泛神论之争（Pantheismusstreit）是一场欧洲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50]，当时德国的许多知识人都被卷入其中，以门德尔松为代表的知识人和以雅各比、哈曼为代表的知识人展开了一场较量，于是它也被后来的学者认为是启蒙（Aufklärung）与狂飙突进（Sturm und Drang）之间的斗争。在贝瑟看来，这场争论的核心是理性的权限，尤其是如何处理理性与信仰的关系，它不仅直接调动起当时的思想家，而且也给后来的思想家提出了问题，以至于他认为泛神论之争的历史影响堪比康德的第一批判。[51]
这场争论开始于雅各比1785年出版《论斯宾诺莎之学说：与摩西·门德尔松先生的通信》[52]，在该书中，雅各比披露莱辛在去世前告白自己是斯宾诺莎主义者，而这本书则是自己与门德尔松在过去的两年里私下讨论此事的通信集。门德尔松也出版《晨课》讨论了斯宾诺莎与泛神论问题。现在我们一般认为斯宾诺莎主义是一种泛神论，但在当时语境下有很强的无神论色彩。雅各比在争论中就认为斯宾诺莎主义是纯粹的唯物主义，它导向了无神论和宿命论。《柏林月刊》的编辑向康德约稿，希望他评论这场争论。否认理性在信仰中位置的雅各比声称自己的立场与康德相似，而且还说斯宾诺莎主义是唯一可能的理性哲学。[53]门德尔松也向康德写信，暗示在对抗“偏狭和狂热”的斗争中他站在康德这一边。[54]泛神论之争的双方都在向康德寻求支持。
康德在回应中的立场处于雅各比与门德尔松之间。康德在《柏林月刊》（1786年8月）发表《什么叫做在思维中确定方向？》，同时还完成了与此相关的《关于路德维希·海因里希·雅各布的〈门德尔松的《晨课》的检验〉的一些评论》。总的来说，康德的态度是继续强调他在《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中呼吁的启蒙，他认为关于上帝的概念，甚至对他存在的深信，都只能在理性中发现。只能从理性出发，既不能通过灵感，也不能通过得来的消息，也不能从哪怕如此伟大的权威首先到达我们的心中。理性必须先行，而不能先通过直观就深信上帝，应该把直观到的上帝与上帝的概念相比并据以检验。倘若否定了理性在信仰中的权利，那就为狂热、迷信甚至是无神论敞开大门，而斯宾诺莎主义就导向狂热。[55]康德认为，理性“拥有使它成为尘世最高的善的东西，亦即充当真理的最终试金石的特权”。[56]他认为，你所直观到的东西未必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东西，至于是不是那个东西，需要由理性来检验。任何一种信念都必须是理性的，这样的话，“毕竟必须有关于上帝的概念来充当准绳”。[57]总之，上帝的存在不是被证明，而是被理性所证成，也就是说，理性需要一个上帝。
康德发出了呼吁：“具有精神能力并具有拓宽了的意念的人们啊！我尊敬你们的才能，并且喜爱你们的人类情感。但是，你们也考虑过你们所做的事情吗？你们对理性的攻击意欲何为？”康德把捍卫理性上升到捍卫思想自由的高度，那些看似自由无拘于理性的虔信，其实是一种思想专制。他意识到如果赫尔德、哈曼、雅各比这些质疑乃至否认理性地位的人取得胜利，那么将会导致思想自由的不复存在：
天才在其大胆的活跃中自得其乐，因为它摆脱了理性通常用来控制它的缰绳。它很快也用绝对的命令和重大的期待来蛊惑别人……此时，它仍然一直使用着理性的语言。在这种情况下所采用的准则，即在最上面立法的理性无效，我们普通人称之为狂热；但仁慈的大自然的那些宠儿则称之为彻悟……现在每个人却顺从自己的灵感，所以，最终就必然从内在的灵感中产生由外在的见证来证明的事实，从最初甚至是选择的传统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产生强加的文献，一言以蔽之，产生理性对事实的完全服从，亦即迷信……[58](www.xing528.com)
赫尔德在撰写历史哲学著作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看这场争论的进展。雅各比在公开他与门德尔松的通信集之前，曾向赫尔德寻求支持。而赫尔德却比莱辛走得更远。1784年2月，赫尔德在回复给雅各比的信中，他表示服膺于斯宾诺莎主义，这种哲学让他开心，因为它是唯一能够整合各种思维方式和体系的哲学。[59]赫尔德在同年12月的信中反对雅各比对斯宾诺莎的理解，他认为不能把最高本质看成一个抽象的概念，不能把神看作一个人形，万物借看单一实体才能孕育，个体事物是至高、永恒、内己之存在的某种形态，显相之所以被认识，只在于它符合本性。[60]
1787年，赫尔德发表《上帝：若干对话》正式加入泛神论之争，把泛神论之争推向一个新高峰。雅各比、门德尔松和康德从各自立场反对斯宾诺莎主义，而赫尔德则为斯宾诺莎主义摇旗呐喊。赫尔德对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做了独特的诠释，试图使之远离无神论和宿命论。他把斯宾诺莎的泛神论融贯进自己的活力论之中，上帝不是单一的、无所不包的实体，而是活生生的“力”。它是一种精神，它的活动不是被必然决定的，而是有理智的考虑。自然不是机械的世界，而是有机的。[61]他也试图为活力寻找物理学和生物学上的证明，试图表明活力是符合经验的。[62]赫尔德把斯宾诺莎主义，或者说他自己的活力论，视作道德和宗教的唯一基础，它是关于上帝和自由的唯一站得住脚的哲学，而且它让道德和宗教与理性和科学的自然主义保持一致。[63]赫尔德也暗藏了对康德的攻击，他说，每个人都参与了神性，我们要通过自然的直觉、能力和生命在神之中有快乐，“如果你将这称作是狂热主义，那我心甘情愿做狂热主义者，因为我宁愿看到真实的玫瑰，享受其芳美，也不愿对看假想的或图画中的玫瑰做沉闷思辨”[64]。他宣称要用斯宾诺莎的哲学来对抗那些“不自量力的脱离经验的哲学家”，而这样的哲学让人无法回归自然、回归存在，无法让人感知自己的存活。[65]赫尔德活力论的斯宾诺莎主义版本在强调人的直观的同时，由于上帝作为活力有理智的考虑，也使得活力论有了理性的因素。
赫尔德在泛神论之争中是个异类。赫尔德对斯宾诺莎的独特的创造性理解不仅无法得到反对斯宾诺莎主义的人的同意，也很难赢得斯宾诺莎主义支持者的好感。即使是持不同观点的康德和雅各比也都觉得赫尔德是在满口胡言，而他们在此之后还保持看良好的私人交往。在1789年的通信中，康德说，赫尔德的上帝是斯宾诺莎主义与自然神论的结合，这种做法是不诚实的，赫尔德是一个看迷于幻想的“伟大的艺术家”。康德颇为戏谑地说，赫尔德的幻想制造出来的昙花一现的神奇图像，它可能会迷惑住一些蒙昧无知的头脑，但是人们永远也抓不住这些图像背后的东西。[66]雅各比在回复中也认为《上帝：若干对话》的总体结构和对话体的形式很有趣，而内容并没有道出什么真理。[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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