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1824）[1]是兰克的处女作，这部让他声名鹊起的著作虽然不够完美，但却开启了德国现代史学的兰克时代。作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在当时引发了强烈的反响，但随看后世相关研究的深入，兰克在书中呈现的15、16世纪之交欧洲的政治和外交图景逐渐被改写。尽管如此，他重视一手材料的理念长期以来被史学界奉为圭臬，第一版序言、“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格言[2]以及附录《近代史家批判》至今仍被后世学者引述和评论。
关于《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研究为数不少。二战后初期至20世纪70年代，劳厄（Theodore H.von Laue）和舒林（Ernst Schulin）的研究很有代表性。劳厄分析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一版序言，并概述了路德新教、古典语文学、德国观念论、浪漫主义、民族主义、法国大革命、拿破仑以及波旁壬朝复辟对兰克的影响。[3]舒林认为，材料不足使兰克无法继续写作《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第二卷，后来发现的大批档案文献又使他偏离了《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主题。[4]近30年来，相关研究呈现出两种视角：一种是审美主义视角，一种是否定兰克史学是范式革命的视角，两种视角偶尔也存在交叉。由于受海登·怀特及其《元史学》的影响，在德国和美国，研究者越来越倾向于从审美主义的视角来解读《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5]福尔达（Daniel Fulda）在探讨德国现代史学的起源时得出了“科学出于艺术”的结论。布劳（J.D.Braw）提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的真正贡献是以“可视化”策略来呈现历史。[6]赖尔（Peter Hanns Reill）和格拉夫敦代表另一种视角。赖尔认为，《罗曼与日耳曼诸民族史》算不上划时代的著作，它与启蒙史学有看千丝万缕的联系。[7]格拉夫敦提醒我们，欧洲学者自近代早期以来已发展出了系统的考证方法，19世纪初的历史学家不需要兰克来教导他们考证如何重要。[8]当然，并非所有研究者都赞同上述两种解读视角。鲍尔（Siegfried Baur）论证说，“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对应于“研究”的层次，它并不是强调历史书写的艺术性，而是强调历史研究的科学性。[9]阿西斯（Arthur Alfaix Assis）将这句格言解释为兰克“为知识而知识”，其结论与鲍尔大同小异。[10](www.xing528.com)
鲍尔和阿西斯看到了第一版序言中关于“研究”（Forschung）与“表现”（Darstellung）的区分，本章大致赞同他们的观点并将以此为出发点，重点阐明三点：第一，参照兰克回应海因里希·利奥（Heinrich Leo，1799—1878）的文章可以发现，第一版序言存在一个由“意图”“研究”与“表现”三部分构成的“隐微”结构，在“研究”与“表现”孰轻孰重的问题上，兰克主张“研究”与“表现”并重；兰克坚持这一主张，究其缘由，一方面与那个时代的“研究”体制有关，另一方面与他复兴古典历史书写的宏愿有关；既有研究各执一端，没有注意到兰克上述主张客观上有利于强调“研究”之于历史学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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