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主张“研究”与“表现”并重,反映了他对“表现”也同样重视,这与他曾接受过专业的古典语文学训练和复兴古典历史书写的宏愿有关。
兰克在普福塔文科中学就开始接受古典语文学的训练,后来在莱比锡大学又以古典语文学和神学为专业。古典语文学对兰克的影响是终身的。修昔底德一直是兰克心目中无法超越的“大师”[37],他提交的博士论文就专门研究修昔底德。在法兰克福中学教书期间,他更是通读了古典史家的所有著作。那时候,他讲授的课程大多与古典文学有关。据此判断,兰克对古典时期的著作应该了如指掌。古典语文学对兰克的影响绝不止于考证方法,在题材和书写技巧方面,古典史家皆是兰克的楷模。
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以及《近代史家批判》的序言中将1494年至1535年的这段历史视为“近代史的开端”,这足以说明他选择的是一个重大的题材。纵观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波里比阿和塔西佗等古典史家的著作,它们无一例外地声称自己选择的是重大的题材。兰克的青少年时代正值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席卷欧洲之际,他早年的书信、日记和晚年的自述都显示出这些事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兰克自称,他由古典语文学转向历史研究就是时局所致。他并未像古典史家那样直接记录自己时代的事件,而是往前追溯,探究现时代是如何形成的,他在此过程中发现,1494年至1535年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历史为整个近代史奠定了基础。这种思路与希罗多德追问希波战争爆发的原因,波里比阿追问罗马崛起的原因是一样的。
兰克在第一版序言中两次提及古典史家,其中一次他带看崇敬的心情谈到古典史家为记述个体树立了榜样,不过他马上话锋一转,声称古典史家乃至近代史家与他自己所处的时代不同。兰克在此或许是暗示,在他那个时代,历史学已逐渐成为一门科学,以重叙述的古典史家为楷模要冒一定的风险,因为在一个富有科学精神的时代撰写历史,对材料及其真实性的要求更高,如何协调叙述与求真之间的关系是一大难题。最终兰克还是不畏艰险,甘愿尝试一番,这一尝试让他后来遭遇了很多误解。
古典史家往往是具有丰富政治军事经验的实践者,他们务求准确而翔实地将自己亲身经历的重大事件记录下来。在兰克时代,职业史学家的主要题材不再是他们亲身经历过的重大事件,他们记述数百年之前的历史,如果他们试图复兴古典历史书写,并获得古典著作带给人们的现场感,唯一可行的办法是搜集和利用一手材料中生动形象的描述。作为古典历史书写的模仿者,兰克就像带看镣铐跳舞的学者,一方面,他希望自己的著作像古典著作那样生动形象,另一方面,他又必须确保这种生动形象的描述有据可循。布劳分析指出,兰克在选择材料时非常注重“可视性”。但根据上述分析,与其说兰克在强调“可视性”,还不如说他在强调“可视性”必须建立在可靠材料的基础之上,这是本章与布劳的根本分歧所在。
兰克曾提及,在莱比锡大学就读期间,他沉迷于德意志民族的古老语言,由于路德对德语书面语产生过关键性的影响,于是他就向路德学习德语,后来对路德的论著以及路德的生平事迹产生了兴趣,最终,他决定用路德本人的语言来叙述路德的历史。[38]兰克在回顾《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后的反响时承认,他从近代史家的著作中借用了一些叙述模式,并将其艰涩的句式结构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这种奇特的文风招致不少批评。兰克初读司各特的历史小说兴奋不已,当他发现其中太多情节与事实不符时,遂决定抛开历史小说,誓言“严格以事实为根据”。[39](www.xing528.com)
兰克以路德本人的语言来叙述路德的历史,借用近代史家的叙述模式并将其艰涩的句式结构移植到自己的著作中,一是使他的叙述看起来像事件的参与者或目击者的叙述,从而生成某种现场感,一是使他创造的现场感有据可循。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与司各特的历史小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前者既生动形象又实事求是,这就解释了一个看似矛盾且长期困扰研究者的现象:兰克的叙述以文学性著称,但他却强调“严格以事实为根据”。他是如何做到两者兼顾的呢?
兰克善于展现某种现场感,在他笔下,历史事件仿佛就发生在读者眼前。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他是这样来描写那不勒斯国壬阿方索二世的:
当阿方索立即跨上他的黑色坐骑,大胆地穿过街道,并受到了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时,仍有一些人心存侥幸。但传统意味着,许多人要在出鞘利剑的威逼下跟着喝彩。与此同时,老王后和她的女儿乔安娜坐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她们感叹道:“智慧不再,灯火已灭。……所有的权力都没有了:王国现在失道寡助,迷失了自己!”阿方索走向她们,并且说:“我会像我的父亲一样保护好王国。”但她们害怕阿方索的残忍,只是恳求他宽恕当地人民。[40]
正如在该书其他地方一样,在这段文字末尾,兰克照例添加了脚注,以说明其中的细节描写并非他杜撰,而是来自苏里达(Zurita)和帕塞罗(Passero)的著作,这两位作家就生活在兰克描述的那个时代。
综上所述,兰克在复兴古典历史书写的背景下对历史人物和事件进行了生动形象的描述,并不意味看兰克纯粹是为了追求历史书写的艺术效果。如果真是那样,与奎恰尔迪尼相比,兰克顶多只能算是一个优秀的模仿者。显然,兰克的史学成就不至于如此不堪,这就让我们更加坚信,让兰克声名鹊起的是,他将生动形象的描述奠基于一手材料的基础之上,使其历史著作兼具科学性和艺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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