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和赫尔德都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类学家，康德从未离开哥尼斯贝格及其周边区域，赫尔德也没有到过欧洲基督教文明之外的地方。但他们都有看放眼世界的视野，并为人类学这个学科贡献心力。18世纪的人类学与今天的人类学差别很大，总的来说，康德与赫尔德所言的人类学是一门关于人的经验性的学问，一部分是关于人本身和人生的，包括思辨心理学、经验心理学乃至人生智慧，这可以看成是哲学人类学；另一部分是关于各个人类文化和民族，尤其是当时逐渐认识到的欧洲以外的各种文化，这包括人文地理、民族志等，而这一部分则是现代人类学的直接先驱。
康德升任教授后开始教自己喜欢的课程，1772—1773年以后每年都会开设人类学课程，并且由于其深入浅出，广受学生喜爱，而这门课程也旨在为学生训练聪明的、甚至智慧的处世技巧。[119]1773年，康德在给他的学生赫茨的一封信中讲到他开设人类学讲座的意图，康德希望让人类学成为“正式的学科，开启一切科学的源泉，即开启道德的源泉、技艺的源泉、交往的源泉、教育众人治理众人方法的源泉，因此，也就是开启一切实践东西的源泉。这样，在这之后，我就不再需要探索人性变异可能性的最初根据，而是更多地去探索现象及其规律。……和自然地理学一样，和其他所有课程都不同，它可以叫作关于世界的知识”。[120]1795—1796年，康德最后一次讲授人类学课程，据说那时学生们在康德的课程中几乎只听这一门，那次之后他也不再上课了。[121]康德陆续发表过许多人类学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如涉及人的审美与道德的《关于美感与崇高感的考察》（1764），涉及种族问题的《论人的不同种族》（1775）、《人的种族的概念规定》（1785）、《论目的论原则在哲学中的运用》（1788）。1793年，康德在给司徒林的信中写道：“在纯粹哲学的领域，我给自己提出的研究计划，就是要解决以下3个问题：1.我能够知道什么？（形而上学）；2.我应该做什么？（道德）；3.我可以希望什么？（宗教）；接看是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问题：人是什么？（人类学，20多年来，我每年都要讲授一遍）。”[122]1798年，时日无多的康德出版了他亲自整理了大半年的《实用人类学》，这也是他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在前言中，康德依然把人类学定位为世界知识。[123]从康德对人类学自始至终的热忱来看，康德不仅仅是一个高深晦涩的批判哲学家，更有看强烈的现实的人文关怀。
赫尔德在1765年写了《哲学如何变得更为普遍且有益于人》，他在这篇文章中鲜明地表示：“所有应当属于人的哲学把人作为它的中心，如果哲学关注点的转变如同从托勒密体系走出而哥白尼体系发展起来，那么成果丰硕的发展将会出现，只要我们的整个哲学转变为人类学。”[124]我们已经提到过，在1768年赫尔德给康德的信中，他表示关于人的哲学是他最喜爱的领域。赫尔德的《论语言的起源》（1771）和《论人类的认识和情感》（1774）奠定赫尔德的人类学方面的声誉，而他在1774年出版的《关于人类教育的另一种历史哲学》中的名言“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幸福的中心，就像每个天体都有自己的重力中心”[125]明确地表达了他的文化多元主义原则。
即使不考察人类学的具体观点，康德与赫尔德对人类学的热情已经能说明他们的共同性。18世纪的人类学是西方人文主义的发展以及对欧洲以外文化的增长的兴趣的产物，而对人的尊重和文化多元论则是这种人类学的基本预设。康德与赫尔德一样承认和主张保持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似乎还表达了对帝国主义的反感，他在《实用人类学》中表示“各部落（在大的征服时）的混合逐渐抹去了个性，它不顾一切所谓的博爱主义，对于人类毫无助益”。[126]康德与赫尔德在争论中展现出来的人类学方面最大的分歧是种族的概念，康德认为人类以遗传特征为准分为四个种族，而赫尔德则认为种族的概念没有意义，人类是一个整体。这是比较具体的问题，即使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结论有分歧，但康德自己也承认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有很大的共识，只是有这一处保留。[127](www.xing528.com)
不仅康德与赫尔德在人类学方面有很多共识，而且赫尔德对人类学的兴趣以及他的人类学观点就是在康德的影响下形成的。扎米特的著作《康德、赫尔德与人类学的诞生》引起了学者的广泛注意，不过扎米特自己的某些解释则面临一些问题。他的主要观点是，康德在批判时期后，试图把他原先的人类学附属到批判哲学门下，这就使他抛弃了原来的“人的科学”，把人类学降级为“实用”。而赫尔德则受前批判时期康德的影响，把人类学研究继续下去，而其历史主义和文化多元主义的特质极大地影响了现代人类学的诞生。[128]扎米特关于康德对赫尔德早期的影响以及赫尔德对人类学的巨大贡献的观点得到普遍接受，并得到一些学者如福斯特、邓比的进一步探讨，而他关于康德后来放弃了早先的人类学的观点则面临不同意见。问题的焦点在于，康德的人类学是否附属于批判哲学、如何理解人类学在康德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以及康德对人类学的贡献。
在这里要申辩的是，康德前批判时期的人类学与批判时期的人类学在其本身内容上没有根本区别。康德的人类学始于前批判时期，而人类学也是康德在批判时期出版的最后一部书。《实用人类学》所体现的是康德批判时期的人类学，它的第一部分“人类学的教学法——论既认识人的内心又认识其外表的方式”的三卷分别是论认识能力、愉快和不快的情感和论欲求能力，这可以看成分别对应第一批判、第三批判和第二批判，而第三批判放在中间，是把它看作连接第一批判与第二批判的桥梁之意。如果把三大批判视为“先验人类学”的话，那么先验人类学就是与实用人类学在研究同一个对象的两个平行的层次，在先验人类学中对人的认识能力、情感和欲求能力的探讨，必然会反映到实用人类学中，但是这并不意味看实用人类学附属于批判哲学。先验人类学的探索，是给实用人类学带来了认识的深化和结构的变化，它们仍然是独立的平行的两个层次，并不存在“附属”和“降级”的说法。康德在开设人类学课程之初和出版《实用人类学》之时，都是把人类学定义为“世界知识”。诚然在《实用人类学》中，康德说这些知识必然要跟随在学术之后，由哲学来整理和引导，否则只能充当零碎的摸索，而不能充当科学。[129]但是，世界知识虽然要有哲学的引导，但世界知识仍然与哲学是独立的，它本身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只是在组织形式上更系统化了。其实在康德那里，人类学的层级一直是处于哲学之下的，而并不是在进入批判时期之后才如此。另外，也不能因为赫尔德表达的人类学离现代人类学更为接近，就否定康德人类学思想的价值。毕竟他们都不是现代人类学的创始者，他们的人类学都还只是关于人的哲学。至于赫尔德关于人的诸如活力论这样的观点，以及更加依赖宗教资源来考察人类，则就比康德更加远离现代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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