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兰克与利奥的序言观察

兰克的《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后，褒扬者有之，批评者也不乏其人。1828年，也就是这部著作出版四年之后，海因里希·利奥在《耶拿文学通报·副刊》上匿名发表了一篇文章（分两期连载），对《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大肆攻击。面对尖刻的批评，兰克被迫还击，他在《哈勒文学通报》上发表了回应文章，这篇文章篇幅不大，其中还包含不少出自《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及其附录《近代史家批判》的引文。兰克分别在“研究”“表现”和“思考”（Besinnung）三个层次上反驳了利奥的批评，这是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出版后第一次系统地澄清了这部著作包含的史学理念和方法。

在“研究”的层次上，利奥主要批评了兰克在材料运用方面的问题。兰克在第一版序言和《近代史家批判》中确立了“严格地表现事实”的原则，而利奥却认为，兰克本人并未严格遵循他自己确立的原则。利奥以兰克在书中引述的德国史学家皮尔克海默尔（Bilibald Pirkheimer）的《瑞士战史》为例。兰克曾在《近代史家批判》第四编第二章中批评了皮尔克海默尔，认为应该一分为二地看待皮尔克海默尔的历史著作：一方面，皮尔克海默尔曾参加过一些战斗，他关于这部分历史的记载是可信的；另一方面，关于他未参加过的战斗，他的记载多半是道听途说，而且错误比比皆是。即便这样，在书中叙述瑞士与士瓦本同盟之间的战争时，兰克还是大量援引了皮尔克海默尔的说法并添加脚注予以说明。利奥借此向兰克发难。利奥指摘兰克无中生有，虚构了皮尔克海默尔著作中没有记载的东西，也即兰克著作中出现了利奥所谓的“诗性的添加物”。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在1499年的鲁德霍尔兹战役中被瑞士人打败，兰克就此写道：“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都落空了。最初，他将自己关在林道的皇宫里，并且让邦君等在门外，但不久他就使自己镇静下来。在傍晚时分，他打开房门，在大庭广众之下就餐；然后，他从窗户遥望星空，并谈及星星的本质。”^[11]尽管兰克添加了脚注说明此处的叙述援引了皮尔克海默尔，但利奥根据兰克的脚注追踪，发现在皮尔克海默尔的著作中找不到诸如“马克西米利安的希望都落空了”或“他让邦君等在门外”的字眼，因此他怀疑兰克是在虚构情节。兰克辩解道，他没有虚构情节，上述描写可以在皮尔克海默尔著作的其他段落中找到文本依据。至于他为什么在《近代史家批判》中批评皮尔克海默尔却又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援引他，兰克解释说，他最在意的是“对个体进行透彻的研究”，为此需要具有“原始性”“直观性”（Anschauung）和“丰富性”的一手材料^[12]，由于不是事件的亲历者，他只能求助于皮尔克海默尔这样的近代史家，从他们的著作中爬梳历史细节并为己所用。

在“表现”的层次上，利奥批评兰克的叙述混乱不堪，兰克以《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二章第一节“统一的西班牙”的第一段为例予以回应。兰克在这一段中论述了西班牙的卡斯蒂利亚和阿拉贡的联合以及西班牙与法国、英格兰和葡萄牙的关系。兰克先整段引用，并虚拟大声朗读，然后再逐句分析，以此说明他的叙述并不混乱，最后他讽刺道：“我要问的是，哪里混乱了？是我的表现混乱还是我的解释混乱了呢？”^[13]兰克声称，该段落意在直接表现“普遍性”（Allgemeine），因而没必要赘述“特殊性”（Besondere）。对他来说，表现整体和精神是诗性表达的本质特征，这是其《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重要尝试。兰克最后安慰自己说，利奥与他“走的是完全不同的道路”，他并不怪罪利奥。^[14]

在“思考”的层次上，利奥批评兰克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中不时论及“上帝之手”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兰克予以否定，他坦言，自己在著作中论及“上帝之手”，与教会史家存在根本的差别，教会史家旨在证明历史进程是由上帝意志决定的，而他并非如此。兰克以古希腊史家色诺芬的著作为佐证。在色诺芬的《希腊史》和《长征记》等著作中，神对历史进程不起决定作用，论及神更多是宗教习惯使然，再者与修辞有关。^[15]

除了澄清自己的史学理念和方法，兰克的回应文章还带来一个疑问：兰克为什么分“研究”“表现”和“思考”这三个层次进行回应呢？下文将尝试分析两个原因：一、近因，“研究”“表现”和“思考”三个层次是第一版序言的“隐微结构”；二、远因，“研究”与“表现”的区分植根于德国的启蒙史学传统。

兰克的历史著作一般由序言（Vorrede）、导论（Einleitung）、正文和附录四部分构成。四个部分各司其职，序言主要是交代正文的主题、材料来源和零星的史学思想；导论是为正文铺垫一些背景事件；正文是主体；附录是对被征引著作的考证或资料汇编。同样，兰克的序言也遵循看某种程式。《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就包含了两套结构，一套是“显白”结构，一套是“隐微”结构。第一版序言总共五段文字。兰克在首段末尾写道：“我还是有必要对本书的意图、材料和形式作一个简要的说明。”^[16]以此为依据，其“显白”结构可谓是由“意图”“材料”和“形式”三部分构成。

第一版序言的“隐微”结构产生于我们对该序言的解读。兰克在第二段开头写道：“一位史学家的意图取决于他的观点。”问题是，在这一段落中，哪些内容属于他所谓的“观点”（Ansicht），哪些内容属于他所谓的“意图”（Absicht）？如果将第二段分成两部分的话，在第二段的第一部分，兰克首先亮出了他的“观点”：“我把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视为一个整体”，“本书尝试把所有这些事件以及其他相关事件置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的整体中加以把握”。在第二段的第二部分也就是其结尾处，兰克说明了他的“意图”：“人们曾赋予历史学评判过去、教导当代人以利于未来的职责，当前的尝试不敢奢望这样的重任，它只想如其实际所是地（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述说/展示（sagen/zeigen）。”^[17](https://www.xing528.com)

第三段论述“材料”（Stoff）问题，兰克在第三段开头写道：“要重新来研究（erforscht）这段历史，材料从何而来呢？”言下之意，材料是服务于研究的，要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就需要新的材料。接看他补充道，“研究（Forschung）方法以及考证结果将在同时出版的另一本书中展现”，即在《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附录《近代史家批判》中展现。这两处引文都使用了“研究”一词，据此分析，对兰克来说，“材料”问题属于“研究”层次。

在论述“形式”（Form）问题的第四、五段中，最先跃入眼帘的一句话是，“本书的形式取决于它的意图和材料”，这意味看，在兰克看来，形式是服务于意图和材料的。接看兰克提出：“严格地表现事实……无疑是最高的法则。”“表现”（Darstellung）^[18]一词在这两个段落出现了多次，虽然其中一处只是普通用法而非专门概念，但我们依然可以用“表现”来置换“形式”并将其作为这部分的关键词。在整个序言的最后一句，兰克提及历史学还要思考“上帝之手”，尽管是一笔带过，但它毕竟与上文所谓的“思考”层次形成了呼应。就此而言，第一版序言可视为包含了“意图”“研究”“表现”和“思考”四部分。

撇开“意图”和“思考”不论，兰克在回应利奥的文章和第一版序言中区分“研究”与“表现”并非随意之举，它与德国的启蒙史学传统有关。早在启蒙史学时代，“表现”已成为德国史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当时学者对此有大量论述。^[19]18世纪下半叶，随看历史学开始被视为德语意义上的“科学”（Wissenschaft），“研究”逐渐从“表现”中剥离出来。1784年，启蒙史学家施罗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1809）论述史学从业者时，明确地区分了“历史研究者”（Geschichtsforscher）与“历史书写者”（Geschichtsschreiber），^[20]由此说明，“研究”与“表现”的区分在史学界已得到一定的认可。^[21]19世纪初，弗里德里希·余斯（Friedrich Rühs，1781—1820）和威廉·瓦克斯穆特（Wilhelm Wachsmuth，1784—1866）分别在《历史研究入门大纲》（1811）和《史学理论大纲》（1820）中以“研究”与“表现”的区分为基础来建构其史学方法论。^[22]与同时代的学者一样，兰克也接受“研究”与“表现”的区分。

“研究”与“表现”不仅有区分，还存在孰轻孰重的问题。一部德国现代史学史就是“研究”逐渐超越“表现”的历史。在科学化之前，历史学重“表现”，而在科学化之后，历史学重“研究”。尽管如此，兰克在其学术生涯中一直主张“研究”与“表现”并重。更多时候，兰克表述为，历史学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23]比如，在1831/1832年冬季学期的课程导论中，兰克论证说，在搜集、发掘和解析材料的层次，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在“构形”（gestalten）和“表现”（darstellen）前一阶段成果的层次，历史学则是一门艺术。^[24]在《法国史》第五卷（1861），兰克宣称“历史学家的任务既是文学的又是学术的；历史学同时是艺术和科学”。^[25]1873年5月，兰克在写给儿子奥托·兰克（Otto Ranke）的信中说，“历史学追求科学和表现是一种职责，只有牧师的职责可与之比肩”。^[26]

兰克主张“研究”与“表现”并重，接下来我们将从“研究”和“表现”两个方面看手分析兰克坚持这一主张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