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20世纪之交的德国哲学史上，狄尔泰是一位承前启后的重要哲学家，他上承康德、黑格尔、施莱尔马赫和德国历史学派，下启文德尔班、李凯尔特、胡塞尔、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19]在受其影响的哲学家中，文德尔班、李凯尔特和胡塞尔更多是作为狄尔泰的反对者存在，而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则更多继承了狄尔泰的议题。
胡塞尔曾与晚年的狄尔泰有过思想交锋，他对狄尔泰的描述心理学颇有微词，而狄尔泰为了克服心理主义也虚心钻研胡塞尔刚出版的《逻辑研究》。这样的思想交锋并没有影响胡塞尔对狄尔泰的评价，他认为：“狄尔泰的研究是完全根基于精神科学的，他无疑是19世纪非常伟大的精神科学家之一，他作为一个具有天才整体直观的人，比他作为进行分析和抽象理论化工作的人，要更为突出”，“他是第一位感觉到近代哲学对于精神科学来说是如何的贡献稀少者，而且认识到近代逻辑学和理性批判的一切改革努力，不论是溯源至康德还是溯源至英国经验主义，都是过于片面地受制于自然科学了。”[20]同时，海德格尔也高度赞扬了狄尔泰的理论贡献，在他看来，“自黑格尔哲学崩溃以来，狄尔泰首次——更确切地说，同时凭借看对历史学的精神科学的考虑——彻底地提出了历史之问题并且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加工”。[21]
总括起来，狄尔泰一生最重要的工作是“历史理性批判”，他希望像康德为自然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那样，为精神科学奠定认识论基础。狄尔泰在论证中并不否定“各种历史现象都是相对的，因为它们都是有限的”[22]，只不过他试图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有限性和相对性：
对于每一历史现象、每一人类或社会状态的有限性的历史意识，对于每一种信仰的相对性的历史意识乃是人类走向解放的最后一步。伴随着这种意识，人类实现了自主性。他们享受着每一体验的全部内涵，全身心地沉浸于这种体验，似乎没有什么哲学或信仰体系可以束缚他们。生活从知性认识中解放出来，精神摆脱了一些教条思想的羁绊。[23]
对狄尔泰来说，对世界观的有限性和相对性的意识，与其说是消极的，还不如说是人类解放的最后一步，他希望以这种方式在更高层次上克服各种历史现象的有限性和相对性。因此，狄尔泰在《哲学的本质》中总结道：“精神贯穿于所有这些世界观，精神的最终结论不是每一种世界观的相对性，而是精神相对于每个独立的世界观的至上性，同时还是对如下问题的积极意识：世界的某种实在性是如何借由精神的不同态度提供给我们的。”[24]可以说，因为历史现象是有限的，所以他承认历史现象是相对的，但却不能接受历史相对主义。
作为现象学开创者的胡塞尔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质疑狄尔泰的世界观理论，他论证说：“如果将历史主义（Historizismus）[25]坚定地贯彻到底，它就会导向极端怀疑的主观主义。真理、理论、科学的观念会像所有观念一样失去其绝对的有效性。”[26]尽管狄尔泰也不赞同相对主义，但在胡塞尔看来：“狄尔泰在前面所引书中同样否认历史主义的怀疑论；但我不理解的是，他如何会相信，从他对世界观结构和类型富于教益之分析中，他可以得出反对怀疑论的决定性根据。”[27]因此，胡塞尔讽刺狄尔泰，认为从事实出发来论证或反驳观念（Idee）无异于“水中取石”。
胡塞尔举例说，鉴于观念本身的自足性，数学家不会为了获得数学理论的真理而求助于历史。胡塞尔并不完全否定历史，他说：“即使我据此而将历史主义看作是一种认识论的混乱，它由于其悖谬的结论而必须像自然主义一样得到严厉的拒绝，那么我也想明确地强调，我完全承认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的历史对哲学家而言所具有的巨大价值。”[28]胡塞尔对历史问题的理解依然建立在观念内部的演化上，这一点在其《几何学的起源》中清晰可见。
胡塞尔考察几何学的起源，不是考察某个几何学家的个人处境与观念诞生的关系，而是考察某个几何学思想如何在时间中保持其在第一次创作时的“观念明见性”。在论证中，胡塞尔强调主体间性、共同语言和书写的重要性，目的在于获得几何学观念的先验性：(www.xing528.com)
只有揭示这种先验性，才能有超出一切历史事实、一切历史的环境、民族、时代、人类文明的先验的科学，只有这样，一种作为“永恒真理”（aeterna veritas）的科学才能出现。……从所有这一切我们现在至少可以认识到，历史主义——它要想从受时间约束的人类的神秘的性质或其它统觉方式的观点，阐明数学的历史的或认识论的本质——是根本错误的。……沉湎于数学中的这种纯粹历史事实的东西，也就正是陷入浪漫主义，而忽略了真正的问题，忽略了内在的历史的问题，忽略了认识论的问题。……如果通常的关于事实的一般历史学，特别是在近代实际上普遍地扩展到整个人类的一般历史学，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只能奠定在我们在这里可以称作内在历史的东西的基础之上，并且作为这样的东西，奠定在普遍的、历史的先验性的基础上。这种意义必然进一步导致已经指出的理性的普遍目的论这种最高的问题。[29]
胡塞尔的论证对数学和自然科学尤其有效。就此而言，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的确需要服从被他称作“内在历史”的东西。正如利科后来所言，“胡塞尔的历史观察只是反思哲学在集体生成的平面上的投射，对反思哲学而言，它在内在性的平面上已经发现它的最终的结构；意识通过把历史的运动理解为精神的历史而赢得进入自身意义的通道；正如反思为历史的理解提供了‘意向性的主线’，历史可以被描述为‘时间性的主线’”。[30]后来，德里达也质疑胡塞尔的观念，他反驳道，“观念不是一种绝对之物，它并不是首先存在于其本质的充盈中，然后下降到历史之中或者为主体性所揭示……如果没有超越论的主体性及其超越论的历史性，那么这些本质连贯性便不可能存在，它们的存在便是虚无”。[31]换个说法，观念在历史过程的演化并不是非本质的因素，从现在向起源的回溯并不是畅通无阻的，这条道路上荆棘丛生而且充满歧义。
同样，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狄尔泰的相对性思想始终持怀疑态度，他们设想“以先验价值学说来克服纯粹‘历史性’判断造成的相对主义”。[32]文德尔班早在1883年的《批判的和发生的方法》中就已经论证说，如果要避免历史相对主义，人们需要以理性来抵消历史。[33]从目前的资料来看，文德尔班并未直接使用Historismus来指称他所谓的“历史相对主义”，而李凯尔特早在1913年版的《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的界限》中就明确使用了Historismus这一概念，并将其与“相对主义”画上等号。随后，李凯尔特又在1922年版的《自然科学的概念构成的界限》直接论证说，如果不诉诸超历史的理性，历史主义必然导致虚无主义：
每一种历史主义，如果它前后一致，就将终结于相对主义，甚至终结于虚无主义。或许它会任意挑选出历史生命的某种形态，从中抽出内容来充实一种其视界往往比自然主义世界观更为狭隘的世界观，以此来掩盖自己的无用和空虚。历史学按照其特征必须局限于历史性的东西，因而局限于以时间为条件的东西。而哲学的任务总是超出历史性的东西而上升为非时间性的和永恒的东西。[34]
由利科和德里达对胡塞尔的几何学起源观念的反驳来看，狄尔泰的世界观理论也未必会直接导致相对主义。在继承狄尔泰并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对峙”的过程中，海德格尔也提到了Historismus这一概念。海德格尔是李凯尔特的学生，他在李凯尔特指导下完成了博士论文，但在李凯尔特健在时，他就明显表现出褒狄尔泰、贬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倾向。他在“宗教现象学引论”课程中对比了狄尔泰与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成就：“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里首次给出了对这个问题的彻底的把握。而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的历史哲学仅仅是对狄尔泰已然揭示出来的认识的一种倒空和形式化的考察。今天人们才达到了超越前者的历史逻辑而重返狄尔泰，并在五十年以后逐渐对他加以理解。”[35]
文德尔班和李凯尔特为克服历史相对主义而发展出了“先验价值学说”，而海德格尔却指出这一学说依然是一种改头换面的形而上学。李凯尔特曾言：“价值是与现实联系看的，而我们在此以前已经知道其中的两种联系。首先，价值能够附看于对象之上，并由此使对象变为财富；其次，价值能够与主体的活动相联系，并由此使主体的活动变为评价。”[36]根据引文，李凯尔特认为，价值与对象、主体是分离的，它们之间只存在外在的联系。若干年后，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不点名批驳了上述“先验价值学说”：“关于有价值物的存在，价值述语的附加丝毫不能提供什么新的启发，它只是又预先为有价值的物设定了纯粹现成状态的存在方式。价值是物的现成的规定性。价值的存在论起源最终只在于把物的现实先行设定为基础层次。”[37]同理，海德格尔认为，“阐释并非把一种‘含义’抛到赤裸裸的现成事物头上，并不是给它贴上一种价值”。[38]
或许正是由于海德格尔对新康德主义者将狄尔泰视为历史主义者颇为不满，他才在名为“直观与表达的现象学”的课程（1920年弗赖堡夏季学期）中抱怨：“与空洞的、形式化的先验哲学相反，生命哲学对我们而言并不是通往哲学的必经之路。人们将狄尔泰纳入Historismus概念之下，并且害怕相对主义的幽灵缠住他，但我们不必害怕这个幽灵。”[39]在该课程§9的附释中，海德格尔也提到，“狄尔泰通常也被人们用流行语Historismus就给打发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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