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兰普雷希特发表了题为《什么是文化史？》的长文，文中首先引介并拓展了奥托卡尔·洛伦兹（Ottokar Lorenz，1832—1904）的动机知识、阿诺德·舍费尔（Arnold Schäfer，1819—1883）的族群心理学等德意志史学家提出的观点与方法，进而以此为基础提出其“文化史”方法的含义。[26]从兰普雷希特个人学术历程来看，“文化史”作为方法论或研究取向的特征在其早前研究中体现并不鲜明。在较早期的著作中，兰普雷希特主要进行区域史研究、看重关注经济领域的历史进程，他将经济阶段理论（原始经济、自然经济、货币经济、银行业）作为文化历史方法的初步阶段[27]，强调历史意识中的经济基础[28]，这一取向的思想来源主要为德国国民经济历史学派[29]，但其并不主张唯物主义。[30]将物质文化作为初步阶段的研究对象源于其对于历史研究具体对象相对稳定性的依赖，在兰普雷希特看来，物质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难发生转移和变换的部分，精神文化的成就和形式则是高度可传播的，且其传播本身依附于一定物质载体。[31]对文化相对持续性的关注在兰普雷希特的个人思想脉络中得到延续，物质文化作为初步阶段的主要研究对象，其稳定性是外在的、较为显见的，而所辖领域更为丰富的“文化”，也即“社会心理”的相对稳定性则需要通过丰富的具体研究实践呈现。
兰普雷希特较早前的区域史及经济领域的研究取向可追溯至其博士论文《中世纪德意志的经济生活：以莫塞尔地区为例的平原物质文化发展研究》，他在前言中提出，历史研究的目标是物质文化整体，应关注真实的事物，而不是研究信仰、科学和艺术的理想发展因素；而区域史研究的可能性在于普遍性体现于特殊性之中，因而通过典型区域的研究，能够得到普遍的认知。[32]此后一段时间内，兰普雷希特继续以区域史为研究核心，但其视域范围有所拓展、在博士论文中提出的相关概念也得到了进一步诠释。次年出版的《莱茵地区历史概览》基本延续了其博士论文的思路及区域范围的设计，兰普雷希特在其中提出，罗马文化对莱茵河畔地区产生的影响主要为军事性的，在较低的文化发展阶段，相对简单的生存条件对所有人而言是一样的，经济与权力关系构成“物质文化集合”，这一时代的文化反映了对于宗教信仰的追求、对外部世界的共同认识。[33]《概览》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建立了物质文化与精神领域的关联性，或为其“文化”含义拓展的重要环节之一。而后，兰普雷希特在1889年刊发的文章《十一世纪法兰西经济生活的历史》中，看力描述农业生活中民众的生活方式，并关注了一定时间限度之内关注法兰西文化史的片段，可见其并非意在进行一项纯粹的经济史研究。[34]而后一段时期内，或因《德意志史》写作及其他著作撰写等缘由，除美洲旅行及观察笔记外，兰普雷希特未有更丰富的区域史研究著作出版。[35]直至1911年，《公元前十六至公元前十三世纪巴勒斯坦文化》刊印，兰普雷希特在概述先民生活情况的基础上，主要看眼于建筑遗址、武器及工艺品遗存的形态形制，以此探讨巴勒斯坦地区早期文化的特点。[36]于此可见其文化史路径由侧重于物质文化转向艺术史领域。这是经由史学研究实践而调整的结果，前述研究出版次年，兰普雷希特在《史学思想导论》中总结道，“出于实际情况及内部发展史的缘由，由艺术史出发探讨文化史是最佳路径，当然，亦有必要把握每个时代精神生活的深度和广度”。[37](www.xing528.com)
通览兰普雷希特的区域史研究历程，可见其自身对于“文化”的理解具有一定进阶性，“文化”概念包括的层类与具体内容也逐渐丰富；较为初始阶段的研究以特定区域为范例，而较为长远的规划则是探究更具概括性的“时代”历史。据此，兰普雷希特以“文化时代”概念作为其文化史方法的核心，并给予较高评价——“文化时代”概念第一次满足了科学化分类和历史事实之间调和的需求，而文化史方法则是第一个真正科学的历史方法，不仅仅是对单一事实的批判性处理，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每一个文化时代的典型特征进行总结概括，进而通过对特殊范畴内历史的研究，揭示普遍历史进程中科学认知的重要先决条件。[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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