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伊格尔斯思想史定位

在历史主义谱系的建构者当中，伊格尔斯占据看一个特殊的位置。与大多数建构者相比，伊格尔斯是纯粹的思想史家和史学史家，他谈不上有什么原创性的思想体系，但这并不会在根本上动摇伊格尔斯在德国历史主义研究史上的重要地位。接下来，我们将从两个方面来为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谱系进行思想史定位：首先，伊格尔斯的批判立场具有鲜明的个人色彩，既有别于列奥·施特劳斯、波普尔和阿伦特这样的流亡犹太思想家的批判立场，又有别于吕森这样的战后一代历史哲学家的批判立场；其次，伊格尔斯使历史主义完成了德国化和史学化的转向。凭借这两方面的贡献，伊格尔斯在德国历史主义研究史上的地位就永远不可能被抹杀。

伊格尔斯延续了20世纪初德国思想家对历史主义的批判，但在二战之后，批判的重点不再是相对主义，而是历史主义保守的政治意涵。在伊格尔斯之前，列奥·施特劳斯、波普尔和阿伦特作为流亡的犹太思想家已完成了对历史主义的第一轮政治批判，不过，他们对历史主义的政治意涵的理解不同，提出的解决方案也大异其趣，施特劳斯和阿伦特希望重返古典时代寻求济世良方，以前现代性来克服现代性，他们倾向于认为，德国的浩劫是现代性的表征和产物，而波普尔则服膺于奠基于批判理性主义的自由主义。在这三位犹太思想家中，伊格尔斯与波普尔具有更多相似点，因为施特劳斯和阿伦特与同时代的许多德国思想家一样，都是以德国思想资源来克服现代性问题。从教育经历和社会活动来看，伊格尔斯显然更多受到了美国的民主观念影响，他致力于从德国之外的思想传统来批判历史主义，这样就容易克服施特劳斯和阿伦特思想中相对保守的因素，即对自由主义的质疑。

安克斯密特曾与伊格尔斯在1995年围绕历史主义展开了学术争论，交锋过程中，安克斯密特曾评价说，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是过去二十五年关于历史主义最权威的著作。安氏的评价并非虚言。在二战之后，系统梳理历史主义的著作相对有限，除了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就数吕森和耶格尔合著的《历史主义史导论》了。就思想史意义而言，伊格尔斯的著作当在吕森和耶格尔的著作之上。伊格尔斯凭借《德国的历史观》参与了战后初期联邦德国的思想争论，与德国战后一代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相比，他少了更多的历史包袱，可以对历史主义采取更坚决的批判态度。然而，吕森及其学生对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暖昧的：一方面，他们需要从历史主义中吸取理论资源，以确立德国历史哲学的特色；另一方面，出于政治正确的考量，时刻又不忘表露批判的态度。^[146]如果说吕森这样的战后一代历史哲学家在面对历史主义时惯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策略，那么海登·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则可以毫无负担地将历史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资源。此时，我们可以辨识出伊格尔斯与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的另一个重要差别：尽管怀特和安克斯密特看到了历史叙事或表现中的政治意涵，但他们所谓的政治意涵更多是其历史叙事或表现理论附带性的装饰，他们只是呈现这些政治意涵，而伊格尔斯比他们更进一步，不仅要揭示这些政治意涵，而且要对其中保守的政治意涵进行深入批判。

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谱系的两个鲜明特点是历史主义谱系的德国化和史学化。我们先来考察历史主义谱系的德国化。

历史主义的德国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主义批判中，历史主义被视为一种欧洲的现象，不仅德国发展出了历史主义，在特勒尔奇和梅尼克看来，法国和英国也是历史主义的重要发源地。在其历史主义谱系中，德国思想家和史学家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正如上文所述，二战之前，梅尼克这代学者一直纠结于德国与西方的关系，把历史主义视为欧洲的而非德国的现象，一定程度上可以缓和人们对历史主义的指控。梅尼克的历史主义谱系已经开启了历史主义德国化的进程，而伊格尔斯最终完成了历史主义的德国化。伊格尔斯并不否认德国之外的其他国家也存在历史主义思想，但他认为历史主义在德国获得了“最激进的表述”。

特勒尔奇是历史主义的批判者，在他那里，强调德国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历史主义谱系中的重要地位，无异于声称德国的历史主义危机最为严重。相反，梅尼克正面肯定了历史主义是一场发端于欧洲的伟大的思想运动，他将历史主义德国化，指出德国思想家和史学家在其中扮演中坚角色，无疑是想表明德国对于这场运动具有极其重要的贡献。而伊格尔斯的想法与梅尼克截然不同，伊格尔斯作为流亡的犹太裔学者，他对历史主义始终是持批判的态度，他越是将历史主义德国化，越是说明他要集中批判德国的历史思想传统。联邦德国在讨论大屠杀是德国特有的现象还是全世界普遍的现象时，越是强调大屠杀是德国特有现象的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越是勇于承担全部历史罪责，也唯有如此，德国的历史反省才具有彻底性，以此类推，对伊格尔斯来说，越是强调历史主义是德国特有或在德国发展最充分的思想，越能彻底清算历史主义试图为历史罪责辩解的保守的政治意涵，也就是说，越能表达一种悔罪意识。为此，梅尼克与伊格尔斯将历史主义德国化的做法属于同床异梦。

伊格尔斯作为20世纪下半叶最著名的史学史家之一，同样也完成了对历史主义谱系的史学化。所谓的史学化是指历史主义谱系围绕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建构，致力于解决历史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与此同时，那些非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被排除在历史主义谱系之外。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谱系的史学化与他作为重要史学史家的身份密不可分。

尼佩代是联邦德国“新历史主义”的鼓吹者，他希望在新的语境下，通过“去传统化”“去理论化”“去专业化”“去民族主义化”“去社会学化”“去政治化”以及“去本体论化”等“去神化”或“去观念论化”的方式来革新历史主义。^[147]也就是说，历史主义要与时俱进，就需要改变其观念论的理论根基，抛弃陈腐的偏见，以学术为宗旨，服务于历史研究。伊格尔斯显然不完全赞同尼佩代的观点，因为后者将历史研究与社会割裂，而容易忽视其中的政治意涵。伊格尔斯变成了彻底的反历史主义者，而尼佩代只不过修正了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但无论是作为反对者的伊格尔斯还是作为赞同者的尼佩代，他们都是从历史主义对于历史学的利弊来看待问题。(www.xing528.com)

历史主义谱系的史学化大概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历史主义在其他学科式微，而唯与历史学的关系仍然较为紧密。历史主义曾广泛影响哲学、法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诸学科，自梅尼克开始，由于学科范式转型，历史主义在哲学、法学、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式微，唯与历史学的关系尚且牢固，但到了二战之后，历史主义受到其他理论的挑战，它不再是论证历史学合法性的唯一理据。在伊格尔斯的《德国的历史观》《欧洲史学新方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和《全球史学史》等论著中，他一再论及社会科学给历史主义带来的挑战。即便历史主义逐渐衰落，但它作为一种与历史学的关系匪浅的思维方式“阴魂不散”，随时可能重新掌控人们的历史意识。二是在战后，历史主义争论主要集中于历史学领域。在联邦德国史学中，历史主义一直是一个敏感话题，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政治问题。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主义危机讨论相比，二战之后，在历史学家群体中，关于历史主义的相关讨论越来越脱离形而上的层面（不少哲学家延续了他们在战前的形而上的讨论）。在形而上的层面讨论历史主义，历史主义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但联邦德国语境最大的变化在于，历史主义上升为一个政治问题，于是乎，以前的理论争论如今演变成了政治立场和观念的争论，正因为如此，1930年代，梅尼克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撰写为历史主义辩护的《历史主义的兴起》，而在战后，毫不批判地赞同历史主义已变得政治不正确了。

关于历史主义史学化的表征，我们将举三个例子具体说明。

历史主义重要概念的讨论具象化为史学命题。比如，“个体性”是历史主义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在战后的讨论中，关于此概念的讨论不再抽象化，它们具象化为“希特勒的个体性是否值得肯定”，“德意志特殊道路是否合理”，“德国与西方相比是否具有特殊性”，“大屠杀是否是德国特有的现象”。在激烈的争论中，“个体性”概念的复杂性得以呈现，我们看到，不管是反历史主义者还是新历史主义者，都在利用“个体性”为自己的主张进行辩护。作为反历史主义者，伊格尔斯否定德意志特殊道路，因为它给德国带来了诸多灾难，但他同时又强调大屠杀为德国特有的现象，德国必须为此承担历史罪责。作为新历史主义者，尼佩代借用兰克的名言声称，每个时代都具有独立性，不能单纯根据魏玛德国的垮台来解释第三帝国的兴起，因为后者具有不同于魏玛德国的特殊性，魏玛德国不应该受到过多株连。^[148]

兰克在历史主义谱系中享有崇高的地位。在特勒尔奇的历史主义谱系中，兰克只是黑格尔辩证法的尊奉者，其地位的跃升始于梅尼克，梅尼克将兰克视为19世纪历史主义的集大成者。伊格尔斯大致继承了梅尼克的观点，但对兰克史学中的保守主义多了几分批判。在伊格尔斯的谱系中，兰克是历史主义的奠基者。兰克生前是作为史学家而闻名于世，通过梅尼克以及后世研究者的发掘，兰克在身后又获得了原创性理论家的头衔。伊格尔斯及其夫人威尔玛在英语世界首次系统编译了兰克的理论文集《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149]，此外，伊格尔斯还与鲍威尔合作主编了《兰克与历史学科的塑形》。^[150]在伊格尔斯的多部论著中，兰克都被视为古典历史主义的代表和现代史学的开创者，其地位之崇高由此可见一斑。

伊格尔斯以历史主义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争论。海登·怀特的《元史学》开创了叙事主义历史哲学的时代，然而，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部著作并非完美无瑕，其中涉及德国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的章节遭到了伊格尔斯的严厉批评，尽管存在观点分歧，但怀特还是虚心接受了伊格尔斯的部分批评意见。伊格尔斯主要有两点批评：第一，怀特在写作《元史学》时未对选取的史学家或历史哲学家的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伊格尔斯以兰克为例，他直截了当指出，怀特未曾直接解析兰克的诸如《教皇史》或《德国宗教改革史》这样的文本，而是茏统论述兰克的文本符合某种情节模式或意识形态意涵；第二，怀特在文本分析时忽略了文本的语境，包括作者的意图，在伊格尔斯看来，脱离语境的文本分析是没有意义的。^[151]安克斯密特希望在叙事主义历史哲学中复兴历史主义，伊格尔斯也不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在1995年的争论中，伊格尔斯主要指摘安克斯密特将启蒙史学与历史主义截然分开，或者说，将历史的文学一面与其学术一面对立起来。安克斯密特基本接受伊格尔斯的批评，并不断夸赞伊格尔斯及其《德国的历史观》在历史主义研究领域的权威性。^[152]怀特和安克斯密特都是富有原创性的历史哲学家，但他们在进行理论论证时，时常需要借助历史论证（有时会援引或批评历史主义）来增强说服力，在对相关材料的熟练掌握方面，伊格尔斯更胜一筹，他多次指出了怀特和安克斯密特在历史论证方面存在的不足。

伊格尔斯完成历史主义谱系的德国化和史学化，固然奠定了他在历史主义研究史上的关键地位，但他对历史主义的彻底批判能获得广泛赞同，本身就说明历史主义已经式微。正如安克斯密特所言，即便是在德国，历史主义也快沦落到了无人问津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