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新旧理论竞争

在语文学范式的鼎力支持下，德国现代史学逐渐成形。在此过程中，以哥廷根学派为代表的启蒙史家遭遇了强有力的挑战。在尼布尔之后，兰克及其弟子对哥廷根学派的后继者发起了第二波进攻。

在19世纪早期，德意志地区的主流史学依然沿袭了哥廷根传统，维尔肯、豪默尔、施罗塞尔（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1776—1861）、格维努斯等学者均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在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之后，为了捍卫其道德批判的立场，施罗塞尔及其弟子格维努斯等对该书展开了“围剿”，他们指责兰克忘记了史学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65]尽管如此，在与哥廷根传统的较量中，延续语文学传统的兰克还是大获全胜^[66]，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两方面的重要贡献：一方面，兰克在原始档案的基础上，通过精准的批判、融贯的阐释和流畅的叙述，赢得了广大读者；另一方面，他的著述涉及欧洲各国近代史，有助于当时的人们理解欧洲混乱的局势。

由于兰克及其弟子的成就，“新史学”在德意志地区的大学中站稳了脚跟，它与启蒙史学之间的竞争告一段落，接下来，历史学“开始自我反思，反思它的技巧和方法、手段和目的、任务和限度”。^[67]众所周知，西方史学的自我反思并非始于19世纪，这里所谓的“自我反思”显然是指以“新史学”为基础的现代职业史学的自我反思，其最终目标是建构与“新史学”相匹配的新式史学理论。在19世纪中叶的德国，随看新旧史学完成更替，新旧史学理论之间的竞争也拉开了序幕。

正如第一节所述，在从语文学走向历史学的过程中，兰克只完成了实践上的一步，而最终为德国现代史学奠定理论基础的是德罗伊森。尽管穆拉克声称，从伯克的语文学理论到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仅一步之遥^[68]，但经过仔细考察，我们发现，这种过渡远非穆拉克想象的那么简单。

在德罗伊森之前，“新史学家”并未发展出系统的史学理论。^[69]德罗伊森曾对威廉·洪堡赞誉有加，称他是“历史科学中的培根”^[70]，可惜洪堡在《论史学家的任务》^[71]中发展出的史学理论，既不成体系又不具备课程讲授所要求的形式化特征和结构。就此而言，尼布尔和兰克更像是伟大的史学家而非史学理论家，虽然他们在史学理论方面颇有创见^[72]，但并未建构出相关的授课体系，与他们之前和之后那些系统讲授过史学理论的历史学家存在一定的差距。^[73]

有学者曾梳理过1750年至1900年德意志地区的大学讲授史学理论课程的情况^[74]，其研究成果表明，在德罗伊森之前，德意志地区已有为数众多的大学开设了与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类似的课程。其中，埃尔兰根、吉森、哥廷根、格赖夫斯瓦尔德以及马堡等大学一直有开设史学理论课程的传统。哥廷根学者伽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27—1799）和余斯（Friedrich Rühs，1779—1820）等较早开设这类课程^[75]，而新建立的柏林大学延续了这种传统。截至19世纪中叶，德意志地区超过半数的大学都开设了史学理论课程。^[76]

这些史学理论课程具有一个共同特征：它们和语文学理论无甚关联。然而，曾身为语文学家的德罗伊森彻底改变了这种局面。在德罗伊森之前，史学理论课程更多延续了哥廷根学派对史学方法的相关探讨，与语文学理论泾渭分明。德罗伊森本人的历史知识理论是为“新史学”进行理论奠基，它带有明显的语文学理论的痕迹。在德罗伊森之后，由于现代史学与语文学分道扬镳，其方法论在很大程度上抛弃了语文学理论的模式和框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标志看史学理论的完全独立。

在德罗伊森看来，旧式史学理论课程并不能为“新史学”提供合理的辩护。他摆出这种高姿态，很可能缘于语文学和哲学对其深刻的影响。语文学和哲学既能让他认识到旧式史学理论课程的缺陷，同时又能为他建构新式史学理论提供理论资源。语文学方面的专业训练虽然足以让他胜任历史研究的工作^[77]，但要创建一种历史知识理论，历史学家的职业身份和哥廷根学派的理论积淀又让他不能罔顾之前的史学方法传统^[78]，如何将语文学理论与旧式史学理论结合起来，他并没有先例可循。而当他想依靠黑格尔哲学来弥补语文学理论和旧式史学理论的不足时，他必须面对当时的历史学家对黑格尔的普遍反感，如何改造黑格尔哲学为己所用，也成为他最主要的难题之一。因此，德罗伊森要从伯克的语文学理论过渡到他自己的历史知识理论殊非易事。

在学科之争异常激烈的时代，为了在理论上“独树一帜”，德罗伊森刻意与其他所有学科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取向最鲜明地体现在他对Historik（“历史知识理论”）这一概念的规定上。1843年，德罗伊森在《希腊化时代史》第二卷的前言（“历史神学”）中，首次将Historik定义为“历史学的科学理论”^[79]，并提出有必要为历史学进行理论奠基。而在1846年的“古代史课程导论”中，他又从另一角度指出：“可惜我们缺少一门历史学的科学理论，也就是Historik，在史学相关诸学科的大综合中，它能确定这些学科的地位并说明其界限。”^[80]1852年，德罗伊森在耶拿宣布要开设一门名为Historik的课程。^[81]1857/1858年，德罗伊森正式开始讲授“历史知识理论”课程，自此以后，他先后在耶拿和柏林多次讲授这门课程。漫长的酝酿期显示出，在正式开设“历史知识理论”课程之前，德罗伊森早已准备向旧式史学理论发起挑战并建构出属于“新史学”的史学理论。

首次讲授该课程时，德罗伊森清楚阐明了Historik的内涵和外延，在他看来：“Historik不是史学相关诸学科的百科全书，不是历史哲学（或神学），不是历史书写的诗学。它应该是史学的工具（Organon）。”^[82]德罗伊森对此概念的初步规定充分显露了他的学科区分意识，这种意识在《历史知识理论纲要》的三个版本（1868、1875、1882）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在1882年第三版《纲要》中，他对Historik作了最终的而且也是最全面的规定：“Historik不是史学相关诸学科的百科全书，不是历史哲学或历史神学，不是历史世界的物理学，更不是历史书写的诗学。历史知识理论必须为自身提出的任务是：作为历史思考和研究的工具。”^[83]

从德罗伊森对Historik的各种规定来看，他试图挑战既有史学理论，既包括哥廷根学派的史学理论（关于史学的基础学科和辅助学科的百科全书），又包括基于神学、哲学、自然科学和诗学的各类史学理论。问题在于：推翻这些史学理论之后，他赖以建立新式史学理论的基础是什么呢？从其学科背景来看，德罗伊森在否定既有史学理论之后，最可能借鉴的是语文学理论。但从其职业身份来看，早已脱离语文学界的德罗伊森不可能完全照搬语文学理论^[84]，他还需要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理论资源来改造语文学理论，从哥廷根传统中借用理论资源来完善其历史知识理论。可以说，德罗伊森对Historik的规定多少有些虚张声势，因为正是“合纵连横”而非“卓尔不群”造就了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在形式和内容上的独特性。(www.xing528.com)

比如，从名称来看，德罗伊森开设的“历史知识理论”课程就充分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征。这门课程有时又名为“历史学的方法论和百科全书”（Methodologie und Enzyklopädie der Geschichte）、“历史研究的方法论和百科全书”或“史学相关诸学科的方法论和百科全书”（Methodologie und Enzyklopädie der historischen Wissenschaften）^[85]，在德罗伊森时代，与此类似的课程名或著作名屡见不鲜。^[86]在语文学领域，沃尔夫开设了“古代科学的百科全书”（Encyclopädie der Alterthumswissenschaft），伯克开设了“语文学相关诸学科的百科全书和方法论”（Encyklopädie und Methodologie der philologischen Wissenschaften），而伯恩哈迪则开设了“语文学的百科全书”；在史学领域，舍纳曼（Schönemann）著有《史学相关诸学科的百科全书纲要》（1799），法布里（Fabri）著有《史学的主要科学和辅助学科的百科全书》（1808）。就此而言，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与语文学理论和哥廷根学派的史学方法论具有某种关联。^[87]在这些课程名或著作名中，“百科全书”和“方法论”是关键词。1750年至1850年，欧洲大学对学术进行了一种百科全书式的处理，而德意志地区的大学在19世纪初依然盛行百科全书式的课程。这种百科全书式的理想（以“百科全书”为题，意指“建立一种系统性的关联”）及其对应的教学模式具有18世纪的特征，由于其形式主义的特征和空洞的内容，逐渐被学者和大学教学抛弃。在1850年代之后，“百科全书”只与“方法论”搭配使用，在1888年之后，几乎无人在课程名或著作名中使用该词，相反，“方法论”这个概念自19世纪初出现以来，至今仍被广泛使用。^[88]显然，德罗伊森并未做到绝对的标新立异，他依然从属于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网络。

又如，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采纳了旧式史学理论和其他学科的诸多概念。在德罗伊森向哥廷根学派的史学方法论借鉴的概念中，“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ie）、“历史教育学”（Historiomathie）、“方法学”（Methodik）和“方法论”（Methodologie）等是1750年至1830年的历史教学论必然涉及的概念，“研究”（Forschung）、“表现”（Darstellung）、“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启发”（Heuristik）、“批判”（Kritik）、“视角”（Gesichtspunkt）、“普遍史”（Universalgeschichte）、“集合”（Aggregat）和“系统”（System）等是关于历史研究和历史书写的理论必然涉及的概念，如果将这些概念按照某种理念重新组合起来，就可以建构出某种系统的史学方法论。即便黑格尔哲学和语文学理论并不能为德罗伊森提供这样一套完整的史学理论概念，但德罗伊森还是从它们那里吸收了其他一些概念，以补充和完善哥廷根学派的史学方法论。其一，他从语文学理论（其核心是诠释学）中移用了“理解”和“阐释”这两个核心概念，以此来改造旧式史学方法论中“启发”和“批判”的二元模式，形成“启发”“批判”和“阐释”的三叉戟，而且他尤为强调“阐释”、特别是“理念性阐释”的重要性。其二，他从黑格尔的《精神哲学》中移用了“伦理力量”（sittliche Mächte）等概念，用以刻画历史学家对其研究对象的哲学性理解，这种理解既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又不同于语文学理论对本学科相关知识的总体概述。

在完成概念改造之后，德罗伊森建构出了别具一格的历史知识理论，从而为“新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作为一种新式史学理论，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标志看德国现代史学在理论上的真正成熟。

尽管德罗伊森信心满满，但在他生前和身后，其历史知识理论同样遭遇了严峻的挑战。这样的挑战不仅表现为被他批判过的史学理论死灰复燃，甚至重新大行其道，而且还表现为其《历史知识理论》的基本结构被后来的史学方法论著作彻底改造。

虽然施罗塞尔、兰克和巴克尔（1821—1862）等史家都受到过德罗伊森的严厉批评，但在德国，其传人依然在维护各自“导师”的基本精神和原则。有鉴于此，德罗伊森在给儿子的信（1881）中写道：

今天我小有兴致。我独自一人，在那儿重读了一遍《历史知识理论》，严格来说是《历史知识理论纲要》，我发现目前手头只有1875年的版本了，而且只剩下二十本样书，恰好已有人请我修订再版。与我长期的、不无遗憾的认识相比，或许那本小册子销路更好，而且更有影响。要是人们读过不可信的不伦不类的书，如奥托卡·洛伦茨（Ottokar Lorenz）最近关于历史学的本质的论述，或读过自命不凡的书，如我的朋友海因里希·席贝尔（Heinrich von Sybel）写的肤浅的《历史知识原则》，或读过全是无稽之谈的书，如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äckel）、埃米尔·杜布瓦-雷蒙（Emil Du Bois-Reymond）和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等人出版的论历史的著作，人们就有理由认为……或许在我身后，人们会看到我的《历史知识理论纲要》所显现的价值。修订再版大概也不是不可以考虑的……^[89]

从这封书信来看，在德罗伊森晚年，以洛伦茨为代表的施罗塞尔派、以席贝尔为代表的兰克派、以海克尔、杜布瓦-雷蒙和菲尔绍^[90]为代表的自然科学派在史学理论领域依然较为活跃。针对其中的三位自然科学家，德罗伊森批评他们作为“外行”混淆了历史与自然的本质区别。^[91]虽然德罗伊森对自己的《历史知识理论纲要》颇为自信，但信件的内容还是佐证了，在其晚年，新旧史学理论之争并未终止，反倒有激化的趋势。

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及其《纲要》之所以在很长时期内不及其他史学方法论著作有影响，是因为其思辨色彩过于浓重。^[92]虽然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初版于1889年，之后各版改动较大）、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初版于1898年）皆脱胎于《历史知识理论》，但作为更信奉“科学”标准的现代史学方法论者，他们对《历史知识理论》的基本结构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造。

在1882年之前，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及其《纲要》长期维持看“方法论”和“系统论”的二分结构^[93]，也就是上文所述的“方法论”和“百科全书”两部分；到1881年左右，他才决定将这一二分结构重新整合为“方法论”“系统论”和“体裁论”的三分结构。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对《历史知识理论》的基本结构的改造表现为：抛弃“系统论”部分（“百科全书”部分），只保留“方法论”部分（含“体裁论”）。^[94]

再后来的史学方法论著作基本上都遵循伯伦汉、朗格诺瓦和瑟诺博司的框架，而德罗伊森的框架被弃置一旁，出现这种状况，其根本原因在于学科环境的变化：在19世纪末，职业史家越来越反感所谓的“历史沉思”，他们排斥历史事实之外的任何思辨，无论是“纵向的”还是“横向的”思辨。为此，黑格尔的历史哲学被彻底打入冷宫，即便是德罗伊森、布克哈特和尼采的“历史沉思”，也被视为纯粹的业余消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