新历史主义者，他们不希望将德国的罪责扩大化：通过横向比较，他们强调，不仅第三帝国罪恶滔天，东方的苏联也犯下了严重的罪行，在这方面，他们不承认德国具有特殊性，而其对手就认为，这种貌似学术的观点是有意为第三帝国辩护；另一方面，通过纵向比较，他们又强调，第三帝国是德国近现代史上的例外，第二帝国和普鲁士无须为此承担历史罪责。哈贝马斯以及汉斯·蒙森、科卡等史学家属于反历史主义者，他们强调，在横向上，不能拿德国与东方的苏联进行比较，如果非要比较，也要与西方的英法美进行比较，以此来强调德国的罪责是无法容忍的；在纵向上，他们强调第三帝国并非例外，而是德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产物，历史学家不仅需要追究第三帝国的历史罪责，还需要反思和批判第二帝国和普鲁士的历史。

再次，反历史主义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历史学的专业性。汉斯-乌尔里希·韦勒是联邦德国批判社会史学派的标志性人物之一，他在1973年出版了《德意志帝国：1871—1918》，该著作可视为《德国的历史观》的史学翻版。韦勒明显采取了反历史主义的视角来审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历史，他更注重评论这段历史的“过失”。比如，1871年德意志统一，一般教科书都强调其积极意义，但韦勒却专门论述了其消极影响：三次壬朝战争和帝国的统一使得保守派的力量得以巩固，自由派分崩离析，这是德国在19、20世纪之交难以完成现代社会转型的原因之一。韦勒反对历史主义，他认为，历史学除了认知的功能，还有“增进一种自由的、批判的社会意识”的功能。^[160]这种由果及因和以今非古的做法也遭到一些非议，在“历史学家之争”中，诺尔特一方就经常批评韦勒一方打看启蒙的旗帜反对学术自由，要求历史研究去政治化和道德化。

《德国的历史观》引发的争议也昭示了历史学本身的困境，在专业化背景下，历史学家不是理论家，他们有意无意遵循看某些他们无法亦无须去证明的理论和价值预设，到最后，正如查尔斯·比尔德所说，历史书写变成了一种信仰行为。伊格尔斯不是思想家，而只是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他以启蒙立场来批判历史主义，可谓其思想最有争议之处。不过，退一步说，既然历史学家并非活在真空中，始终摆脱不了某种立场，那么选择一种不逾越人类伦理道德底线同时尊重他人价值观的立场，至少不至于铸成大错。

【注释】

[1]本章将德国历史主义在20世纪遭遇的危机分为三次而非两次，特别是将第二次和第三次区别对待，是出于如下考虑：首先，尽管第二次和第三次危机都是由第三帝国的统治引起的，但引发第二次危机的主要人物早年曾在德、奥大学完成学业甚至取得了教职，他们在德、奥的学术经历以及他们的犹太身份影响看他们对历史主义的反思和批判；其次，与特勒尔奇相比，这些犹太裔学者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具有新的内涵。综合这两点，他们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可与二战之后德国学者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区分开。另外，本章经常使用的“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这一表述是指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历史主义危机以及克服历史主义的种种讨论。

[2]Friedrich Meinecke，“Ernst Troeltsch und das Problem des Historismus”，in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Eberhard Kessel，Stuttgart：K.F.Koehler Verlag，1959，S.367—378.

[3]Karl Mannheim，“Historicism”，in Essays on the Sociology of Knowledge，edited by Paul Kecskemeti，London：Routledge&Kegan Paul LTD，1952，pp.84—133.

[4]Paul Tillich，“E.Troeltsch：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Journal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Vol.1，No.1（1961），pp.109—114.

[5]Otto Hintze，“Troeltsch and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sm：Critical Studies”，in The Historical Essays of Otto Hintze，edited by Felix Gilbert，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5，pp.368—421.

[6]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也获得了广泛影响。参见Charles A.Beard and Alfred Vagts，“Currents of thought in Historiograph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42，No.3（1937），pp.460—483.

[7]需要说明的是，“历史主义谱系”与“德国历史主义谱系”稍微不同，历史主义诸谱系主要是在德国历史主义危机的相关讨论中由德国学者建立的，但上文所述“历史主义谱系”既包含了德国历史主义谱系，又包括了英法等国的历史主义谱系。

[8]列奥·施特劳斯在其学术生涯中对历史主义问题的解决，由其书信可见一斑。参见迈尔编：《回归古典政治哲学——施特劳斯通信集》，朱雁冰、何鸿藻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年，第52、57、69、77、106、326、349、360—361、404、406页。施特劳斯1930年代初就开始关注历史主义问题了。

[9]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决定时刻：德国与世界历史的演变》，郭子林、赵宝海、魏霞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9年，序言第V页。

[10]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第1页。

[11]最早区分人类群体生活的两种结合类型“共同体”与“社会”的是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55—1936），这一区分与“文化”和“文明”之间的区分相对应。参见费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

[12]参见曹卫东主编：《德国青年运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3—73页。

[13]海德格尔：《论哲学的规定》，孙周兴、高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45—146页。

[14]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不合时宜的沉思》，李秋零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34页。

[15]尼采：《历史学对于生活的利与弊》，第188页。

[16]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欧东明、张振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33页。

[17]海德格尔：《尼采》，孙周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019页。

[18]Ernst Troeltsch，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Erstes Buch：Das Logische Problem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Tübingen：Verlag von J.C.B.Mohr，1922，S.1.

[19]Jos de Mul，The Tragedy of Finitude，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trans.by Tony Burrett，New Haven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3.可以从该书的谋篇布局看出狄尔泰在19、20世纪德国哲学史上的位置。

[20]胡塞尔：《现象学心理学》，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4页。

[21]海德格尔：《威廉·狄尔泰的研究工作和当前为一种历史学的世界观而进行的斗争》（1925），载于海德格尔：《讲话与生平证词（1910—1976）》，孙周兴、张柯、壬宏健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年，第60—61页。

[22]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安延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62—263页。

[23]狄尔泰：《精神科学中历史世界的建构》，第263页。引文根据德文版有改动，参见Wilhelm Dilthey，Der Aufbau der geschichtlichen Welt in den Geisteswissenschaften，GS IIV，Leipzig：Verlag von B.G.Teubner，1927，S.290—291.

[24]Wilhelm Dilthey，The Essence of Philosophy，trans.by Stephen A.Emery and William T.Emery，New York：AMS Press，1969，p.66.

[25]胡塞尔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1）中所批判的历史主义，其原文单词不是Historismus，而是它的异体字Historizismus，在他那里，Historizismus就是指“相对主义”。

[26]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44页。

[27]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53页。

[28]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53页。

[29]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载于《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壬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57—458页。

[30]保罗·利科：《胡塞尔与历史的意义》，方向红译，载于倪梁康主编：《面对实事本身：现象学经典文选》，北京：东方出版社，2000年，第822页。

[31]德里达：《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引论》，方向红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59页。

[32]Charles R.Bambach，Heidegger，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History and Metaphysics in Heidegger，Dilthey，and the Neo-Kantians，Ithaca，NY：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5，p.168.

[33]Wilhelm Windelband，“Critical or Genetic Method？”，trans.by Alan Duncan，in Sebastian Luft（ed.），The Neo-Kantian Reader，New York：Routledge，2015，pp.271—286.

[34]Heinrich Rickert，The Limit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Natural Science：A log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ical Sciences，trans.by Guy Oak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pp.18—19.

[35]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40页。

[36]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涂纪亮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83页。

[37]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壬庆节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6页。

[38]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75页。

[39]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r Anschauung und des Ausdrucks：Theorie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GmbH，1993，S.154.

[40]Martin Heidegger，Phänomenologie der Anschauung und des Ausdrucks：Theorie der Philosophischen Begriffsbildung，S.189.

[41]在那个时代，“相对性”是中性词，而“相对主义”则是贬义词。

[42]Ernst Troeltsch，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S.4.

[43]Ernst Troeltsch，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S.9.

[44]Ernst Troeltsch，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S.772.

[45]特勒尔奇：《关于我的著述》，朱雁冰译，载于《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329页。

[46]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19—20页。人名翻译略有改动。

[47]Ernst Troeltsch，“The Dogmatics of the History-of-Religions School”，Religion in History，trans.by James Luther Adams and Walter F.Bense，Minneapolis：Fortress Press，1991，p.87.此处的“宗教史派”不是指纯粹研究宗教史的历史学派别，而是借助宗教史研究来解释教义问题的神学派别。

[48]特勒尔奇：《神学中的历史学和教义学方法》，载于特勒尔奇：《基督教理论与现代》，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第113页。

[49]特勒尔奇：《神学中的历史学和教义学方法》，第116页。

[50]海德格尔：《宗教生活现象学》，第55页，另见第31—54页。

[51]特勒尔奇至少早在《康德宗教哲学中的历史之物：兼论康德的历史哲学》（1904）中就使用了das Historische一词，在这篇长达130页的文章中，特勒尔奇强调了康德的宗教哲学是宗教与历史的有机结合。Ernst Troeltsch，“Das Historische in Kants Religionsphilosophie.Zugleich ein Beitrag zu den Untersuchungenüber Kants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Kant-Studien，Bd.9（1904），S.21—154.

[52]Charles R.Bambach，Heidegger，Dilthey and the Crisis of Historicism：History and Metaphysics in Heidegger，Dilthey，and the Neo-Kantians，p.1.

[53]列奥·施特劳斯：《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与政治哲学》，丁耘译，载于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

[54]特勒尔奇：《神学中的历史学和教义学方法》，第122页。

[55]特勒尔奇：《神学中的历史学和教义学方法》，第122页。

[56]特勒尔奇对文化政治问题的关注，参见Ernst Troeltsch，Schriften zur Politik und Kulturphilosophie（1918—1923），hrsg.von Gangolf Hübinger，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2.在这部文集中，特勒尔奇对魏玛德国的民主政治、社会主义运动、大学、德意志文化、公共文化等主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57]特勒尔奇：《关于我的著述》，第328页。

[58]Ernst Troeltsch，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in Fünf Vorträge zu Regligon und Geschichtsphilosophie für England und Schottland.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Überwindung（1924）/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1923）.Herausgegeben von Gangolf Hübinger in Zusammenarbeit mit Andreas Terwey.Kritische Gesamtausgabe，Bd.17，Berlin：Walter de Gruyter，2006，S.151.

[59]Ernst Troeltsch，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177—178.

[60]Ernst Troeltsch，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164.

[61]Ernst Troeltsch，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176—178.

[62]Ernst Troeltsch，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147.

[63]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陆月宏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0年，前言，第3页。

[64]Ernst Troeltsch，Christian Thought：Its History and Application，S.187.

[65]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前言，第1页。

[66]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前言，第2页。

[67]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前言，第4—5页。

[68]Friedrich Meinecke，Autobiographische Schriften，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Eberhard Kessel，Stuttgart：K.F.Koehler Verlag，1969，S.90—96，232—236.

[69]Wolfgang Kämmerer，Friedrich Meinecke und das Problem des Historismus，Frankfurt am Main：Peter Lang，2014，S.134.

[70]梅尼克在书信中谈到《历史中的因果性与价值》一文是针对李凯尔特的，参见Friedrich Meinecke，Ausgewählter Briefwechsel，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Ludwig Dehio und Peter Classen，Stuttgart：K.F.Koehler Verlag，1962，S.337.

[71]除了梅尼克的书信，还可以参考特勒尔奇著作历史考证版第18—21卷（其中21卷尚未出版），里面有不少与梅尼克的通信。参见Ernst Troeltsch，Briefe I（1884—1894），Briefe II（1894—1904），Briefe III（1904—1915），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Wilhelm Graf，Berlin：De Gruyter，2013，2014，2016.

[72]Ernst Troeltsch，Briefe III（1904—1915），herausgegeben von Friedrich Wilhelm Graf，Berlin：De Gruyter，2016，S.163.

[73]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时殷弘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596页。

[74]Otto Hintze，“Troeltsch and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sm：Critical Studies”，p.404.

[75]Karl Mannheim，“Historicism”，p.122.

[76]Otto Hintze，“Troeltsch and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sm：Critical Studies”，p.375.

[77]Otto Hintze，“Troeltsch and the Problems of Historicism：Critical Studies”，pp.413—414.(www.xing528.com)

[78]Karl Mannheim，“Historicism”，p.104.

[79]Karl Mannheim，“Historicism”，P.120.

[80]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52—553页。

[81]Friedrich Meinecke，“Kausalitäten und Werte in Geschichte”（1925/1928），in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herausgegeben und eingeleitet von Eberhard Kessel，Stuttgart：K.F.Koehler Verlag，1959，S.83.

[82]Friedrich Meinecke，“Deutung eines Rankewortes”（1942），in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S.117—139.

[83]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15页。

[84]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17页。

[85]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14页。

[86]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52页。

[87]李凯尔特：《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第83页。

[88]Friedrich Meinecke，“Kausalitäten und Werte in Geschichte”，in Zur Theorie und Philosophie der Geschichte，S.76.

[89]“关于有价值物的存在，价值述语的附加丝毫不能提供什么新的启发，它只是又预先为有价值的物设定了纯粹现成状态的存在方式。价值是物的现成的规定性。价值的存在论起源最终只在于把物的现实先行设定为基础层次。”“解释并非把一种‘含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事物头上，并不是给它贴上一种价值。”分别参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116、175页。

[90]迈内克：《马基雅维里主义》，第526—528页。

[91]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73页。

[92]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74页。

[93]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前言，第9页。

[94]弗里德里希·梅尼克：《历史主义的兴起》，第554页。

[95]Frederick C.Beiser，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1，p.2.

[96]Friedrich Jaeger und Jörn Rüsen，Geschichte des Historismus：Eine Einführung，München：Verlag C.H.Beck，1992，S.6—7.Otto Gerhard Oexle，Geschichtswissenschaft im Zeichen desHistorismus Studien zu Problemgeschichten der Moderne，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96，S.41—45.

[97]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等论著中往往同时使用historicism和historism这两个概念，鉴于此种特殊情况，为了不致引起混乱，本节论及波普尔的这两个概念时，一律不做翻译。涉及德语中Historizismus与Historismus的区分时，本节也将不作翻译。

[98]Dwight E.Lee and Robert N.Beck，“The Meaning of‘Historicism’”，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59，No.3（1954），p.574，577.

[99]Georg G.Iggers，“Historicism：The History and Meaning of the Term”，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56，No.1（1995），pp.136—137.

[100]波普尔论著的德语译本统一将historicism译作Historizismus。比如，《历史主义的贫困》（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被统一译作Das Elend des Historizismus。

[101]Hans-Walter Hedinger，[Art.]Historismus/Historizismus.in HistorischesWörterbuch der Philosophie.Hrsg.von Joachim Ritter[u.a.].Bd.3.Basel/Stuttgart，1974，S.1146.

[102]Donald R.Kelley，“Historicism”，in Maryanne Cline Horowitz（ed.），New Dictionary of the History of Ideas，Vol.3，Detroit，MI：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5，p.1001.

[103]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355.

[104]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两部著作中，明确区分了historicism和historism，前者表示某种“历史预言论”，后者表示某种“历史决定论”。参见Karl.R.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Boston：The Beacon Press，1957，p.17；Karl.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Vol.II，London：George Routledge&Sons.LTD，1945，p.196，201，202，242.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58页；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二卷，郑一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第328页、第330页、第384页。中译本将sociologism译作“社会学主义”，将与其对应的historism译作“历史学主义”（偶尔又译作“历史主义”）。

[105]目前，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的三个中译本的书名译法并不统一：卡尔·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何林、赵平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该书再版时更名为《历史主义贫困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2014年再版）；卡尔·波普尔：《历史定论主义的穷困》，李丰斌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本节不赞同将historicism译作或理解为“历史决定论”：首先，波普尔使用的historicism是指“历史预言论”，即便历史可预言隐含了历史被某种力量决定的意思，但译作“历史决定论”容易让人误解，因为在中文语境中，受历史支配才被称为“历史决定论”，就像受经济因素支配被称为“经济决定论”一样；其次，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波普尔使用了historical determination，如果将historicism译作“历史决定论”，就会与historical determination这样的概念混淆；再次，为了体现波普尔所使用的historicism与Historizismus或Historismus的渊源关系，将historicism译作“历史主义”才更合适。

[106]参见Dwight E.Lee and Robert N.Beck，“The Meaning of‘Historicism’”，p.568；Alan Donagan，“Popper's Examination of Historicism”，in Paul Arthur Schilpp（ed.），The Philosophy of Karl Popper，La Salle，IL：Open Court，1974，pp.905—909.

[107]参见Karl Heussi，Die Krisis des Historismus，Tübingen：Verlag von J.C.B.Mohr（Paul Siebeck），1932，S.3—4.

[108]胡塞尔：《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第44页、第53页。

[109]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邱仁宗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19—126页。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pp.359—360.

[110]Karl.R.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pp.3—4.

[111]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多次引述马克斯·韦伯，根据引述内容可知，波普尔非常熟悉韦伯的《科学论文集》（中文版《社会科学方法论》只包含了其中三篇论文），正是在这部论文集中，韦伯集中阐述了他的“理想型”学说。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十一章的注释中，波普尔直接提及，“韦伯的‘理想型’很大程度上可对应于亚里士多德和胡塞尔的本质”。参见Karl 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p.278；Karl.R.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pp.145—146.

[112]马克斯·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韩水法、莫茜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第43页。

[113]Christopher Adair-Toteff（ed.），The Anthem Companion to Ernst Troeltsch，London：Anthem Press，2018，p.160.

[114]在德罗伊森那里，“唯物主义”包括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经济上的“货币主权论”，以及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等思潮。参见阿图尔·阿尔法克斯·阿西斯：《德罗伊森历史理论中的“现时代史”》，吕和应译，载于《新史学》第11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67—80页。在克罗齐那里，语文学不再是一个有别于历史学的学科，它就是德国现代史学的别称。

[115]Hans Meyerhoff（ed.），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in Our Time，New York：Doubleday，1959，pp.299—300.

[116]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p.356.

[117]沃尔什评《历史主义的贫困》，参见W.H.Walsh，Philosophy，Vol.35，No.135（1960），p.358.

[118]Annette Wittkau，Historismus：Zur Geschichte des Begriffs und des Problems，Göttingen：Vandenhoeck &Ruprecht，1992，S.20—21.

[119]Karl.R.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p.80.

[120]Alan Donagan，“Popper's Examination of Historicism”，pp.907—908.Malachi Haim Hacohen，Karl Popper-the Formative Years，1902—1945：Politics and Philosophy in Interwar Vienna，p.357.

[121]主要参见Karl.R.Popper，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p.333.第23章注释1。

[122]Frederick C.Beiser，The German Historicist Tradition，pp.3—6.

[123]Karl.R.Popper，The Poverty of Historicism，p.143.

[124]参见Ernst Troeltsch，Der Historismus und seine Probleme，Erstes Buch：Das Logische Problem der Geschichtsphilosophie，Tübingen：Verlag von J.C.B.Mohr，1922.

[125]同为流亡海外的犹太人，与波普尔不同的是，列奥·施特劳斯对历史主义的批判延续了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时期对相对主义的批判。参见《信仰与政治哲学：施特劳斯与沃格林通信集》，谢华育、张新樟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

[126]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第119页。

[127]卡尔·波普尔：《无尽的探索——卡尔·波普尔自传》，第120—121页。引文有改动。

[128]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彭刚、顾杭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年。

[129]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孙立新、蒋悦等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7—59页；贺五一：《伊格尔斯访谈录》，《史学理论研究》2013年第4期，第88页；埃娃·多曼斯卡主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20页。

[130]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56—57页。

[131]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39页。

[132]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92页。

[133]伊格尔斯在为《观念史辞典》撰写的“历史主义”词条特别提到，“波普尔在其名著《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仍然时常用historicism指德国的传统”。参见伊各斯：《历史主义》，周樑楷译，载于张京媛主编：《新历史主义与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85页。

[134]贺五一：《伊格尔斯访谈录》，尤其是第93页。

[135]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96页。

[136]Karl Jaspers，The Question of German Guilt，trans.by E.B.Ashton，New York：Fordham University Press，2000，pp.25—28.

[137]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初版序，第12—13页。

[138]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52页。

[139]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60页。

[140]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344页。

[141]Georg Iggers，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eine Kritik der traditionellen Geschichtsauffassung von Herder bis zur Gegenwart，München：Dt.Taschenbuch Verlag，1971，1972，1976；Georg Iggers：Deutsche Geschichts-wissenschaft：eine Kritik der traditionellen Geschichtsauffassung von Herder bis zur Gegenwart，Vienna：Böhlau Verlag，1997.

[142]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173—177页。

[143]哈贝马斯等：《希特勒，永不消散的阴云？——德国历史学家之争》，逢之、崔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第214—218页。

[144]分别参见埃娃·多曼斯卡主编：《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第122页；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第4页；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171页。

[145]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177—179页。

[146]吕森和约尔丹为兰克的《历史上的各个时代》（杨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撰写的编者导言以及吕森为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胡昌智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撰写的引论，都在介绍完兰克和德罗伊森的基本史学思想之后，再指出其史学思想的局限，并希望读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47]Thomas Nipperdey：“Historismus und Historismuskritik heute”，in Gesellschaft，Kultur，Theorie：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neueren Geschichte，Göttigen：Vandemhoeck &Ruprecht，1976，S.63—69.对照吕森对“新历史主义”的批判，Jörn Rüsen，“Zur Kritik des Neohistorismus”，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Vol.33（1979），S.243—263.

[148]于尔根·科卡：《社会史：理论与实践》，景德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05页。

[149]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istory，edited by Georg Iggers and Konrad von Moltke，New York：The Bobbs-Merrill Company，1973；Leopold von Ranke，The Theory and Practiceof History，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by Georg G.Iggers，New York：Routledge，2011.两个版本最大的区别是：所选篇目有增删（删除了洪堡的论文《论史学家的任务》，增加了兰克的两篇短文），伊格尔斯改写了新版的导论。

[150]Georg G.Iggers and James M.Powell（ed.），Leopold von Ranke and the Shaping of the Historical Discipline，Syracuse：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1990.

[151]Georg G.Iggers，“Historiography between Scholarship and Poetry：Reflections on Hayden White's Approach to Historiography”，Rethinking History：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Vol.4，No.3（2010），pp.373—390；Hayden White，“An Old Question Raised Again Is Historiography Art or Science？”（Response to Iggers），Rethinking History：The Journal of Theory and Practice，Vol.4，No.3（2010），pp.391—406.前一篇文章有两个译本，参见乔治·伊各斯：《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壬贞平译，《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撰：对海登·怀特历史编撰方法的反思》，陈恒译，载于陈启能、倪为国主编：《书写历史》第一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后一篇文章有一个译本，参见海登·怀特：《旧事重提：历史编撰是艺术还是科学》，陈恒译，同样载于《书写历史》第一辑。

[152]Frank Ankersmit：“Historicism：An Attempt at Synthesis”，History and Theory，Vol.34，No.3（1995），pp.143—161；Georg G.Iggers：“Comments on F.R.Ankersmit's Paper，‘Historicism：An Attempt at Synthesis’”，History and Theory，Vol.34，No.3（1995），pp.162—167.F.R.Ankersmit：“Reply to Professor Iggers”，History and Theory，Vol.34，No.3（1995），pp.168—173.Frank Ankersmit：“The Necessity of Historicism”，Journal of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Vol.4，No.2（2010），pp.226—240.安柯斯密特：《历史主义》，载于《历史表现中的意义、真理和指称》，周建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1—31页。

[153]威尔玛·伊格尔斯、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的两面：动荡岁月的生活记录》，第171页。

[154]对伊格尔斯《德国的历史观》及其德语版的评论，参见Lewis D.Wurgaft，History and Theory，Vol.8，No.3（1969），pp.404—418；H.Butterfield，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Vol.86，No.339（1971），pp.337—342；Manfred J.Enssle，German Studies Review，Vol.9，No.3（1986），p.625；W.M.Simon，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74，No.3（1969），pp.1019—1021；Robert E.Herzstein，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86（1969），pp.196—197；Ulrich Muhlack，Historische Zeitschrift，Bd.272，H.3（2001），pp.681—682.

[155]伊格尔斯还在不遗余力地证明，德国史学家应该为其主战言论造成的不良后果负责。参见格奥尔格·伊格尔斯：《历史学家面对战争》，张旭鹏译，《山东社会科学》，2006年第10期。

[156]《德国的历史观》，第12页。

[157]《自然权利与历史》，第26页。

[158]格奥尔格·伊格尔斯：《重新审视历史进步观念》，张文涛译，《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159]格奥尔格·伊格尔斯：《从后（后）现代主义视角看历史学的利与弊》，詹霞译，《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7期。

[160]汉斯-乌尔里希·韦勒：《德意志帝国》，邢来顺译，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前言第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