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现代史学探微：赫尔德的启蒙观与康德的自主思维

许多学者都为赫尔德的消耗大量精力的“徒劳企图”感到遗憾，不仅由于他试图挑战康德这位无可争议的伟大思想家，也由于他们本来有很多共同之处不至于闹翻。古留加对康德与赫尔德的争论的评价是，这可能是一场悲剧性的误会，他们并不是正相反的人，启蒙运动的人道主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为了使争论尖锐，他们只好把对方的观点变得简单化。他认为，在围绕《思想》的争论中，赫尔德与康德所做的指责都一样地不正确，他们不但不想看到对方任何积极的东西，反而有意加以简单化和歪曲。^[157]古留加的这种看似公平的说法并不公平，很明显，正如我们需要非常费心地去理解康德，但是理解赫尔德却至少在表面上容易得多一样，赫尔德对康德的理解通常是打折扣的，而康德却总是能准确地抓住赫尔德的思想。如果争论的前提是要完整而准确地理解对方的意思的话，如果赫尔德想要驳倒康德的话，那他就必须要真正地理解康德，而如果只是依凭“僵死的理性主义”这种刻板印象，那这就只能是一场隔空喊话。赫尔德的思想气质注定了他在这样一场严肃的学术争论中会处于下风。

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批判了对理性的无边无际的使用，对人类的认识能力做了一番限制性的省察，按理来说，这应该是赫尔德乐意看到的，但是他慑于所谓“概念的死域”，没有理解到康德的用意。就对理性的限制而言，就对经验的强调来说，康德与赫尔德仍然是一致的。《思想》作为争论的爆发点也不是康德临时起意。赫尔德的《思想》第一部，对于康德而言就是触犯了他在《纯粹理性批判》中为人类的认识能力设下的限制，所以他批评赫尔德是一个滥用自己的认识能力的“超级形而上学家”。

我们不能责怪赫尔德对康德的理解的偏差与不完整，也不能埋怨他在对康德的批判中许多学者都明显感觉到的“幼稚”，必须承认，赫尔德在他与康德的争论中没有展现太多令人称道的地方，这既有个人能力的因素，也由于他的写作方式与思想气质让他无法胜任这个艰巨的任务。赫尔德的亮点在于他在思想史上率先比较清楚地阐释了语言的意义、历史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原则，这些原则的根基是他的活力论和有机论，是他的直观、想象的经验的方法，他认为只有运用这些方法才能认识人与自然，这是人类所具有的活生生的能力，而理性的形而上思辨只是一种发明。对于赫尔德来说，这并不是意味看要拒斥理性，而是理性必须与能够直观到的经验结合在一起。换句话说，赫尔德所要求的是“常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触碰到的知识，是任何一个人凭借自己的理智就能获得而不仅仅是学院派教师才能理解到的东西。

赫尔德有看多重不同乃至对立的面向，他的认识论原则固然有“狂飙突进”的风格，但他的自然主义原则和人道思想则是启蒙运动的特征，大体而言，他更接近启蒙运动。而且，在他需要分析而不是想象的时候，他能够做到暂时放下直观和想象，而从事细密的分析和论证。他曾在《人类最古老的文献》中进行神秘主义色彩浓厚的写作，也曾在《论语言的起源》中对语言的起源问题进行过细致的分析。终其一生他都担任宗教职务，但也一直热情地从事哲学写作。要注意，赫尔德的宗教观并不符合严格的基督教教义，他对基督教的理解更接近自然神论，而非启示宗教。^[158]

不会放弃人的理性并一味地诉诸信仰，不会在智识探索中躲藏在信仰的安全地带，这是康德与赫尔德能够发生争论的前提。而赫尔德如果想要驳倒康德，那他就不得不使用理性的语言来思考和表达，而不是直观和想象——于是令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康德与赫尔德的争论使得赫尔德更加远离“狂飙突进”，而更接近启蒙，以至于晚期的赫尔德就是一位货真价实的启蒙哲人。

康德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他期待有一些“自己能够思维的人”，在周围传播一种理性地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和自己思维的天职的精神。同时，康德还区分了理性的私人运用和公开运用，人在其职位上进行的运用是私人运用，可以进行严格限制；而公开运用，则是作为学者在读者世界的全体公众面前的运用。^[159]如果我们把赫尔德在其职位上的宗教发言和写作视为“私人运用”，而他的哲学和艺术评论的写作视作“公开运用”的话，那么赫尔德的“公开运用”当然是尊重每个人的独特价值和自己思维的天性的，而且他认为自己比康德更尊重个人的价值和人的理智。换句话说，我们可以认为，康德与赫尔德是在争夺谁才是真正的启蒙代言人。而康德虽然是启蒙最著名的诠释者，却不是一个好的实践者，固然他曾经打算编写一部写给儿童的物理学读物，并支持泛爱学校，但始终没有在通俗意义上做过实际的直接工作，他更多是希望统治者能够营造宽松自由的社会环境。

我们不可能强求所有的启蒙知识人有看一致的观点，因为启蒙知识人从来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整体，而是一个松散的集合，这个集合里有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但在总体上却是人的智识成果的全面进步。康德对启蒙的定义“自己思维”是启蒙的最大公约数，它不仅抓住了本质，而且保证了观点的多样性。启蒙所要求的是每个人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智，但是启蒙并没有对运用理智之后所产生的结果有任何规定，也就是说，启蒙是开放性、包容性的。当然，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这个信条，已经内在包含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追求、对政治专制和宗教专制的反抗。“自己思维”是启蒙的核心，而其他的主张都是从中推导出来的，而我们后来对启蒙的印象却只看到表面而没有看到本质。启蒙运动是一场人文主义的思想文化运动，所谓的“启蒙理性”即强调理性至高无上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神话^[160]，而这种神话的始作俑者恰恰就是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者。

如果我们揭开遮蔽启蒙运动的面纱，舍弃对启蒙运动的刻板印象，那么赫尔德就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启蒙知识人。长期以来，赫尔德被视为一个浪漫主义者和启蒙的批评者，卡西尔、彼得·盖伊和以赛亚·伯林都不把赫尔德看作启蒙知识人。最近十多年，许多学者仔细研究赫尔德的文本后发现这些传统的认定有看越来越大的问题，他们从各个具体角度出发，发现赫尔德的各种观点与启蒙的关系并不是相反的。

尽管赫尔德的历史和文化的多元思想在启蒙中多少有些标新立异，但他从未走到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的立场上。他坚信人类是一个整体，乃至反对康德的种族划分，人类的整体性反映在他的人道信念上。而且赫尔德本人对启蒙也是认同的，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用到了“启蒙”这个词。赫尔德在他对经验的强调方面，接近苏格兰启蒙运动；就他立足于通俗和常识而言，则与伏尔泰这样的法国启蒙哲人相近；而他的浪漫气质则与另一位启蒙哲人卢梭相像。

启蒙运动有看多重的思想文化背景，这包括自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发展、自然科学的进步、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哲学积淀，人文主义带来了人在世界所处位置的自信，自然科学带来了今胜于古的信心和对未来会更好的期望，而哲学则为这种空前的乐观主义带来了思想的支撑。这些思想来源既相互混合，又保持看相对的独立，从而构成了一场多维的启蒙运动。赫尔德位于启蒙谱系的文人序列中，而康德位于学院派序列中，他们在各自的序列之中批判性地继承既往的成就并实现开创性的发展。一场完整的启蒙运动，既有学院派的哲学家，也有忠实于大地的所谓的“通俗哲学家”；既需要对启蒙进行理论深化的学究，也需要热情地讴歌人的独特性的文人。不可能有单一的启蒙运动，启蒙注定是一个有张力的整体。

【注释】

[1]John H.Zammito，Kant，Herder，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141.

[2]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黄添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68页。

[3]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曹俊峰译，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140页。

[4]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139页。

[5]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192.

[6]陈艳波：《走向人道——赫尔德历史哲学研究》，武汉大学博士论文，2010年，第44—48页。

[7]John H.Zammito，Kant，Herder，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p.140.

[8]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169页。

[9]John H.Zammito，Kant，Herder，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p.144.

[10]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164页。

[11]《康德书信百封》，李秋零编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3—24页。

[12]Kant，Correspond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96—99.

[13]转引自何兆武：《一条通往康德体系的新路——读〈论优美感与崇高感〉》，《学术月刊》1995年第1期，第38页。人名翻译有改动。

[14]《康德与哈曼往来书信集》，李秋零译，《宗教与哲学》2013年第二辑，第30—31页。

[15]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223页。

[16]《康德与哈曼往来书信集》，第29页。

[17]《康德与哈曼往来书信集》，第32—34页。

[18]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263页。

[19]卡岑巴赫：《赫尔德传》，任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第60—61页。

[20]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233—234页。

[21]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236—237页。

[22]Robert T.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55，p.316.

[23]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305页。

[24]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7，p.149.

[25]Kant，Correspondence，p.224.

[26]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142.

[27]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50页。译文有改动。

[28]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2页。

[29]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7页。

[30]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7—58页。

[31]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9页。

[32]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61页。

[33]Kant，Correspondence，p.226.

[34]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贾泽林、侯鸿勋、壬炳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49页。

[35]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308页。

[36]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37—338页。

[37]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第148页。

[38]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23页。

[39]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第149页。

[40]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61—63页。

[41]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308页。

[42]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38—339页。

[43]古留加与库恩的《康德传》都弄错了这一点。有意思的是库恩在书中清楚地写明了康德这些文章的时间，按理说不该出现这种错误。参见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39—341页。

[44]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12页。

[45]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313页。

[46]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39页。

[47]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70—71页。

[48]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310—311页。

[49]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75页。

[50]关于泛神论之争的详细经过，包括康德与相关人士的书信往来，参见John H.Zammito，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2，pp.228—247.

[51]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p.44—48.

[52]赫尔德在1784年2月6日给雅各比的信中建议他应该先发制人发表其与门德尔松的通信。雅各比出版通信集后，由于泄露私人之间的秘密而遭受批评。参见赫尔德：《致雅各比书》，《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张晓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7页。

[53]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47—354页。

[54]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114.

[55]康德：《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43—145页。

[56]康德：《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第148页。

[57]康德：《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第144、148页。

[58]康德：《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第146—147页。

[59]赫尔德：《致雅各比书》，第122页。

[60]赫尔德：《致雅各比书》，第120—121页。

[61]Michael N.Forster，Herder and Spinoza，in Spinoza and German Idealis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4，pp.78—80.

[62]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160.原文的第二段对话英文译文可参见Herder：God，Some Conversations，trans.by Frederick H.Burkhardt，Marxists Internet Archive Library，2017，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herder/1787/god02.htm

[63]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159.

[64]赫尔德：《论神，对话数篇》，《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123页。

[65]John H.Zammito，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p.245.

[66]Kant，Correspondence，p.319.

[67]Kant，Correspondence，p.325.

[68]康德：《纯粹理性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二版序，第29页。

[69]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154.

[70]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81—182页。

[71]康德：《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应用》，第177—181页。

[72]John H.Zammito，The Genesis of Kant's Critique of Judgment，pp.7—9.

[73]康德：《判断力批判》，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12页。

[74]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6页。

[75]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66—167页。(www.xing528.com)

[76]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72、189页。

[77]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11、226页。

[78]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87—188页。

[79]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440页。

[80]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343页。

[81]转引自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第58页。扎米特饶有兴致地分析和阐释了赫尔德这段话的两个版本，参见John H.Zammito，Kant，Herder，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pp.141—145.

[82]Sonia Sikka，“On the Value of Happiness：Herder Contra Kant，”Canadian Journal of Philosophy，Vol.37，No.4（2007），p.542.

[83]Sonia Sikka，“On the Value of Happiness：Herder Contra Kant”，p.544.要提请注意的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也不认为世界在客观上有什么终极目的了，赫尔德显然没有注意到康德的变化。

[84]转引自阿尔森·古留加：《赫尔德》，侯鸿勋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23页。

[85]转引自卡岑巴赫：《赫尔德传》，第95页。

[86]John Pizer，“The German Response to Kant's Essay on Perpetual Peace：Herder Contra the Romantics”，The Germanic Review：Literature，Culture，Theory，Vol.84，No.4（2007），pp.343—368.

[87]Herder，Philosophical Writings，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Michael N.Forster，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p.400—403.

[88]Herder，PhilosophicalWritings，pp.404—409.

[89]康德：《论永久和平》，《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361页。

[90]Robert T.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p.390.

[91]卡岑巴赫：《赫尔德传》，第101页。

[92]Sonia Sikka，“Herder'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The Review of Metaphysics，Vol.61，No.1（2007），pp.31—32.

[93]Sonia Sikka，“Herder'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pp.36—38.

[94]Sonia Sikka，“Herder'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p.40.

[95]阿尔森·古留加：《赫尔德》，第131页。

[96]Sonia Sikka，“Herder's Critique of Pure Reason”，p.44.

[97]转引自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141页。

[98]Paul Guyer，“Free Play and True Well-Being：Herder's Critique of Kant's Aesthetics，”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65，No.4（2007），pp.357—358.

[99]Paul Guyer，“Free Play and True Well-Being：Herder's Critique of Kant's Aesthetics”，pp.359—361.

[100]Paul Guyer，“Free Play and True Well-Being：Herder's Critique of Kant's Aesthetics”，pp.361—362.

[101]康德：《判断力批判》，第82页。

[102]Rachel Zuckert，“Awe or Envy：Herder contra Kant on the Sublime，”Th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Vol.61，No.3（2003），pp.217—232.

[103]Robert T.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p.411.

[104]Paul Guyer，“Free Play and True Well-Being：Herder's Critique of Kant's Aesthetics”，pp.362—367.

[105]Kant，Correspondence，p.95.

[106]Kant，Correspondence，p.557.

[107]卡尔·福尔伦德：《康德传：康德的生平与事业》，第694页。

[108]赫尔德：《又一种历史哲学》，《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1页。

[109]李秋零：《德国哲人视野中的历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24—125页。

[110]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p.145—146.

[111]Frederick C.Beiser，The Fate of Reason：German Philosophy from Kant to Fichte，pp.147—148.

[112]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293页。

[113]康德：《关于路德维希·海因里希·雅各布的〈门德尔松的《晨课》的检验〉的一些评论》，《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51页。

[114]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8页。

[115]康德：《关于一种世界公民观点的普遍历史的理念》，《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24页。

[116]康德：《人类历史揣测的开端》，《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126页。

[117]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19页。

[118]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16—218页。

[119]曼弗雷德·库恩：《康德传》，第242页。

[120]《康德书信百封》，第41页。

[121]《康德人类学文集》，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编者导言，第3页。

[122]《康德书信百封》，第41页。

[123]康德：《实用人类学》，《康德人类学文集》，第8页。

[124]Herder，PhilosophicalWritings，p.29.

[125]Herder，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elected Political Writings，trans.by Ioannis D.Evrigenis and Daniel Pellerin，Indianapolis：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2004，p.29.

[126]康德：《实用人类学》，《康德人类学文集》，第176页。

[127]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58页。

[128]John H.Zammito，Kant，Herder，and the Birth of Anthropology，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2，p.348.

[129]康德：《实用人类学》，《康德人类学文集》，第6—8页。

[130]赫尔德：《又一种历史哲学》，《反纯粹理性：论宗教、语言和历史文选》，第2页。

[131]Sonia Sikka，“On the Value of Happiness：Herder Contra Kant”，p.516.

[132]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70页。

[133]康德：《约·戈·赫尔德的〈人类历史哲学的理念〉第一部、第二部书评》，第70页。

[134]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壬皖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2—354页。

[135]康德：《判断力批判》，第13—17页。

[136]康德：《判断力批判》，第220页。

[137]康德：《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看善进步？》，《康德历史哲学文集》，李秋零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83—184页。

[138]康德：《实用人类学》，《康德人类学文集》，第186页。

[139]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p.214.

[140]Robert T.Clark，Herder：his Life and thought，p.314.

[141]David Denby，“Herder：Culture，Anthropology and the Enlightenment”，History of The Human Sciences，Vol.18，No.1（2005），p.67.

[142]Sonia Sikka，“On the Value of Happiness：Herder Contra Kant”，p.543.

[143]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第40—41页。

[144]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第46页。

[145]康德：《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看善进步？》，第192—193页。

[146]康德：《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看善进步？》，第185、195、196页。

[147]康德：《论永久和平》，第148页。

[148]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p.201.

[149]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pp.202—203.

[150]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p.211.

[151]Herder，Another Philosophy of History and Selected PoliticalWritings，p.26.

[152]Frederick C.Beiser，Enlightenment，Revolution，and Romanticism：The Genesis of Modern German Political Thought，1790—1800，p.215.

[153]F.M.Barnard，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Oxford：Clarendon Press，1965，p.77.

[154]F.M.Barnard，Herder'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p.67.

[155]Herder，PhilosophicalWritings，p.370.

[156]Sonia Sikka，“On the Value of Happiness：Herder Contra Kant”，p.543.

[157]阿尔森·古留加：《赫尔德》，第109、115页。

[158]有学者把赫尔德的神秘主义宗教观与其哲学写作的矛盾现象解释为在专制环境中刻意表达虔诚心态，以隐藏研究哲学和支持共和制的真实想法。这未免言过其实，因为《人类最古老的文献》的观点在《关于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又重现了。参见冯庆：《赫尔德：启蒙与启示之间》，《诗书画》2016年第3期，第34页。

[159]康德：《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第41—42页。

[160]彼得·盖伊明确表明：“鉴于启蒙哲人对待激情的态度，以及对待形而上学的态度，启蒙运动并不是一个理性的时代，而是一个反叛理性主义的时代。”参见彼得·盖伊：《启蒙时代（下）：自由的科学》，第1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