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兰克时代的研究体制

从兰克早期学术生涯开始，“研究”就在朝一种体制演变。作为一种研究的历史学与大学教育、职业化、专业期刊和方法论结合起来，产生了更强的规范性和影响力。

在柏林大学建立之前，哈勒大学和哥廷根大学等少数几所德国大学已具备现代研究型大学的雏形，但其他大学的发展相对滞后。拿破仑入侵致使许多大学倒闭，借此机会，德国大学进行了重组和改革。普鲁士政府决定在柏林移植哈勒大学模式并建立一所新型大学。在柏林大学的筹建过程中，费希特（1762—1814）、施莱尔马赫（1768—1834）、威廉·洪堡（1767—1835）等思想家对新型大学都充满了期待。施莱尔马赫在《德国式大学随感》（1807）中指出，大学的任务就是培养学生独立从事研究（forschen）、发现和表现（darstellen）的能力。^[27]洪堡的观点更为直接，他在《论柏林高等学术机构的内外组织》中宣称：“高等学术机构还有一个特点：它始终把科学当作一个还未完全解决的问题，因此也始终处于研究（forschen）状态中……因此称之为高等学术机构的要摆脱政府的一切形式，只能把人的精神生活、外在的悠闲和内在的追求导向科学和研究。”^[28]洪堡的大学教育改革涉及诸多层面，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改革是将研究与教学结合起来。大学讲坛不只是传播知识的地方，大学教师除了讲授必要的课程之外，还需要像科学院一样从事研究工作。在洪堡看来，“在研究和教学统一的假设下，只有一位好的研究者才可能成为一位好老师，那么研究（Forschung）就是主业”。^[29]研究成为一种体制之后，各个大学纷纷建立研究所和讨论班。

在19世纪之前，研究活动早已大量存在，但在19世纪以后，研究的结构和方式发生了重大的转变。研究不再是个体和私人的活动，它变成了职业化的、有组织的和公共的活动。在此过程中，知识门类的分化以及对应的职业化逐步加速。具体表现为：学科共同体内部出现了学术分工，旧的学科中分化出众多新的学科，新的学科不断为自身的合理性辩护并建立起符合本学科的方法论；研究者有别于业余爱好者，他们需要接受严格的学术训练并以研究工作为职业。^[30]

在此大背景下，历史学同样经历了体制转变。在19世纪初，历史学尚未成为德国大学的独立系科，也没有专门的培养方案，它被迫寄人篱下，兰克早年为了论证历史学存在的合理性不惜求助于神学。^[31]黑格尔于1831年离世，德国古典哲学走向终结，历史学在理论上最强大的对手随之消失，由此迎来了重要的发展契机。一方面，在学科建制上，柏林大学等新型大学渐次建立了单独的历史系科，并制定了专门的培养方案，历史学的学科地位争议尘埃落定。另一方面，兰克个人的社会和学术影响也不容小觑。兰克的历史著作让迷茫的欧洲人看清了欧洲近代以来的历史演变，因而受到壬宫贵族以及中上层资产阶级的青睐，这在客观上增加了历史学在德国乃至欧洲的影响力。声名在外的兰克在自己的讨论班上向学生们传授了一整套历史研究方法，他的学生后来掌握了德国大部分历史学教职，作为一种新体制的德国现代史学得以形成。^[32]

德国现代史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其职业化。与其他国家的历史学相比，德国现代史学的职业化推进得最为迅速，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德国史学家的经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职业。在19世纪，德国史学家大多是作为国家公务员的大学教授，他们主要的收入来源于政府的薪俸，其研究活动也受政府的资助，经济来源的相对单一性使其需要确保自己所属的学科在建制上具有合法性，并在面临学科的分化和竞争时始终能够维护自己的地位和利益。^[33]相反，同时代的其他欧洲史学家大多不是职业史学家，法国的米什莱是重要的散文家，基佐和梯也尔曾贵为法国的首相和总统，英国的卡莱尔是一位讽刺作家，麦考莱曾担任英国的陆军大臣，他们不用像德国史学家那样担心自己的历史学家身份被褫夺，也不用成天为生计发愁。但鉴于德国现代史学取得的显著的专业成就，英法诸国的历史学家慢慢也对德国的历史学发展模式产生了认同。^[34](www.xing528.com)

在职业化稳步推进之际，德国诞生了现代史学共同体。作为其阵地，历史学专业期刊《历史杂志》在1859年创刊。主编海因里希·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在发刊词中这样写道：“这份杂志首先应该是一份科学的杂志。因而，它的第一要务是贯彻历史研究（historische Forschung）的真正方法，并指出背离这一方法的做法。”^[35]尽管当时德国史学家对历史学的定位尚有分歧^[36]，但聚贝尔折中的观点基本上可以代表历史学界的共识：研究是科学的基础，历史学要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就必须依照某种方法展开深入的研究。德国现代史学所塑造的这一原则影响了其他国家的历史学发展。法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纷纷步德国的后尘，效仿《历史杂志》创办本国的历史学专业期刊，建立自己的现代史学共同体。

学科职业化在理论上的体现是建立专属于本学科的方法论，这是学科现代化最重要的标志之一。从18世纪起，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自觉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法学、语文学、历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等学科逐步建立起了完善的方法论，相应的课程和著作大量涌现。当聚贝尔创办《历史杂志》之际，德罗伊森已在为德国现代史学寻找理论支持。在德罗伊森之前，德国不乏史学方法论的课程和著作，但它们依附于18世纪的启蒙史学传统，显得比较陈旧，不能反映德国现代史学的最新发展。德罗伊森开创了史学方法论的新局面，其《历史知识理论纲要》（1868、1875、1882）影响甚广。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1889年初版）在基本框架上效法了德罗伊森的《历史知识理论纲要》，但它摒弃了后者浓重的思辨色彩。在德国现代史学影响所及之处，其史学方法论也被当地历史学家接受。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的《史学原论》（1898年初版）明显受到了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影响。随看这些史学方法论经典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一场塑造现代史学的运动也渐次展开，德国现代史学的影响由此达到了顶峰。

柏林大学与德国现代史学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兰克1814年进入莱比锡大学时，洪堡的改革已在柏林大学推行四年。在任教于柏林大学之前，兰克就与这所新型大学产生了交集。兰克在晚年自述中承认，尼布尔（1776—1831）的《罗马史》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尼布尔就曾在柏林大学教授罗马史；兰克在莱比锡大学的导师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48）与柏林大学的奥古斯特·伯克（August Boeckh，1785—1867）是德国古典语文学两个分支的代表人物，故而他对柏林大学的古典语文学传统也比较了解。兰克1825年凭借《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入职柏林大学，此后，柏林大学成为现代史学的重镇，德国的史学大师要么曾就读于柏林大学，要么曾任教于柏林大学。这种现象的产生与柏林大学的教育改革有莫大的关系。如果说兰克早年是自觉接受现代“研究”观念的熏陶，那么在柏林大学任教期间，他则为德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体制作出了开创性贡献。由此看来，兰克自写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以来一直强调“研究”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是顺理成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