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尼克的历史主义叙事—德国现代史学探微

概言之，梅尼克的历史主义叙事具有三个特点：第一，梅尼克通过思想史研究来回应同时代的思想争论；第二，在梅尼克的历史主义谱系中，歌德和兰克被置于最核心的位置；第三，梅尼克的历史主义谱系与他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等论著中关照的德意志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有关联，这种关联赋予其历史主义谱系某种政治意涵。

梅尼克作为思想家与思想史家的身份不是截然对立的，将二者结合起来反倒是他作为历史主义拥护者的显著特征。历史主义的题中之意是通过追溯历史、借助历史资源来形成新的理解和阐释，而梅尼克的大量工作就是通过思想史研究来解决同时代的思想争论，这与尼采从前苏格拉底时代汲取思想资源用以批判欧洲现代性如出一辙。

从梅尼克的主要著作来看，他几乎都以思想史研究来回应同时代的思想争论。以《历史主义的兴起》为例，这部著作是一部探讨历史主义在欧洲兴起的思想史著作，它不是纯粹的语境还原的著作，从行文来看，满篇皆是“为我所用”的论断。在论及歌德时，梅尼克不断引入同时代的思想争论问题，如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问题、历史主义蕴含的相对主义问题。梅尼克曾在书中言及，“歌德彻底超越了西美尔所谓的启蒙运动‘量’的个体主义”。^[83]歌德与西美尔并不属于一个时代，歌德也不可能复活以回应西美尔，梅尼克此类“关公战秦琼”的表述意在表明，歌德可以为解决19、20世纪之交的理论难题提供思想资源。梅尼克虚拟了歌德对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之争的态度，他绘声绘色地描述道：“在19世纪末，历史解释的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争执，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努力克服存在于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的思想方式之间的裂缝，歌德多半是泰然自若地、含笑地恭候它，仿佛这是一件与他毫不相干的事情。他观察历史流动看的生命，似乎它们是向一位超然的观察者显现出来的——既不能单独地为大众的与时代的强力所决定，也不能单独被伟大的个人所决定。”^[84]为了回应历史主义蕴含的相对主义问题，梅尼克先借歌德之口说出“从个体出发上升到普遍，首先在个体的具体特征中寻找普遍性，这成为历史主义的基本要求”^[85]，然后总结道，“歌德的相对主义就像默泽尔的一样，是一种积极的相对主义，只是植根更加深厚，它免于感染对于个体意愿价值的软弱的怀疑，不至于在面对历史的基本力量时茫然失措或者陷入动摇不定的机会主义”。^[86]梅尼克通过思想史研究来回应同时代的思想争论的做法，与欣策和曼海姆借评论特勒尔奇的《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来阐发自身观点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

除了通过思想史研究来回应同时代的思想争论，梅尼克也会在一些论著中直接回应同时代学者，不过，他的回应通常比较隐晦。假如将梅尼克大部分理论文章的脚注删除，我们很可能就不知道他的论述与哪位学者针锋相对了。梅尼克在《历史中的因果性和价值》一文中花了大量篇幅来回应李凯尔特，从脚注来看，他阅读过李凯尔特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历史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的界限》等重要论著。梅尼克在价值问题上不赞成李凯尔特的观点，李凯尔特曾说，“价值能够附看于对象之上，并由此使对象变为财富”^[87]，梅尼克则反驳说，“我将文化成果与文化价值等同视之。文化价值并非李凯尔特所认为的那样附看于历史实在之上而自身并不实在”。^[88]梅尼克的反驳不无道理。海德格尔是李凯尔特的学生，而且还在李凯尔特的指导下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他对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学说的批评就与梅尼克类似。^[89]

在梅尼克建立的历史主义谱系中，歌德和兰克具有无与伦比的地位。在特勒尔奇的历史主义谱系中，兰克只不过被视为黑格尔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学徒；在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谱系中，兰克被视为历史主义谱系中最关键的人物，歌德不再享有媲美兰克的地位。尽管如此，梅尼克和伊格尔斯的历史主义谱系还是具有很多的相似性。

梅尼克和特勒尔奇一样，尝试通过历史来克服历史主义危机。梅尼克所建立的历史主义谱系，重点叙述了历史主义的兴起史。除了《历史主义的兴起》这部成系统的著作之外，梅尼克还在其他撰写于不同时期的文章中论及席勒、施莱尔马赫、古典主义、浪漫主义与历史主义之间的关系。梅尼克为什么不建立一个完整的历史主义谱系呢？梅尼克在《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中将历史主义区分为前期历史主义与后期历史主义。他同时代的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针对的是后期历史主义，即19世纪中叶以后的历史主义，而梅尼克则希望回归前期历史主义，即歌德时代以及之前的历史主义。根据梅尼克的诊断，后期历史主义具有明显的相对主义倾向，而前期历史主义仍与同一哲学、自然法观念和基督教思想存在某种关联，在此语境下，梅尼克才敢于断言，“兰克始终受到保护，免于这一个体性原则可能导致的相对主义”。^[90](www.xing528.com)

梅尼克关于兰克的论述主要见诸他在1936年和1948年的两次演讲。梅尼克对兰克评价极高，他声称，“无论如何，德国伟大的精神革命在歌德这里达到了最高峰，这场革命必须先行发生，为的是产生一个兰克”。^[91]言下之意，相比于歌德，兰克才是历史主义真正的巅峰。对梅尼克来说，“在赫尔德和歌德两人的青年时期，还缺乏一种强劲有力的推动力，需要这种推动力在历史中揭示出观念与现实的交融，尤其是在国家和国家奠基于其上的民族性力量中。由于导致了民族和政治运动的解放战争的经验，青年兰克获得了这种推动力”。^[92]梅尼克此处的阐释与他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和《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中对兰克政治理念的评论是一致的。

历史主义可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从纵向来看，历史主义意味看兰克所谓的“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通”，每个时代都与众不多；从横向来看，历史主义意味看每个民族、国家和地区，每一种法律、制度和风俗都具有自身独特的价值。一般来说，让人们承认不同时代之间的差异并不困难，但在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日益剧烈的时代，要人们承认政治制度和文化的多元性却有一定的困难，因为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竞争包含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竞争，其结果往往是，失败者要被动接受胜利者强加于它们的政治制度和文化。

梅尼克曾在《历史主义的兴起》的前言中指出，《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与《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含蓄地包含了《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探讨的主题。^[93]往浅处说，梅尼克早在《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和《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中就已经涉及历史主义的相关问题；但往深处说，梅尼克最重要的三部著作《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和《历史主义的兴起》共同探讨了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德国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以及由此衍生的普鲁士与德国的关系问题。从近两个世纪的德国思想史来看，“文化”与“文明”之间的区分、“共同体”与“社会”之间的区分、现代性危机的泛西方化都与此问题息息相关。即便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德国重归西方之时，梅尼克依然将本应该由德国承担的战争罪责解释为西方现代性危机的产物。

参照20世纪80年代在联邦德国爆发的“历史学家之争”来评价梅尼克著作中的政治价值立场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以哈贝马斯为首的左翼坚持认为，凡涉及战争罪责，德国必须独立承担，不能归咎于其他西方国家。以诺尔特为首的右翼则认为，凡涉及战争罪责，都不止于德国的问题，其他西方国家也必须承担战争罪责，这种观念被右翼历史学家泛化之后就产生了洗刷战争罪责的嫌疑。梅尼克的立场与上述右翼历史学家接近，他倾向于从发端于近代早期的马基雅维里主义来解释两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即他认为酿成20世纪战争悲剧的是西方现代性危机。

梅尼克在德意志与西方的关系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他曾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不无自豪地写道：“我们目睹了一个欧洲规模的思想过程，它在德国达到了成熟，而在歌德的作品中则登上了巅峰。”^[94]在此，梅尼克使用的叙事技巧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大同小异。黑格尔在《世界史哲学讲演录》中巧妙地将空间上的差别转换成时间上的差别。他先叙述东方世界，接看叙述希腊罗马世界，最后叙述日耳曼世界。黑格尔以这种方式将东方世界与日耳曼世界之间的空间差别转换成时间差别，在进步论的隐喻中，即便在黑格尔时代，东方世界依然存在，但却被黑格尔塑造为一个过弃的世界。就此而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具有某种保守的特征。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梅尼克并未过多看墨历史主义在德国的繁荣和发展，而是侧重叙述其早期兴起史，德国以外的沙夫茨伯里、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和吉本等都被定位为历史主义的先驱或重要代表。这种叙事策略旨在强调，历史主义并非德国思想文化的独特产物，它是整个西方思想文化的产物，只是刚好在德国获得了最深入的发展，而且歌德和兰克对历史主义的贡献甚大。就这样，时间上的差别再次被转换成空间上的差别，其隐喻意义是，不仅沙夫茨伯里、伏尔泰、孟德斯鸠、休谟和吉本在时间上被歌德和兰克所超越，而且德国眼中的西方即英法在空间上被德国超越。在这样一场兴起于西方的精神革命中，德国作为后起之秀取得了最关键的思想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