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棘手的问题：由于“历史主义”被不同的思想家赋予了不同的含义，后世研究者如果想撰写一部关于历史主义发展史的论著，就必须首先界定“历史主义”一词的内涵和外延。于是我们看到，拜塞尔（Frederick C.Beiser）在其《德国的历史主义传统》的导论中明确指出：“我将给予‘历史主义’一种规定性的而非描述性的定义。”[95]耶格尔和吕森也在其合著的《历史主义史导论》的导论中清理出了历史主义的三重含义。[96]
在讨论“历史主义”的概念史时，研究者都绕不过卡尔·波普尔。论者一般认为，波普尔赋予了historicism[97]一种与众不同的含义，他对historicism的批判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无甚关联。
德怀特·李和罗伯特·贝克撰写的《“历史主义”的含义》一文较早关注到了Historismus在英语世界的翻译问题，两位作者认为，波普尔将historicism定义为“历史预言”偏离了“历史主义”的主要含义，他们主张摒弃波普尔的特殊用法。[98]伊格尔斯在《历史主义：此术语的历史和含义》一文中，除了指出波普尔的特殊用法之外，还特别提醒读者，波普尔在论著中明确区分了historicism与historism。[99]《哲学历史辞典》将Historizismus和Historismus视为含义差别不大的异体字，在该词条的结尾处论及波普尔时，作者声称，波普尔所使用的historicism（Historizismus）[100]与Historismus的含义截然不同。[101]唐纳德·凯利为《新观念史辞典》撰写的“历史主义”词条称，波普尔和曼德尔鲍姆等学者滥用了historicism一词，使得其含义越来越混乱。[102](www.xing528.com)
综上所述，论者普遍认定，波普尔所定义的historicism完全偏离了历史主义传统，但至于二者是否在概念上存在某种延续性，论者几乎都语焉不详。即便是哈科恩（Malachi Haim Hacohen）关于波普尔早期学术生涯（1919—1945）的研究都未能澄清两个关键问题：第一，波普尔为什么会选择historicism而非英语世界当时更通行的historism来指称其批判的理论；第二，波普尔所批判的historicism与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是否存在某种关联。[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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