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上文所言,李凯尔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都在特勒尔奇于1922年大力鼓吹“历史主义危机”之前使用了Historismus这一概念,但特勒尔奇是第一个系统运用“历史主义”概念并建立历史主义谱系的德国学者,他开启了历史主义反思或批判的新纪元。
特勒尔奇第一个喊出了“历史主义危机”的口号,但此口号蕴含的思想危机,早已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被尼采、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揭示了出来。不过,他们的反思或批判还不够系统,在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未直接使用Historismus来指称他们反思或批判的对象。在19世纪下半叶流行的“历史意识”“历史思维”和“历史感”诸概念已具有Historismus的部分内涵,但这些概念或褒义或贬义甚至只是中性词,而到了20世纪初,Historismus完全变成一个贬义词,被赋予了“相对主义”的含义。[41]
关于历史主义危机,特勒尔奇在《历史主义及其问题》中有多种表述:“如果不是到历史研究——摧毁历史研究就等于精神自杀——的领域去寻找一场真正的危机,就应该在历史思想普遍的哲学奠基和成分中、在影响历史连续性重建的历史价值观念中寻找这场危机。”[42]历史主义问题也被特勒尔奇视为“现代精神生活的问题”,亦即“将历史知识和思想历史化的原则问题”。[43]特勒尔奇还特地区分了“技术—历史的研究”与“历史—哲学的思想”,他认为危机大多出现在历史思想中,只有少量出现在历史研究中,为此,历史主义危机也可以被称作“历史哲学的危机”。在《历史主义及其问题》的结尾处,特勒尔奇赋予历史哲学的任务是进行“文化综合”(Kultursynthese)。[44]在《关于我的著述》(1922)中,他重申《历史主义及其问题》是“如何从历史相对性出发寻求通往具有有效性的文化价值之路”。[45]特勒尔奇明确区分了历史研究与历史思想,根据其诊断,历史研究并无大碍,历史思想即历史哲学却出现了明显的病症,即相对主义。正是基于此,特勒尔奇才敢于在其论著中大张旗鼓地采用历史学方法。
作为晚辈的海德格尔对特勒尔奇评价甚高,在他看来,特勒尔奇是“当代宗教哲学最为重要的代表”。关于特勒尔奇的思想源头,海德格尔有如下总结:
特勒尔奇是来自立敕尔(Ritschls)学派的神学家,他的哲学立场最初是由康德、施莱尔马赫和洛采所规定的。在哲学史方面他所依赖的是狄尔泰。在接下来的一些年里,特勒尔奇转向了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的“价值哲学”。最后这些年他最终又过渡到了柏格森—西美尔的立场。他从柏格森和西美尔出发去理解黑格尔,他的历史哲学最后就是以黑格尔为指针的。[46]
海德格尔的总结固然精彩,但他忽视了特勒尔奇与历史学的渊源。与其他神学家略有不同的是,特勒尔奇对历史学情有独钟,他在《关于我的著述》中谈到,自青年时代起,他就倾心于历史学。与海德格尔一样,他也受到了狄尔泰的精神史研究的影响。机缘巧合,特勒尔奇最终选择了神学,但他却试图在神学领域将历史学与形而上学结合起来思考。不过,对于作为神学家的特勒尔奇而言,历史研究只是深入探讨宗教和形而上学的手段而已。(www.xing528.com)
作为神学研究中的宗教史学派[47],特勒尔奇在《神学中的历史学和教义学方法》(1913)一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示了其方法论。在特勒尔奇看来,“现代科学是对自然的一种全新态度,那么,历史学则包含看一种对人类精神及其理想表述过程的全新态度。旧的绝对主义的或者教义学的研究方法在各个领域受到历史学研究方法的排挤,前者将某种状态和思想视为理所当然”[48],只有清除教义学的绝对主义,“我们才可能更加无拘无束地、更加自由地在历史之中观看上帝之庄严威仪”。[49]
神学中的历史学方法是通过考证、类比和相互关联的方式,将宗教事件置于历史语境进行综合分析。比如,将《圣经》纳入古代的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史中加以考察,将基督教纳入宗教史和文化史中加以考察。尽管特勒尔奇认为,坚持历史学方法不仅要承认一切历史认识的不确定性,而且还要认识到宗教信仰与具体历史事件之间的联系只是间接和相对的,但这并不意味看否定任何价值尺度,而肯定虚无主义的怀疑论。
特勒尔奇与狄尔泰和海德格尔最大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游走在历史性与历史主义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相对性与相对主义之间:一方面,他们肯定历史现象的相对性;另一方面,他们又想方设法摆脱由此可能带来的历史相对主义。
海德格尔在“宗教现象学引论”课程中提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概念:historisch(“历史的”)或das Historische(“历史之物”),在他看来,“历史之物的通常含义是说:它是在时间中的生成之物并作为这样的东西成为过去”。[50]这一概念与他在《时间概念史导论》和《存在与时间》中更频繁使用的“历史性”概念近似,有证据表明,它可能是海德格尔对特勒尔奇的相关思想进行发挥的产物,因为海德格尔在这门课程中花了较大篇幅来论述特勒尔奇的宗教哲学。[51]海德格尔显然是在肯定意义上来使用das Historische一词,这与他在《存在与时间》中强调“存在”的Geschichtlichkeit(“历史性”)一致。与此同时,海德格尔明确反对历史主义,认为历史主义只是“世界观哲学过时的残余”。[52]不幸的是,尽管海德格尔对历史主义持批判态度,但其对手似乎并不理睬他的声明,还是继续给他贴上历史主义者的标签,我们看到,海德格尔就被列奥·施特劳斯指摘为历史主义者。[53]由于论证策略的相似性,特勒尔奇也难免遭遇同样的非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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