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检索《历史主义的贫困》《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和《自传》，我们发现，波普尔未曾提及兰克和德罗伊森这两位德国历史主义的巅峰人物，他也只在论及政治哲学时偶尔提及威廉·洪堡。如果从梅尼克所定义的“历史主义”（Historismus）来看，波普尔的论述的确未触及历史主义传统。但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梅尼克所定义的“历史主义”（强调个体性与连续性）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对“历史主义”的规定（其核心问题是价值相对主义）。[118]既然如此，波普尔所批判的historicism与19、20世纪之交的“新历史主义”以及与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有无关联呢？
接下来，我们将论证，波普尔对historicism的批判与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存在某种关联，但其犹太身份以及欧洲形势分别在1919年和1933年之后风云骤变让他赋予了历史主义危机不一样的内涵。
对于德国的这场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波普尔是否有所了解呢？答案是肯定的，波普尔知晓这场大讨论，这一点可以根据他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提及的学者及其理论来判断。
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批判“整体论”（holism）时，在注释中就提及了特勒尔奇，他认为，特勒尔奇与曼海姆一样，宣扬历史学的对象是“具体的个体性整体”（concrete individualwholes）。[119]此为第一项证据。此外，有论者指出，曼海姆是波普尔最重要的论敌之一。[120]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主要引述了曼海姆的《意识形态与乌托邦》（1929年的德文版）和《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41年的英文版）[121]，这两部著作都提及了历史主义和特勒尔奇。曼海姆的其他著作——《思维结构》（1922—1924）、《知识社会学》（1925）和《保守主义》（1927）——更多论及了历史主义和特勒尔奇。波普尔虽未直接引述，但很可能也有所耳闻或阅读。波普尔很可能是通过曼海姆的著作了解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的。
如果不深入阅读波普尔的著作，仅依据波普尔茏统定义的historicism来评价其理论，就很容易造成误解。波普尔在《历史主义的贫困》的导论中将historicism直接定义为“历史预言论”，如果仅就此而论，他的historicism自然与历史主义传统相去甚远。但研读其具体论述，我们分明又看到他对历史主义传统了然于胸。
拜塞尔在《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中提出，“反自然主义”（早期历史主义者并不反对自然主义）、“个体性”、“唯名论”和“整体论”都是历史主义的重要议题。[122]这些议题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它们更多是作为波普尔批判的对象）。比如，波普尔将historicism的支持者划分为反自然主义派和拥自然主义派，实际上与19世纪中叶以来德国学者讨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及其理论奠基有关；在“历史主义的反自然主义学说”一章，波普尔讨论了“整体论”“直觉式的理解”和“唯名论”等议题；在反驳拥自然主义学说时，波普尔则又为“个体性”积极辩护，他写道：“历史学的特征是，与其说它对规律或概括感兴趣，还不如说它对实际的、单一的或特定的事件感兴趣。”[123]
现代学者撰写的历史主义发展史著作深受梅尼克影响，他们考察的主要是反自然主义的历史主义者。但在特勒尔奇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中，我们看到他除了讨论历史主义，还讨论了自然主义与历史主义的关系，除了考察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洪堡、萨维尼、兰克、德罗伊森、狄尔泰、李凯尔特和马克斯·韦伯等典型的历史主义者，还讨论了圣西门、孔德、穆勒、斯宾塞、冯特等实证主义者。[124]此举与波普尔将historicism的支持者划分为反自然主义派和拥自然主义派大同小异。(www.xing528.com)
波普尔是在反历史主义的意义上承继了历史主义传统。从表面来看，波普尔所批判的historicism与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无甚关联，因为他并未专注于批判相对主义，但仔细分析可见，波普尔对历史预言论及其空想性的批判以及主张“零星社会工程学”，其实是对作为历史主义重要议题的“整体论”的集中批判。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主要是对相对主义的批判，而波普尔则开启了历史主义批判的新视野，他将历史主义批判的重点转变为对整体论的批判。[125]
在《历史主义的贫困》的“反自然主义学说批判”一章，波普尔的全部论证都围绕对整体论的批判展开。他否定整体社会工程学的空想性，主张建立零星社会工程学，他质疑人们可以对社会进行总体把握乃至提出一整套规划方案，认为社会发展需要循序渐进，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过程中修正发展路径。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他对黑格尔、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历史哲学家的批判，也是源于他们对世界历史的未来提出了一种预期。比如，黑格尔将历史与自由联系起来，强调人类终将走向自由，这是他进步的一面，但他同时又在整体论的框架下提出，国家是个人实现自由的保障，个人必须服从国家，这又是他保守的一面。
波普尔对整体论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历史预言论的批判，源于他作为流亡的犹太人对20世纪上半叶欧洲政局动荡的敏感。波普尔在其《自传》中写道，1919年，他作为共产主义者目睹了青年社会主义者和共产党工人被维也纳军警枪杀，这使他对historicism产生了最初的怀疑；1927年，他又目睹了大量手无寸铁的社会民主党工人和旁观者被枪杀，这让他认识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是在自取灭亡；加上犹太人的处境在希特勒上台之后变得举步维艰，于是他选择了流亡。由于希特勒在1938年占领了奥地利，波普尔当即决定发表《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126]，他这样做具有明显的政治动机：
《历史主义的贫困》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是我为战争而作的努力。我认为自由又可能成为一个中心问题，尤其是在历史主义的影响重新复活和大规模“规划”（或“统制主义”）的思想之下；因而这些书意味着反对极权主义的和独裁主义的思想以保卫自由，以及作为防止迷信历史主义的危险的警告。[127]
根据上述引文，波普尔将historicism批判与“极权主义”（totaltarianlism）批判联系起来，可是，批判前者似乎与批判后者没有关系。如果将“整体论”作为historicism的核心，那我们将会看到二者存在明显的关联。对波普尔来说，《历史主义的贫困》是从哲学上对“整体论”的批判，而《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则是从政治哲学上对“极权主义”的批判，二者在批判某种“总体性”（whole/totality）思维和策略的基础上统一起来。
无独有偶，曼海姆的《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1935年德文版）、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1944）和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与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样，都是对极权主义的批判性反应。正因为他们，我们才需要重新来审视历史主义的保守一面。与梅尼克等德国学者在二战之后为历史主义辩护不同，作为流亡的犹太人，伊格尔斯在《德国的历史观》中批判了受历史主义影响的德国政治观念过于重视国家和集体而忽视了个人的自由和权利。[128]就此而言，历史主义应该为德国人乃至全欧洲人在20世纪上半叶经受的苦难承担一部分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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