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康德的《系科之争》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象征看“哲学”系科要求获得与神学、法学和医学同等重要的地位，因为“哲学”在此前一直被视为“低等系科”，而神学、法学和医学则被视为“高等系科”。[43]在系科之争白热化的时代，康德能够代表所有“哲学”系科发表这样一份“独立宣言”，足见哲学在人文学科乃至整个“哲学”系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最终，康德的愿望在新建立的柏林大学得以实现，在那里，形势完全逆转，“哲学”摇身一变，成为大学的核心系科，地位在神学、法学和医学之上。[44]
在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文化在欧洲异军突起，其中，古典哲学厥功至伟。到19世纪初，基于康德的论证，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等哲学家进一步强化了“学院哲学”。于是，在德国大学中，“学院哲学”一时间变成了最炙手可热的人文学科。由于这种转变，自信心倍增的哲学家们往往从本学科的立场出发，批评语文学和历史学等新兴的人文学科。布克哈特曾形象地描述过这种态势：“说实在话，自然科学和数学是我们所拥有的唯一无私的伙伴。神学和法学要么想左右我们或者试图把我们当作武器库加以利用；而哲学，它恨不得把一切学科都踩在自己的脚下，所以只好在所有学科那儿旁听。”[45]
身为“语文学式的历史学家”，尼布尔基于丰富的文献和翔实的批判来研究古典古代，在19世纪初向哥廷根的启蒙史家发起了第一波挑战，并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尽管如此，这种奠基于语文学的历史学在初兴之际就遭遇了黑格尔的尖锐批评。早在首次讲授“世界历史的哲学”（“历史哲学”）时，黑格尔就批评当时德意志地区流行的“批判史学”是虚妄的。他将尼布尔视为这种史学的代表，并在课堂上点名批评尼布尔及其《罗马史》。
在评判黑格尔的批评是否有道理之前，我们有必要先了解一下尼布尔本人的观点。尼布尔青年时代就有志于政治活动，后来也担任过不少职务，如丹麦财政部长秘书（1796—1798）和普鲁士驻罗马大使（1816—1823）等。受启蒙时代的古典精神影响，他希望通过历史来教育德意志的年轻人，帮助他们树立新的民族精神，但是，他并没有就此而放弃批判的立场，他在给一位青年语文学家的信（1822）中写道：
但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科学的真诚如此纯粹，以至于我们必须做到：绝对避免任何错误的表象（对于最微小的事物，如果我们无法充分信任它，我们也不能将其作为确实的东西写下来），当我们必须做出某种推测时，我们必须竭尽所能展示我们赋予这种推测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如果我们不能指出我们自己的任何可能的错误……如果当我们搁笔的时候，我们不敢在上帝面前说：“基于严格的检验，我知道自己没有写下不真实的东西，而且从未欺骗我自己或别人……”——如果我们不能做到这些，那么研究和文献将会以不义和恶意回敬我们。[46]
尼布尔在这封信中看力强调了真实性是语文学的根本。正如上文所言，尼布尔是“语文学式的历史学”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因此，也可以说，尼布尔在这封信中强调了真实性是历史学的根本。种种迹象表明，黑格尔显然也清楚尼布尔上述观点不仅适用于语文学，而且同样适用于历史学，唯有如此，他才可能将尼布尔的《罗马史》作为“批判史学”的典型加以批评。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的哲学讲演录》中指出：
第三类反思的史学是批判史学，这种史学尤其在我们的时代获得了发展。它与其说是史学本身，还不如说是一种关于各种历史叙述以及对这些叙述加以评判的史学。尼布尔的《罗马史》就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尼布尔根据其实际语境来处理这些叙述，并依据这些叙述下结论。……法国人曾经在这方面做出许多基础性的和有益的成就。对我们而言，这种所谓的“高级批判”占据了史学，而且试图取代那种更为审慎的史学；由于抛开了历史的根基，就给一些最任意的表象、题外话、幻想以及组合留下了地盘。人们企图将这些最任意的东西带入史学。这也是将现在带入过去的一种方式。由此产生的现在是以主观的想法为基础的，这些想法愈是惊人，它们的根基就愈是簿弱。[47]
从其精神哲学出发，黑格尔认为批判式的“历史书写”（Geschichtsschreibung）并非“科学”（Wissenschaft）。在他看来，“科学”首先是“系统的知识”，而非偶然的经验，单纯追求历史事实而忽略历史事实之间内在联系的“历史书写”只会造成主观任意的想象，而不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
需要注意的是，黑格尔在课堂上点名批评尼布尔时，后者早已离开了柏林的学术界。假如尼布尔还未离开柏林大学，黑格尔在讲授“世界历史的哲学”时恐怕会更加“收敛”一些。黑格尔老于世故，根据其书信中显示出来的柏林学术生态来判断，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我们从黑格尔的书信中看到，尽管他对尼布尔及其代表的批判方法颇有微词，但两人早年依然有一些交往。当黑格尔在1816年申请柏林大学的教职时，居间的联络人就有尼布尔，黑格尔在言语间表现得毕恭毕敬，尊称尼布尔为“枢密顾问”[48]。然而，学术观点上的分歧注定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将越来越疏远。
不仅如此，黑格尔与其他语文学家的私交也往往由于学术歧见而淡漠。黑格尔和沃尔夫都赞同建立古典文科中学。两人的分歧在于：沃尔夫反感德国的观念论，强调对古典文献进行“文本批判”；黑格尔与沃尔夫的观点相左，他认为过分强调“文本批判”是本末倒置，因为纯粹的“文本批判”容易忽略古典文献的教育价值。
黑格尔在书信中将伯克视为沃尔夫的同类。[49]沃尔夫曾将语文学定义为“知识和报道的概括”，黑格尔则批评沃尔夫的语文学只是知识的堆砌，只能建立“一个对语文学家而言普普通通的、完全不合格的概念”。伯克了解黑格尔对沃尔夫的批评[50]，他非但不赞同黑格尔的观点，反而站出来为语文学辩护：他坚称语文学拥有自身的合法性，而且还认为语文学与哲学可以互惠互利。[51](www.xing528.com)
不过，有的语文学家也获得了黑格尔的肯定。比如，赞同语文学要进行“精神性阐释”的路德维希·多特耐（Ludwig Döderlein，1791—1863）就受到了黑格尔的特别关照。1821年，黑格尔希望在柏林为多特耐谋得一份语文学的教职，可当时的柏林语文学界唯沃尔夫马首是瞻，要取得沃尔夫的信任，成功为多特耐谋得教职，他全然没有信心。尽管黑格尔与沃尔夫的关系因为学术分歧而僵化，但为了打破僵局，黑格尔还是主动写信邀约沃尔夫一家外出郊游。[52]
出于对语文学和哲学的同等热爱，青年德罗伊森试图调和黑格尔和伯克这两位老师之间对立的观点。一方面，他在1833年的语文学授课资格演讲中赞同伯克的基本观点，认为语文学要关注人类精神的有机发展。[53]另一方面，他也接受黑格尔对“批判史学”以及语文学的一部分批评意见[54]，其《历史知识理论》批评兰克学派只讲“批判”而罔顾“阐释”就是一个例证。
事实上，黑格尔并不否定语文学本身，他本人差一点就接受了埃尔兰根大学的语文学教职。[55]他之所以批评语文学，是因为沃尔夫派的语文学缺乏真正的内在联系，在他看来，缺乏内在联系的语文学不足以揭示实际存在的事物。[56]他欣赏的语文学追求的是“精神性阐释”，而不只是字面的或语法的阐释，也就是说，不只是纯粹语言学的阐释。[57]德罗伊森在《历史知识理论》中发展出来的“理念性阐释”就源于黑格尔所谓的“精神性阐释”。在黑格尔的观念中，只有借助“精神性阐释”，才能使语文学成为“系统的知识”，成为真正的“科学”。归根结底，黑格尔否定语文学的科学性，其实是质疑它作为一门学科存在的合理性。
既有研究表明，黑格尔对语文学和历史学也产生过正面的影响，比如，黑格尔在《世界历史的哲学讲演录》中对古典古代的重新阐释，就深刻影响了德罗伊森的《希腊化时代史》。[58]但对这些新兴的人文学科而言，特别是对其学科地位的确立而言，黑格尔哲学更多产生了一种负面的影响。因此，除了语文学家的还击之外，在历史学逐渐独立成科之际，历史学家也开始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清算。
在青年兰克时代，历史学尚未获得学科建制上的自信，兰克借以反对黑格尔哲学的资源更多来源于新教神学和文学浪漫主义，其经典命题“每个时代直接与上帝相通”就糅合了上述两种思想。实际上，兰克并不反对哲学本身，相反，他认为历史学离不开哲学，历史学同样也追求普遍性（“普遍史”是兰克一生的理想），他反对的是黑格尔那种先天地构造历史的哲学。[59]
到19世纪中叶，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获得了体制上的认可。在此背景下，黑格尔哲学越来越不受待见。作为兰克的学生，布克哈特同样不排斥哲学，但却反对历史哲学。在他看来，“在直截了当地深入普遍的和重大的人生之谜的时候，哲学具有历史学所无法比拟的优势，因为历史学只能片面地和非直接地从事这项工作”，然而，他在褒扬哲学的同时却认为黑格尔式的历史哲学是“半人半马的怪物”，这种历史哲学只不过是根据先天的原则来推演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向人们提供历史的“纵向切面”，而他自己的《世界历史沉思录》则希望向人提供历史的“横向切面”，以破除对世界历史的线性叙述。[60]
黑格尔似乎早就料到其“世界历史的哲学”可能遭遇这样的批评。[61]在其《哲学全书纲要·第三部分·精神哲学》（《精神哲学》）的“世界历史”部分（§.549的“说明”部分），他预先驳斥了历史学家的可能指责：
但是在今天犯了这类先天处理历史方式的过错的主要是这些人，他们自称要做纯粹的历史学家，而且明确地表示反对哲学思考，部分地反对一般的哲学思考，部分地反对在历史中作哲学思考；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个令人厌烦的邻居，因为哲学反对任意的想法和突发的念头。这类先天的历史书写有时来自本来很少意料到的方面，即来自过分讲科学性的这样一个方面，而这在德国比在英国和法国的影响更大，在德国，历史书写已净化而达到了更为稳固和成熟的性格。[62]
上述材料表明，在历史学家指责黑格尔先天地构造历史时，黑格尔反而批评那些否定任何哲学思考的历史学家才会犯这样的错误。黑格尔并非不懂历史的哲学家，他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在历史学家过分强调历史事实时，他只是希望提醒历史学家注意到自身的“历史哲学”预设。海登·怀特在为黑格尔辩护时曾指出，历史学与历史哲学并非泾渭分明的两个分支学科，任何历史书写都预设了某种历史哲学[63]，在此意义上，那些断然否定历史哲学的历史学家，反而容易陷入历史虚无主义。
在哲学与历史学之间，德罗伊森选择了居中的立场。他既不赞同一般的历史学家对理念的排斥，又不赞同黑格尔脱离历史事实的纯粹思辨。在《历史知识理论》的第二部分即“系统论”中，德罗伊森将家庭、民族、社会和国家等基本单元有机地结合起来，只考察历史的“横向切面”，从而避免了黑格尔的线性历史观。虽说德罗伊森并不认为自己的历史知识理论是一种历史哲学，也不愿意将“系统论”冠名为“历史哲学”，但他还是变相肯定了某种历史哲学[64]，而这种历史哲学与更晚独立成科的社会学具有高度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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