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尼克一生与时代保持看互动，他的每一部论著几乎都是时代的产物，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在二战结束之后撰写的应时之作《德国的浩劫》。当然，他撰写的关于历史主义的论著也不例外，这些论著是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的产物。
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出版于1936年，这一出版时间会给人某种错觉，以为梅尼克是晚辈，但人们往往忘记了，梅尼克出版该书时已是74岁高龄。从年龄段来看，梅尼克与奥托·欣策（1861—1940）、李凯尔特（1863—1936）、马克斯·韦伯（1864—1920）以及特勒尔奇（1865—1923）属于同一辈人，只不过他比其他同辈学者更长寿，除了第二帝国和魏玛德国的经历，梅尼克还亲眼见证了第三帝国的覆灭和二战后德国的改造；与梅尼克及其同辈相比，卡尔·曼海姆（1893—1947）属于晚辈。欣策与梅尼克早在1890年左右就成为朋友，后来又与梅尼克成为柏林大学的同事。[68]梅尼克与韦伯并无私交，他在书信和自传中提及韦伯的次数有限。[69]梅尼克与李凯尔特有过思想交锋，但无迹象表明他们之间有实质性的往来，李凯尔特在梅尼克的书信和自传中皆以第三方形象出现。[70]梅尼克与特勒尔奇有长期的交往，这一点在两人的通信中清楚可见。[71]在特勒尔奇去世之后，梅尼克特地撰文纪念，而且还将自己1924年出版的《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一书献给特勒尔奇，足见两人的交情匪浅。由于特勒尔奇与梅尼克曾在柏林大学共事，特勒尔奇写给梅尼克的信件常以“亲爱的同事”开头。
欣策、韦伯、李凯尔特、特勒尔奇和曼海姆都对历史主义问题有所论述，但其中最早涉及历史主义问题的是特勒尔奇，据资料显示，特勒尔奇在1905年的书信中就已经涉及该问题[72]，同样，引起最大反响的也是特勒尔奇。特勒尔奇在1920年代初连续出版了《历史主义及其问题》和《历史主义及其克服》，而其他学者关于历史主义的论述相对较晚和零星，甚至仅仅是为了评论特勒尔奇的著作才撰写相关论著。梅尼克关于历史主义兴起史的大作虽然出版于1936年，但他对历史主义相关问题的关注和思考则始于一战之前。1924年，梅尼克在献给特勒尔奇的《近代史上的国家理由观念》中写道，“因为历史主义的相对化后果，连同现代历史的趋于引起怀疑主义的经验，导致它失去了对人类理想之明确和绝对性质的信念”[73]，很显然，这段话是对特勒尔奇的历史主义论著的一个呼应。梅尼克的《历史主义的兴起》看起来更像是思想史的梳理，给人感觉原创性不足。其实不然，梅尼克在此前和此后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在某种程度上就展示了其理论原创性。即使是在《历史主义的兴起》这样的只考察历史主义发展史的论著中，梅尼克也一直在思考历史主义的相对主义危机。为此，要客观地评价梅尼克的理论贡献，必须参照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主义危机大讨论。
相对主义问题一直困扰看梅尼克和其他历史主义研究者。正如上一节所示，特勒尔奇在某种意义上是在为历史主义辩护。此外，欣策和曼海姆也称得上历史主义的辩护者。欣策肯定了兰克的说法，“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和价值，或者如兰克所说，‘与上帝直接相通’”[74]，曼海姆则声称，“‘心灵—文化’要素似乎是那种不能以‘进步’来解释的历史成分；每一个时代必须再次从它自己的心灵中心出发来重新解释这种元素”。[75]据此判断，特勒尔奇、欣策和曼海姆已经为梅尼克从肯定的角度撰写历史主义的兴起史清除了诸多理论障碍，梅尼克绝非他那个时代的“孤胆英雄”。
欣策在评论《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时言及，特勒尔奇希望将Historismus从贬义中剥离出来，为此还专门讨论了“个体性”与“发展”这两个概念。欣策在文中还引述了梅尼克的观点，并将其与特勒尔奇的观点进行对比，以说明在梅尼克和特勒尔奇那里，历史主义是一种德国的思维模式。[76]欣策的论述表明，梅尼克在《历史主义的兴起》中将历史主义与“个体性”和“发展”关联起来并非其原创，特勒尔奇早于梅尼克已持有类似的观点。
如此看来，梅尼克就没有什么原创性的理论贡献了吗？当然不是。历史主义拥护者的理论重点之一是论证，历史主义并不会必然导致相对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并不会必然导致坏的相对主义。关于历史主义的各式各样的理论，其差异往往就体现在它们克服相对主义的方式上。
比如，欣策就借阐述和评论特勒尔奇的观点来表达他自己对相对主义问题的认识：
在特勒尔奇看来，这种文化冲动取代了李凯尔特的价值体系。它的先天性质以及它内含的能动要素是避免无限相对主义和纯粹审美沉思这样一些伴随着历史主义的危害的充分保障。我发现特勒尔奇对历史学中的相对主义的恐惧有点夸张。我们可以公开承认所有历史现象具有相对性而不必屈服于“相对主义”，因为特勒尔奇反对的相对主义是一种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如此误解包括我们自己在内的所有生命依赖于超越人类意识之外的因素，以致否定了个体意识的独立性和自发活动。如果我们避开这个特定的观点，我们就可以放心地承认所有历史生命具有无限的相对性，而不会陷入相对主义或牺牲精神的自由。因为自由大体上就是对自由的意识。不可否认，同时承认普遍相对性与个体自由隐含着某种二律背反。但必然性与自由之间的这种二律背反恰好是人类存在本身的谜题，是一切哲学辩证法的根源。[77]
从上述引文来看，欣策从生命哲学出发，肯定了“历史生命具有无限的相对性”。对普遍的抽象理性主义的恐惧让他愿意接受某种相对性，因为在那种理性主义的主导下，个人将缺乏独立性和自主性。
曼海姆将历史主义上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在他看来，“历史主义已发展成一种具有非凡意义的理智力量，它是我们世界观的缩影”，“历史主义是解决如何为一个已变得充满活力的世界观找到具体的标准和规范这一普遍问题的唯一办法”。曼海姆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肯定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已经比对手拥有绝对的优越性”。他同样借阐述特勒尔奇的观点得出了如下结论：(www.xing528.com)
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历史主义偏离了相对主义。每一项历史知识都是由特定的立场视角决定的，每个时代的特定历史图景与其实际期望和具体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但这一事实绝不意味着这样获得的知识是相对的。[78]
确实，这样一种表述必须承认，每一个系统化过程（即便是能达到的最高程度的系统化过程）都是由特定的“位置”决定的，而且在此意义上代表了“视角主义的”知识。然而，这绝不涉及相对主义。[79]
曼海姆曾受到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他以“视角主义”来回应相对主义，认为“每一项历史知识都是由特定的立场视角决定的，每个时代的特定历史图景与其实际期望和具体价值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曼海姆与欣策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肯定了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在他们看来，超越人类自身的有限性去追求绝对主义，反倒是抽象理性主义的表现。
梅尼克也曾多次回应历史主义蕴含的相对主义问题。在《历史主义的兴起》这部思想史著作中，梅尼克经常借阐述其他思想家来间接回应，比如，在论及歌德对历史主义的理论贡献时，梅尼克评论道：
歌德把这种辩证性处方传递给了正在兴起的历史主义。因为它的任务也是运用相对化的世界理解，同时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并且不因这种认识而离开幽深的力量源泉，正是从这种力量源泉中产生了对于终极性的绝对价值的信仰，对一种所有生命由之发源而出的终极性的绝对源泉的信仰。这种绝对者既无法被展示出来，也无法接受定义，因为它正如歌德所说的，“它的本质是永远无法被认识的”。[80]
在这里，梅尼克跟随歌德，为了克服相对主义而走向对绝对价值的信仰，带有某种神秘主义色彩。事实上，早在1920年代，梅尼克就在《历史中的因果性和价值》这篇文章中得出了同样的观点：
那即是说，价值相对性不是别的，就是历史意义中的个体性。每个事物都是一个不可认识的绝对者独特的、充满内在价值的展现，而这样一种绝对者被信仰视为所有相对和暂时的价值的创造性基础。[81]
梅尼克在引文中将个体性的价值无限放大，并置于绝对者的位置。兰克早年在为历史主义辩护时曾指出，“每个时代直接与上帝相通”。借助兰克的神学论证[82]，梅尼克希望得出这样的结论：历史主义对个体性的追求，不是走向相对主义，反而是走向绝对主义，因为个体性具有绝对主义的性质。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有必要重估梅尼克的理论贡献。首先，梅尼克所谓“在听到多年以来响起的历史主义必须予以克服的呐喊之后，还要撰写一部持肯定态度的关于历史主义的兴起史，可能颇为冒险”，应该解读为，《历史主义的兴起》的主要贡献不在于以“肯定的态度”来撰写历史主义的发展史，而在于以肯定的态度来撰写历史主义的“兴起史”。其次，以“个体性”与“发展”取代“相对主义”作为历史主义的内核固然不是梅尼克的首创，但他在撰写历史主义的兴起史时贯彻了以“个体性”和“发展”为线索来揭示欧洲近代思想家对历史主义的潜在贡献。再次，梅尼克真正的理论贡献在于他提出了一种有别于特勒尔奇、欣策和曼海姆的解决相对主义问题的思路。由是观之，梅尼克既是一位思想史家，又是一位思想家，尽管后一种身份常被前一种身份遮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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