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商人在中国港口的遗迹

蒙古入侵中国和伊朗，是从希吉拉历7世纪初开始的，入侵持续了一段时间。这一进军最重要的社会影响，是社会人口和族群的大规模移动。蒙古对伊朗的入侵，事实上，带来了族群迁徙的巨大浪潮，该情况在伊朗蒙古学研究中，很少被关注到。^[21]人口迁徙浪潮作为蒙古入侵的结果，在两个方向同时出现：从东到西，从西到东。换一种表达，蒙古人的入侵，导致了河中地区、呼罗珊、伊朗南部地区的人民向两个方向大规模迁徙：一是向西部地区迁徙，即小亚细亚和两河流域；一是向中国东部—北部地区迁徙。

中国回族族群这一影响深远的迁徙大浪潮，是基于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大量说波斯语的族群被迫迁徙到中国，这在成吉思汗入侵伊朗的第一个时期就形成了。蒙古人在成吉思汗时期大规模用兵于中国北方三个重要地区，然后成吉思汗征服了中国北方广大地区。在希吉拉历615年（公元1218年。——译者注），借口为蒙古商队被杀而复仇，蒙古开始出兵。在征服了河中地区、呼罗珊地区的诸繁华城市之后，蒙古为了在行政事务中使用居住在那里的很多人，尤其是各种行会的手工业者，将他们迁徙到东部地区和中国不同的城市中。这种被迫迁徙的显著例子，可以在蒙古人入侵花剌子模^[22]和尼莎普尔^[23]中看到。也许有关这迁徙大潮的最直接最明显的一个历史证据，可以在蒙古时期著名历史学家，阿塔马勒克·志费尼的著作中找到。关于这次大迁徙，他在自己著作的前言中阐述因蒙古入侵带来的变化的时候如此写道：

“由于那个原因，伊斯兰的旗帜高高升起，宗教的蜡炬更加明亮，穆罕默德宗教之太阳铺展在那些国土上：其鼻子尚未嗅闻到伊斯兰之香息；其耳朵尚未听到赞念真主至大和宣礼的旋律；除了拉特（阿拉伯部落在伊斯兰前崇拜的偶像名称。——译者注）信徒不干净的脚，荣耀尚未触及的土地。现在一神信徒是如此多地走向那方，抵达东方土地，并定居那里，成为当地人，超出了国境线的局限。在解放河中地区和呼罗珊的时候，其中一些人就以先驱和勇士的名义，把一些人群驱赶到那里去复兴那些地区。他们是很大的一群人，来自马格里布尽头、伊拉克地区、叙利亚等伊斯兰大地，从事贸易和旅游，他们抵达任何一个地方和城市，都获得声誉；他们把一些稀罕物和重要物资卸货在那里，也愿意居住在那里，成为当地人；他们修建房屋和宅邸，面向伊斯兰的朝拜方向；他们修建学校，培养教师，教授知识。”^[24]

阿塔马勒克·志费尼在这段话中指出了西方向东方迁徙的两个浪潮。第一个浪潮是“被迫迁徙”，主要是河中地区和呼罗珊地区有一技之长的手工业者向中国北方地区迁徙；第二个浪潮是阿拔斯哈里发政权覆灭之后，伊斯兰世界各个地区的商贾大规模的迁徙。有必要指出，第二个迁徙浪潮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到伊儿汗王朝于希吉拉历656年（公元1258年。——译者注）在伊朗建立，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国和伊朗两个大国第一次处在一个部落蒙古人的统治之下；另一方面，伊朗与中国贸易的陆上线路，在整个希吉拉历7世纪上半叶，由于花剌子模王国的覆灭而带来的政治混乱，而失去了必要的安全因素，海上贸易线路再一次为商贾们所关注。在整个这个时期，霍尔木兹港和伽尔哈特（）港，作为与印度斯坦和中国东海的远洋交易中心十分繁荣兴旺。正是这种情形导致很多伊朗商贾迁徙到中国诸港口，并定居在那里。事实上，伊朗人在中国东部诸港口的移民大据点的形成，既是蒙古人入侵的结果，也是由于这时期海洋贸易的兴旺。刘迎胜博士通过关注中国资料，认为穆斯林群体向中国移民的高潮，是在公元13世纪第二个和第三个十年（希吉拉历616—637年），对此他写道：

“在这个时期，穆斯林移民到中国的数量是空前的，可以称之为亚洲历史上在新时期之前罕见的远距离的移民运动。这一移民潮完全改变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构成。”^[25]（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相关原文：这一移民运动主要发生于成吉思汗晚年，即蒙古军结束西征之后，回师进攻西夏之时。成吉思汗以后元代各帝统治时代，也陆续有西来的回回人在汉地定居，但其主体进入中原的时间当在13世纪20年代后半叶至30年代。这一时代迁入汉地的回回人口是历史上空前的，可称为近代以前亚洲历史上规模空前绝后的远距离移民运动。它彻底改变了中国穆斯林人口的分布与构成。——译者注）中国资料显示，一部分伊朗移民被迫迁徙到中国，在整个元朝统治时期，不被允许回到自己的故土。

这一情形一直持续到希吉拉历8世纪末期，乃至在明朝统治时期，当伊朗的帖木儿皇帝和中国的太祖皇帝之间建立密切外交关系之时，中国皇帝制定了相应的法律，定居在甘肃的穆斯林——在成吉思汗西征河中地区时期作为俘虏，被强迫派遣去征服中国，并在之后的岁月里在中国定居下来^[26]——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返回自己的祖籍，其中有236人返回了撒马尔罕^[27]。一些研究者认为，在蒙古时期迁徙到中国的伊朗移民的数量在二三百万人之间。^[28]大量的伊朗人经由河中地区迁徙到中国北方地区。由于他们构成了第一次单身迁徙浪潮的主力军，他们通过驻扎在中国城市，与中国女子结婚，逐渐形成了新的一代，被吸纳进中国社会中，同时坚守自己的文化传统。

这一迁徙并不仅仅是通过河中地区和丝绸之路来实现的。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的帝国在他的儿孙们之间被分裂为三部分，继承人争夺战不断发生，尤其是在河中地区和伊朗中央高原地区，在中国的元朝和察合台汗国、伊儿汗国之间。这导致了丝绸之路陆上线路不安全因素的形成，从波斯湾到中国东海的海上丝绸之路逐渐成为伊朗和中国之间货物交换的主要线路。伊朗商贾开始了移民中国的新迁徙浪潮，尤其是迁徙到中国东部和南部诸港：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大量伊朗商人在这些城市与之前自己同乡的后代子孙们即“南回回”融合，在这些城市形成了伊斯兰的新移民据点。另一方面，穆斯林在北方的移民得到中国元朝的大力扶植，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定居下来，创建了伊斯兰新的移民据点。

从历史文献中，我们知晓该时期三个海洋商人大家族。第一个家族名叫“赛义德·布阿里”，他是霍尔木兹王国的重要港口之一伽尔哈特港的著名商贾。刘迎胜教授在一个基于汉语文献的研究中，关于这个家族，以及他们在与伊朗的海洋贸易中的角色，如此写道：“赛义德·阿里·伽尔哈特裔是来自伽尔哈特的大商人，他的贸易办事处位于印度斯坦的马巴尔（）^[35]地区。忽必烈在中国建立政权之后，他知晓了中国皇帝的鼓励政策，便派遣自己的一些船只到刺桐，与中国商人建立起密切关系，甚至伊儿汗与忽必烈之间互派使团，他也作为中介。他的举动引起马巴尔国王的愤怒。国王意图打击这个商人。这个消息由航海家传递给忽必烈。他派遣了一个使臣到马巴尔，把那个伽尔哈特商人邀请到中国。他带着他的家庭旅行到中国，定居在都城，继续做自己的贸易。”^[36]（该段引文系刘迎胜《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文中有关内容的综述，并非直接引自原文。刘迎胜相关原文：不阿里的故乡曰哈剌哈底……蒙古国土纵横万里，往来于印度洋、太平洋东西的回回贾客皆闻其武力之盛。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纷纷结悦于蒙古贵族……不阿里等进入马八儿统治上层的回回人，为自身计，背着当地贵族集团，私下与蒙古人拉关系，甚至不经国王同意，擅自派人入元表示“归附”的做法，必然激化他们与当地贵族之间的矛盾。看来，马八儿国王对不阿里等人早有戒心，在他们身边派有起耳目作用的“必阇赤”，即书记官。以致不阿里、马因的私自遣使入元事发，几乎招致杀身大祸……不阿里逃奔元朝后，元与马八儿仍维持友好关系。——译者注）

另一个重要的波斯湾商人家族，在整个这个时期，在与中国的海洋贸易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力，那就是基什岛的统治者“马勒克·伊斯兰·台比（）”家族，他们与伊儿汗国王们建立起了密切关系，在一个时期内被冠以“波斯总督”的称谓。^[37]他的家族成员在马巴尔有贸易办事处。他们从那里掌控着与中国的海洋贸易。“伽赞”（）派遣这个家族中的一员作为自己的使臣到中国。瓦萨夫·哈兹拉对此写道：“然而，马勒克·莫扎姆·法赫尔丁·艾哈迈德根据伽赞汗的旨意，在希吉拉历697年（公元1297年。——译者注），被选派为使者出使铁木耳大汗（即元成宗铁木耳，1265—1307在位。——译者注），塔伽依·伊尔奇（）陪同他，他们带着丰厚的礼物出发了。又从大金库中支出十万第纳尔的金子，作为合伙贸易资金而加在礼物中。马勒克·法赫尔丁（）准备出发，从自己的资产中，从伊斯兰·贾马尔丁和其他显贵、族人们的资产中，携带了无数的珍宝首饰和各种适合那片土地的货物，由一队突厥和波斯军队护送。当他们抵达中国边境的时候，那里的卫兵就根据大汗汗国的法律，一站接一站地为他们准备食物供给和其他所需品。在大都——汗八里附近——觐见了大汗阁下。当时，大汗正在生病。他们进入等候厅的时候，一些大埃米尔诸如赞格桑克（）、阿尔伽松·图尔汗（）、图伽吉·塔也夫（）坐在黄金椅子上。塔伽依致了问候，行跪拜礼。他们询问他这种突厥礼节的由来。他是一个机灵的善言辞的突厥人，他说：伽赞的旨意，在我看到大汗的龙颜之前，不能看其他政府要员中的任何人。他坚持要拜见大汗。马勒克·法赫尔丁首先将伽赞的礼物呈上，然后在他审视下，呈上其他人带来的礼物。大汗对所有一切都很喜欢，亲自给他们斟酒，并指示为他们预备一

年四季的用品。尔萨·盘江（）是基什岛的一个基督徒，他让大汗满脑海都是各种奇珍异宝。他被告诫对购买这些货物要有所克制。由于马勒克·法赫尔丁的大多数货物都是这类货，他认为如此展示它们不是上佳方案。大汗探询，他们说，大约十四土曼的价值，每个土曼值一万金锭，每个金锭等于六个第纳尔金币，与大金库交易，将之兑换成钞票。剩下的获得允许，谁需要就卖给谁。他们停留了四年的时间。大汗恢复的时候，给了塔伽依·伊尔吉（，该名字的原文前后拼写不一致。——译者注）各种各样的赏赐，让他得意扬扬；还给了马勒克·法赫尔丁发号施令的权力、令牌和荣耀，还把自己亲戚中一位姑娘嫁给了他，还给伽赞写了一封信函，表示接受建议的联合和联盟，还给他捎去了丰厚的礼物。由于从蒙哥大汗时期，应该由旭烈兀汗领取的定额没有发放，他就下达旨意，把等量的丝绸、契丹式的衣物派使臣带一艘船运过去。马勒克·法赫尔丁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半道上，大汗的使臣去世了，船沉没了，塔伽依也死亡了。距离马巴尔国家只剩下两天路程的时候，马勒克·法赫尔丁也去世了。人们把他埋葬在了马巴尔附近的墓地（愿他安息）。这件事发生在希吉拉历704年（公元1304年。——译者注）。当马勒克·伊斯兰·贾马尔丁听到他孩子死亡的消息，极度克制自己，致辞：我们出自安拉，我们回归于他。”^[38]

在这个时期迁徙到中国的另一个大家族，在中国史料中以“佛林”（Fo lin）的名字被提及。该家族原本是巴林人，居住在刺桐港，与该城一个大势力的伊斯兰家族，即“蒲书公”（）建立了姻亲关系。在一份关于该家族的中国文献中写道：“在泉州城有一位大商人名叫佛林，是蒲家的女婿。他们家族非常富有，有八十多艘船只。当他在公元1293年离世的时候，只有一个女儿。当时的政府把他的全部财产，包括130石（原文误为“shi”。——译者注）珍珠和很多财产尽数查抄充公。”^[39]

伊朗人大量往中国移民，与之前在泉州、杭州、扬州等港口定居的穆斯林融合。共同的语言和文字导致他们的结合更加密切，从而形成一个从经济和政治角度都非常值得关注的群体。这样的趋势导致波斯语——在此之前就作为一种公共语言和中介语言为广大迁徙过来的穆斯林所熟悉——作为一种“宗教语言”被有同样文化背景的穆斯林迁徙者使用。这一情形的主要原因是，向中国拥来的大量穆斯林迁徙人口来自说波斯语的河中地区和伊朗南部地区。大量移民，其宗教语言是波斯语，其宗教中的很多习俗采用该语言来完成。关于元朝大规模迁徙对波斯语和回回民族的情形的影响，刘迎胜博士写道：

“从文化背景的角度来看，在元朝初期进入中国的回回族群的构成比较复杂，那些移民不是说同一个语言。来自伊斯兰世界西部的族群，讲阿拉伯语，他们的人数比较少。然而，属于伊斯兰东部世界的回回族群使用各种不同的语言，一些讲波斯语，一些讲突厥语，或者是印度语。尽管回回民族的故乡的文化各不相同，然而，当他们来到中国之后，变成少数的、弱势的移民群体，他们的文化消融在中国文化中。同时，元朝政府建立了等级制度，所有被称为‘色目人’的族群被确定为社会的第二等级，回回族群的社会地位低于蒙古人，但是高于汉族人或中国本土人。在社会中，蒙古人和大多数民族把回回族群视为与他们的语言和文化相区别的一个群体。另一方面，穆斯林移民群体由于处在少数民族地位，不得不更加相互依赖。我们知道，由于长期的历史和文化原因，从公元10世纪以来，在伊斯兰世界东北地区，主要是说波斯语的人群。在这些地方，波斯语替代了阿拉伯语，相较于阿拉伯语来说具有更高的地位。迁徙到中国的回回移民的文化毫无例外地充满了波斯文化的色彩和气味。波斯语在伊斯兰东部世界的优越地位导致穆斯林移民社会中出现下面一些情况：（1）波斯语逐渐替代了回回移民群体的原本母语，转变为他们群体内部的共同语言。（2）波斯语转变为回回群体与社会其他阶层的经济、文化交往中一种重要的、具有影响力的语言。这一情况导致中国蒙古统治者在组建政府机构的时候，为了方便与回回政治家和商人建立起紧密联系，而设置了一些特殊的机构。其中一些机构设施，在中国元朝的历史文献中被叫作‘回回椽史’（回回翰林院）和‘回回译史’（回回翻译局）。（3）在希吉拉历7世纪至9世纪/公元12世纪至14世纪之间，欧亚大陆从东到西依次有四个文化中心：汉文化中心，中国本土名称，位于亚洲东部；印度文化中心，位于印度次大陆半岛；伊斯兰文化中心，从中亚到北非；基督教文化中心，位于欧洲。然而，伊斯兰文化中心又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在西部地区，阿拉伯语是宗教语言，具有第一重要的意义；而在东部地区，波斯语属于文学和宗教语言。因此，汉语、泰米尔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拉丁语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从东到西，扮演了“国际交流语言”的角色。换言之，波斯语也算作是回回族群内部的共同语言，是他们与其他民族联系的重要语言。我们关注到穆斯林在元朝行政机构中的地位，波斯语是蒙古政府在外交事务中的主要外交语言。换言之，在那个时期，波斯语在中国既是外语，也是少数民族语言，也是回回族群的共同语言。正因为此，波斯语在元朝作为政府的三种官方语言——汉语、蒙古语、波斯语——之一，而被中国廷臣使用。”^[40]

（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相关原文：从文化背景看，元初入华的回回人成份复杂，语言不一。来自伊斯兰的世界西部的操阿拉伯语，为数不会很多。而故土为东部伊斯兰世界的回回人，有的操有波斯语，有的操突厥语，还有的操各种印度语言……尽管各种回回人的故土文化背景各异，但他们入华后，即成为陷于汉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的弱小移民集团。他们之间的种族与文化区别不论怎样大，也小于他们整体上与汉文化的差别。同时元代实行的民族等级制度，将所有回回人均划入社会的第二等级——色目人，其社会地位低于蒙古人，但高于汉人和南人……换而言之，在蒙元的“国族”蒙古人与社会多数民族——汉人与南人眼中，各种回回人被视为一个整体。作为一个被外界当成整体看待的回回人，尽管其内部千差万别，但相互之间不可避免地有沟通的需要，这就催生了回回人的民族共同交际语的问题，以及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际时的族际交际语的问题。我们知道，由于波斯悠久的历史与文化，故自10世纪起在东部伊斯兰世界，波斯语就取代阿拉伯语占据了统治地位。元代入华的回回人也不例外，其文化面貌呈现强烈的波斯文明色彩。波斯文在东部伊斯兰世界的这种地位，造成了三个后果。其一是，波斯语逐渐取代各种入华回回人的原有母语，成为其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其二是，波斯语也成为回回与其他社会阶层交往的重要交际语。元政府在许多政府机关中都设有回回椽史与回回译史等官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方便回回官僚与其他各族官僚之间的交流……其三，12至14世纪，欧亚大陆自东向西并存着四大文化圈：即东亚的汉文化圈、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文化圈、中亚至北非的伊斯兰文化圈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又可略分东西两部分，其西部阿拉伯语占统治地位，其东部则以波斯语为第一文学语言，故汉文、泰米尔文、波斯文、阿拉伯文与拉丁文在当时的欧亚大陆上，自东而西分别扮演着国际交际语的角色，也就是说，波斯语是回回人内部的共同交际语和回回人与其他民族交往的族际交际语。故波斯语成为蒙元政府对外交往的主要外交语言，这一点可从今存于梵蒂冈教廷中的元定宗贵由的国书的波斯文本中得到证实。换而言之，波斯语在那一时代的中国即是一种外语，也是一种少数民族语言，即回回人的共同语。这就是波斯语在元代被列为三种官方语言国语蒙古语、汉文与波斯文的基本背景。——译者注）

因此，在蒙古统治中国时期，即元朝，由于河中地区、呼罗珊地区、波斯湾诸港口说波斯语的人群向中国的大规模迁徙，以及他们在行政和政治事务上的作为，波斯语从一种族群语言和回回穆斯林族群的内部语言转变为一种官方语言。中国统治者们将之作为三种官方语言之一，在行政机构的公函中，尤其是在“外交函件”中被使用。贵由汗在公元1246年/希吉拉历643年写给教皇的信件是用蒙古语和波斯语写的^[41]，这是波斯语在中国运用于行政领域的标志。波斯语被用作元蒙时期三种外交官方语言之一，一直持续到明朝。沙哈鲁·帖木儿裔时期（希吉拉历807—850年/公元1405—1447年）的历史学家欧贝德·拉扎格·撒马尔罕裔，在《萨阿丁人的出现和巴林社团》（）一书中，以“契丹皇帝的函件情况”为题，叙述了明朝皇帝明成祖使团到达沙哈鲁宫廷。他写道：“另外两封信与这封信一起被送去。一件被送去的礼物在那里被拆开，一件是文字之类的，可能是伊尔奇杨（）写的。每封信都是用波斯语文字写成的，而那封信是用蒙古文字夹杂突厥语写成的，就在那封信中还用契丹（这里可能指“中国”。——译者注）文字书写了相同的内容。”^[42]这份资料显示，波斯语在希吉拉历9世纪初期在中国皇帝们的官方信函中被采用。

汉语文本和这些信函的波斯语译本，记录在《回回馆译语》中。这个文本与《萨阿丁人的出现和巴林社团》一书中所言及的书信是相符合的，这证明了欧贝德·拉扎格·撒马尔罕裔逸闻录的真实性和严谨性。^[43]历史证据表明，元朝时期，中国皇帝把“令牌”——蒙古人以铁牌的形式颁给政府官员或者是外国使节——用三种文字书写：回鹘语、波斯语和汉语。公元20世纪60年代，扬州城考古发掘出这样一个令牌，上面可以看到波斯语单词“通行”（）。上面还有一些波斯语句子，由于时间的流逝而被磨损了，现在无法辨认释读。^[44]波斯语的运用在政府的秤砣上也可以看见。这种秤砣是元朝时期为了防止缺斤少两而制作的，用于分配。至今在中国发现了八个这种秤砣，其表面用波斯语刻写了其制作的年代、地点和恒定重量。^[45]

泉州的波斯语墓碑（作者摄）

以上种种均可证明，波斯语在中国蒙古统治时期即元朝，在皇帝的支持下，曾广泛运用于国家行政事务。另一方面，在这个时期，从地理分布状况的角度来看，回回穆斯林社群在中国的分布达到了最广泛程度，他们社群内部的语言波斯语也得到极度发展。显然，在这个时期回回社会为了满足自己的文化需求，采用波斯语书写和誊抄各种宗教文学书籍。因此，这个时期可以称为中国的“波斯语书写繁荣时期”。清真寺刻写的大量碑铭，一部分墓碑和其他一些伊斯兰设施是用波斯语文字刻写的，其中可以提及：北京最古老的清真寺牛街清真寺的波斯语纪念碑、扬州城希吉拉历702年（公元1302年。——译者注）的诗歌体裁的波斯语碑^[46]，中国古都西安清真寺的波斯语碑、杭州城的波斯语碑^[47]、泉州城希吉拉历6世纪到8世纪的波斯语碑。这其中，泉州城一位说波斯语的亡者的波斯语墓碑，其波斯语文本和阿拉伯语文本都提到“刺桐”一名，这值得深思。该碑文写道：“美妙的气息已结束。艾哈迈德·本·和卓·哈基姆丁·本·拉玛（？）·本·沙赫里亚尔·本·艾哈迈德，出生于这座城市刺桐，龙年我三十周岁。希吉拉历692年。”^[48]

尽管在伊斯兰传统中，这个时期碑铭应该是用阿拉伯文刻写。然而，这块墓碑上的波斯语词汇显示，在中国穆斯林中间波斯语也用于宗教事务，获得了伊斯兰语言的地位和身份，乃至于在碑文中也采用它。波斯语的各种碑铭，在中国各个城市，包括北京、西安、杭州、扬州、泉州和其他一些城市都存在。各种伊斯兰和伊朗的书法字体，包括库非体、塔赫基格体、三角体和旧纳斯赫体都被采用。当然，从书写方式的角度来看，逐渐地形成了各种差异，可以称之为“中国伊斯兰书法”。整个元朝时期，各种不同形式的伊斯兰字体都被采用，乃至在最古老的波斯语-汉语词典《回回馆译语》的抄本中，记录了塔赫基格体^[49]、马苏德体^[50]、库非体^[51]的词汇。然而，值得关注的是，不同形式的各种字体被广泛采用，这显示出在元朝时期，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书写获得了广泛的发展，乃至中国元朝历史学家和文学家王恽在其著作《中堂事记》的第一部分写道：“回回翻译家马基德丁（麦术丁）撰写的书籍，方而厚、页面小。他用木头笔，书写‘普速蛮’波斯语字体。他所有的著作都是用这种字体完成的。书的四个角用线牢牢捆绑。若谁想读那书，就得解开线。”^[52]

然而，在这里应当置于讨论的是，是否有历史证据证明波斯语在元朝时期是回回族群的主要语言？1986年，黄时鉴教授在其名为《波斯语在元朝》的文章中，通过研究这时期的历史文献，找到了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值得关注的证据。他的发现，随着莫扎法尔·巴赫提亚尔博士的相关研究的刊发而更加完善。由于两篇文章在中国波斯语研究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里将指出这两份研究的重要意义。

黄时鉴教授在自己的文章中写道：“关于波斯语在元朝的地位及其与回回族群的关系，应该说，在这时期的两份资料中可以看到迹象。这些文献记录了回回族群与‘亦思替非’字体的关系。”在《元史》（元朝历史）一书中写道：“翰林兼国史院乃元朝时期中央政府机构，在公元1264年/希吉拉历661年，专为皇帝草拟圣旨、撰写国家史和撰写给皇帝的谏书，在至元元年（公元1263年/希吉拉历660年）建立……在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希吉拉历688年）设置五个职位教授亦思替非，并获得正式指令……在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希吉拉历714年），开设回回国子监——元朝时期皇家学院，培养翻译和学习回回语言，管理相应的教学事务，教授‘亦思替非’字体的职位就设置于其中。”（《元史》卷八十七《百官志三》相关文字：翰林兼国史院，……[至元]二十六年，置官吏五员，掌管教习亦思替非文字。……延佑元年，别置回回国子监学，以掌亦思替非官属归之。——译者注）该著作的另一处写道：“（世祖忽必烈汗）至元二十六年五月，一个名叫‘尚书省’（原文如此。——译者注）的高官建议设立政府机构来管理财产事务，他对皇帝说：亦思替非字体是一种适宜的字体，有必要在司法事务中普遍采用。现在，有一个穆斯林名叫易夫德哈鲁丁（Yifudehaluding）在翰林院（皇家科学院）做事，擅长这种字体，我请求您召唤他来承担教授这种字体的职责，以便高级官员们和富人们根据汉族学校的准入规定，学习这种字体。皇帝认可了他的建议。是年八月，元朝皇家学院‘回回国子学’为教授亦思替非字体而开设。在仁宗皇帝延佑元年（公元1314年希吉拉历714年）重新开设元朝皇家学院‘回回国子监’，为培养翻译和学习回回语言，以及管理其教学事务，还设立了相应的负责人官阶。亦思替非字体在过境的时候作为考察数字是很适宜的，因此，便下达旨意，该机构中的官员们按照原有的规则，认真教授这种字体。这所学校建在都城，所有译员根据行政机构的需要从该学校中选拔。”^[53]（《元史》卷八十一《选举志一·学校》相关文字：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夏五月，尚书省臣言：“亦思替非文字宜施于用，今翰林院益福的哈鲁丁能通其字学，乞授以学士之职。凡公卿大人与夫富民之子，皆依汉人入学之制，日肆习之。”帝可其奏。是岁八月，始置回回国子学。至仁宗延佑元年四月，复置回回国子监，设监官。以其文字便于关防取会数目，令依旧制，笃意领教。泰定二年春闰正月，以近岁公卿大夫子弟与夫凡民之子入学者众，其学官及生员五十余人，已给饮膳者二十七人外，助教一人、生员二十四人廪膳，并令给之。学之建置在于国都，凡百司庶府所设译史，皆从本学取以充焉。——译者注）文章作者通过关注元朝历史学家记录的内部事务得出结论：回回族群的语言在元朝时期以“亦思替非”语和文字著称。之后，他在自己的文章中，关注到那时‘亦思替非’词汇的意思还没有被认识，因此，努力通过关注“普速蛮”词汇与回回族群之间的关系，证明回回族群的主要语言是波斯语。

波斯语“思雅阁”计数。属于1340年（译者提供）

1995年，莫扎法尔·巴赫提亚尔博士发表文章《亦思替非是什么》^[54]，为研究者们打开了一扇新的小窗口。他在这篇文章中证明，“亦思替非”一词在汉语文献中被记录作回回族群语言的同义词，实际上其汉语发音是“亦思替非”。在这篇短文中，他认为：“亦思替非”一词的含义即是波斯语的“思雅阁”（，伊朗一种特殊的记数法。——译者注），在司法事务中，尤其是在财产分配中十分流行。事实上，在那些机构的行政事务中，说波斯语的伊朗会计和文秘便用这种字体效力于中国蒙古皇帝。无论如何，在元朝历史文献中“亦思替非字体”一词的使用，是指“思雅阁”这种曾经在伊朗司法传统中流行的字体。这种字体原本是在萨珊王朝时期被运用于司法和财产事务。历史证据表明，蒙古人在征服中国之后，注意到自己很多说波斯语的顾问——其中一些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为管理这片辽阔的土地，采用了伊朗司法官们的经验，从而“思雅阁”字体被文秘和财务会计采用。因此，在中国，这种书写以“亦思替非字体”或“会计们采用的字体”而为人所知和著名（这里，作者的意思是：“亦思替非”即“会计”一词变化而来。——译者注）。

另一方面，回回族群，其母语为波斯语，对这种字体很熟悉，在财产事务中广泛运用它，乃至在汉族文化中，把采用“思雅阁”字体与回回族群等同，把这种字体称作“回回字体”。因此，“亦思替非字体”和“回回字体”作为同义词，在蒙古时期的中国行政机构中被采用，这表明了回回族群的文化、语言、文字与波斯语字体是彼此结合的。这一情形可以算作有关回回族群语言根源的历史证据。通过关注该证据可以让我们获知，回回乌莱玛们，他们是各个学校教授“亦思替非”字体的教师，他们的母语是波斯语和汉语。因此，他们能够把“亦思替非”字体教授给汉族官员和他们的孩子们。很有可能，波斯语学习教材在这个时期已经编写，第一部波斯语-汉语词典——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说到过——就是为学习波斯语而使用的。我们关注到，在元朝行政事务中广泛使用波斯语词汇，该词典作为一部波斯语翻译指南而为行政部门高官所使用。

波斯语在中国、在整个元朝时期的广泛运用，导致这时期波斯语书籍编写出现繁荣景象。《元史》第七卷《秘书监志》^[55]提到了195册回回穆斯林撰写的或使用的著作的名字。中国穆斯林学者马坚在一篇文章中率先说明，所有这些抄本都是用波斯语写的。^[56]《欧几里得几何原本》（）、《解难秘钥》（）、《梅加斯提》（，既是一部琐罗亚斯德教经书的名字，也是一部欧几里得数学著作的名字。——译者注）、《天文历表》（）、《文集》（）、《伊斯兰法令》（）、《历史》（）、《智慧》（）、《珠宝》（）、《医典》（）等都是属于在中国历史典籍中提到的伊斯兰著作。这些著作的名字目录显示出波斯语书写在中国的繁荣程度。换言之，在这个时期，在我们之前言及的条件之下，形成了最初的“中国波斯语书写中心”。很多的书籍和文章，以汉语的方式和一种特殊的使用法，专门为回回族群誊写。以特殊方式和风格誊写的抄本中，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那部手抄本的萨迪《蔷薇园》，现收藏在北京牛街清真寺，其特殊的“思雅阁”书写风格，可谓在中国誊写的波斯语抄本的代表。这部抄本是中国穆斯林抄写的，他们是最初伊朗移民的后代子孙。他们在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从伊斯兰最初的几个世纪到蒙古时期，从波斯湾地区、河中地区、呼罗珊和其他地区迁徙到中国，在中国与汉族女子结婚，逐渐形成新的一代——汉语是他们的母语，波斯语是他们的宗教语言。

北京牛街清真寺藏品中的《蔷薇园》手抄本（作者摄）

在中国文化中以“回族”（在波斯语原文中，前译文中的“回回族群”与这里的“回族”是同一个词。此时，“回族”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之一，已经正式形成，因此从这里开始采用“回族”一词。——译者注）为人所知的新一代的最初标志，是《谭克苏格书》（，现有中译本译名为《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译者注）一书的穆斯林作者和翻译家，根据和卓·拉施特·丁·法兹尔安拉·哈马丹裔的指示把其文本从汉语翻译成波斯语。这部手抄本对了解“中国波斯语书写中心”具有关键意义。事实上，这部手抄本应为最古老的中国波斯语手抄本之一。该书前言写道：“也正是在这个时间，他找到一个人，是医生子女。该医生是早先从这位国王跟前去到[原文脱落]尊者那里的。他就出生在那里，跟随父亲学习波斯文，从契丹人那里学习契丹文。他多才多艺又很机灵，波斯诗歌和契丹诗歌都做得很好，还会其他艺术……”^[57]（这段引文中的“契丹”指“中国”。——译者注）这个抄本写于希吉拉历713年（公元1313年。——译者注），可以算是“中国波斯语抄本制作中心”最古老的版本之一。在该抄本中第一次看到“小儿经”^[58]的特征。小儿经是一种波斯语-汉语书写摹本传统，是回族波斯语抄写员发明的。

《中国纪行》手抄本第484页，取自伊拉吉·阿夫沙尔教授的“《中国纪行》影印本”。

《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第434页（译者提供）

小儿经一页（译者提供）

使用波斯语的社群在中国大范围出现的历史标志不仅限于汉语文献资料，在《伊本·白图泰游记》中也存在详细记录。白图泰在元朝统治时期来到中国，关于他在“康同”（即中国最南港口广州）的旅行，他如此写道：

“这座城市的一边有穆斯林专门的社区，在那里有加枚清真寺、修道堂（，指苏非修行者活动的场所，与清真寺的用途不同。——译者注）、巴扎。穆斯林有自己的法官和教长。在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有伊斯兰教长和法官，查询穆斯林的事务。在这座城市，我下榻在乌哈丁·森加尔裔（）家里，他是城市中的长者。我住了十四天。在这段时间里，法官和其他穆斯林给我带来很多礼物。”^[59]他在描述“洪沙依”（，即杭州）城的时候写道：“第三天我去了穆斯林居住的六座城市中的第三座城市，那里的巴扎像伊斯兰国家中的巴扎一样，有清真寺和宣礼员。我进入的时候，他们正向城市唤礼。我下榻在奥斯曼·本·埃方·麦斯里（，即埃及裔。——译者注）家中。他是城中的一位大商人，修建了一座修道堂，人们称之为‘奥斯曼尼耶’，里面有漂亮的建筑和很多不动产捐赠，一些苏非居住在里面……这座城市中的穆斯林数量很多……城市大埃米尔邀请我们到他家做客，城市中的尊长们都出席聚会。他邀请穆斯林厨师来宰羊……我们在他家宴饮三天。当告辞的时候，埃米尔的儿子请我们上船。那船像火船。埃米尔的儿子坐在另一艘船上，乐师和歌手们也跟他在一起，用汉语、波斯语、阿拉伯语唱歌。埃米尔非常喜欢波斯语歌曲，他们就演唱波斯诗歌。公子数次示意他们反复演唱那首诗歌，乃至我记住了它们。那诗歌具有奇异的旋律，其内容是：当我倾心于慈爱（波斯语原文是[灾难]；北京大学王一丹教授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中指出，此处应为[慈爱]。本译者以为然。这种在誊抄中的“笔误”比较多见。——译者注），我就陷入沉思之海洋；当我站立礼拜，就如同进入梅赫拉布（清真寺中领拜教长所站的位置。——译者注）。”^[60]可以猜想，那些中国船上的乐师和歌手，应当属于回族穆斯林，是伊朗移民的后裔，他们或者是从河中地区或者是从波斯湾港口迁徙到这座港口来，他们以波斯语为自己的宗教语言和族群语言。

这时期最大一个说波斯语的移民据点，是在中国东部泉州港。很多证据表明，这些穆斯林中的主体是说波斯语的人，他们具有很大的势力。元朝末年，在公元1357—1366/希吉拉历753—756年（原文此处把“公历”与“希吉拉历”标注反了。——译者注）之间，爆发了反对元朝皇帝的大起义。他们与汉族人并肩战斗。中国资料提到该军队有数千人。有意思的是，在汉语文献中把这支军队称为“Si-Ba-Zi-Yi”（译者未能查到该词的汉语原字。——译者注），实际上就是“军队（，Sipāh）”一词的汉语化。^[61]

如今，在中国东部诸港还存在很多的碑铭，包括波斯语的、阿拉伯语的、汉语的碑铭；还有很多伊斯兰建筑，诸如修道堂（）、清真寺、伊斯兰墓园。这些文字石碑的体量是如此之大，乃至在泉州、杭州有专门的博物馆来收藏它们。这些东西是伊朗人在整个元朝和明朝时期在中国广泛出现的代表。由于伊朗国内学界对这些物品较少关注，缺乏对它们的专门研究。在下一部分，我们将涉及伊朗人在泉州、杭州、扬州诸港的遗迹，包括一些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汉语的石碑；每部分的前言都将根据伊斯兰历史文献简要述及中国诸港口的历史。有必要指出，在本研究中所有的照片和幻灯片都是基于本作者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在中国做田野调研，到上述港口旅行而获得的。鉴于欧洲学者和中国学者关于伊朗人迁徙到中国和回族的形成的研究，已经撰写了很多文章和著作，为了避免在本研究中重复一些分析资料，本书另辟蹊径，主要集中讨论中国泉州、杭州、扬州诸港口的地位，并第一次探讨和研究这些港口在伊斯兰文献中的历史地理位置，以及伊斯兰文献对泉州、杭州、扬州诸港的介绍和认知。之后，我们将对伊朗航海家们在这些港口的碑铭遗迹以照片、文本释读和翻译的形式呈现。

【注释】

[1]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op,cit,Vol.6.p.216.

[2]拉施特·丁·法兹尔安拉·哈马丹裔《史集》，穆罕默德·娄山和穆斯塔法·穆萨维校注，厄尔布尔士出版社，德黑兰，1373（1994）年，第1卷，第233—237页。

[3]哈姆德安拉·穆斯脱菲《胜利记》，纳希德·扎克利校注并撰写前言，人文科学研究所，德黑兰，1389（2010）年，第7卷，第32页及之后。

[4]详情请参阅《史集·中国史》，王一丹博士校注，德黑兰大学印刷物，德黑兰，1379（2000）年，第170页。

[5]拉施特丁·法兹尔安拉·哈马丹裔《史集》，第1卷，第233—237页。

[6]“乌尔塔”事实上是公元13世纪统治中国北方地区的金朝皇帝的蒙古名字。哈姆德安拉·穆斯脱菲也是这意思：契丹首领一旦称帝，就给他当时的名字冠上“乌尔塔”。《胜利记》，人文科学研究所，德黑兰，1389（2010）年，第7卷，第194页（第3709联）。

[7]原文有误，蒙古部落首领不称“埃米尔”，据《元史·太祖记》，成吉思汗的父亲叫也速该，是蒙古乞颜部的首领。——编者注

[8]哈马丹裔，第1卷第238页。

[9]穆斯脱菲，同前，第7卷，第32页。

[10]同上，第33—50页。

[11]同上，第50—53页。

[12]这个名字的汉语原文是“少帝手续”（应为守绪，波斯语原著误写。——译者注），很可能是年轻皇帝的意思。他是金朝（1115—1234）最后一位皇帝。详情请参阅《史集·中国史》，王一丹博士校注，德黑兰大学印刷物，德黑兰，1379（2000）年，第187页。

[13]同上，第194页。

[14]同前，第194页。(www.xing528.com)

[15]关于该词，请参阅：Yule and Henri Cordier,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New Delhi, vol.1.p.344. Henry Pelliot, P.Notes on Marco Polo, Paris, 1958-1976, pp.366-390.

[16]北京城在金朝统治时期名叫“中毒”（应为中都，原文误写。——译者注），意思是“中间位置的都城”。和卓·拉施特·丁关于这座城市写道：“中都城，蒙古人在此之前称之为‘汗八里’。在大汗时期，这座城市繁荣兴旺，其名叫‘大都’。”

[17]《胜利记》，第七卷，第194页。

[18]“那姆京（Nam King）”或“南京”在汉语词典中意思是“南方的京城”，与“北京”或Pekan相对，后者意思为“北方的京城”。

[19]同上，第7卷，第206页。

[20]同上，第7卷，第213—215页。

[21]有关蒙古入侵对人口迁徙的影响的研究可参阅：穆罕默德·巴格尔·乌苏吉《波斯湾贸易中心迁移的原因和动机》，伊斯兰历史研究所，德黑兰，1389（2010）年。

[22]阿塔马勒克·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穆罕默德·加兹温尼校注，德黑兰：巴姆达德出版社，第1卷第101页。

[23]同上，第140页。

[24]同上，第9页。

[25]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冬卷，第145页。

[26]有关河中地区移民中国的历史请参阅《元史·氏族表》

[27]《明实录》，卷二二三，第4页。

[28]Dillon, Michael. China’s Muslim Hui Community: Migration, Settlement and Sects. Surrey: Curzon Press, 1999.p.21.

[29]关于该家族在中国的情形，尤其是在杭州海洋贸易中的详情，请参阅： Lane, George, A Tale of Two Cities : The Liberation of Baghdad and Hangzhou and the Rise of the Toluids, in “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 Volume 56, Page 103-132.

[30]关于伊尔瓦吉家族（）在中国的情形的详情请参阅：《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第1卷，第154、197、212页。同样，关于阿布法兹尔·穆罕默德·本纳库提家族，请参阅《本纳库提史》，穆罕默德·贾法尔·舒阿尔校注，德黑兰：伊朗民族著作协会，1348（1969）年，第390页和第392页。同样，关于蒙哈吉丁·祖兹江尼家族，请参阅《纳塞里品级》，阿卜杜赫依·哈比比，图书世界，1363（1984）年，第2卷，第124页。

[31]关于赛典赤家族在中国的情形的详情，请参阅：哈马丹裔《史集》，穆罕默德·娄山校注，德黑兰：厄尔布尔士出版社，1373（1994）年，第914页和第915页。《赛典赤家族谱》收藏在“刺桐”（即“泉州”。——译者注）市伊斯兰博物馆。中国最南部的穆斯林聚居省份即云南昆明地区的穆斯林中很多人自认为是赛典赤的后代子孙。详情请参阅：姚继德《中国伊朗学论文集》，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8年。

[32]《史集》，同前，第916—918页。（大汗首辅埃米尔·艾哈迈德·法纳库提的故事）

[33]《史集》，同前，第910页。

[34]《史集》，同前，第910页。

[35]印度斯坦东海岸在伊斯兰历史文献中被称为“马巴尔”。

[36]Liu Yingsheng, An inscription in memory of Sayyed Bin Ali , in “ Silk Road: Highways of cultural and commerce”,Edited by Vadime Elisseff, New York,1999.pp.124-125.（刘迎胜《从<不阿里神道碑铭>看南印度与元朝及波斯湾的交通》。——译者注）

[37]《瓦萨夫历史诠释》，第170页。（希吉拉历696年[1296]由伊斯兰国王确立的波斯海洋契约）

[38]《瓦萨夫历史诠释》，同前，第261—262年

[39]John Ghaffee, Maritime trade routes in Yuan China , in “ Eurasian in fluence on Yuan China”, edited by Morris Rossabi, Institute of Southeast Studies, 2013,p.47.

[40]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从波斯语到“回族汉语”》，载《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冬卷，第145—147页.

[41]马斯乌德·拉吉布《贵由汗写给教皇的波斯语书信》，载《艺术与建筑》杂志，1352年，巴赫曼和伊斯凡德月（1974年1月21日-3月20日），136和137期合刊，第32—33页。

[42]卡玛尔丁·欧贝德·拉扎格·撒马尔罕裔《萨阿丁人的出现和巴林社团》，纳瓦依博士校注，人文科学研究所，德黑兰：1383（2004）年，第3卷第160页。

[43]有关汉语书信和波斯语书信文本的详情请参阅：米努布·洪达《回回馆译语》（汉语-波斯语老字典），图穆库·依德·古奇译，“马赫穆德·阿夫沙尔博士”冠名伊朗学研究项目，“马赫穆德·阿夫沙尔博士捐赠”出版社，德黑兰：1379（2000）年，第80—94页。

[44]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80页。

[45]黄时鉴《东西交流史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201—209页。

[46]Agnes smith lewis, An inscription recording the restoration of a mosque at Hangchow in China A.D.1452. LOndon: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11,

[47]有关碑文详情请参阅：古拉姆礼萨·苏图德《中国杭州清真寺波斯语碑》，马什哈德伊斯兰教育学院，1357（1978）年春季和夏季，第26、27卷（合刊），第240—244页。

[48]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时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0页。

[49]米努布·洪达《汉语-波斯语老字典》，同前，第35页，第623个词。

[50]同上，第624个词。

[51]同上，第626个词。

[52]刘迎胜《<回回馆杂字>与<回回馆译语>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5页。

[53]Huang Shijian, “The Persian Language in China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Papers on Far Eastern History,1986,34:83-95.

[54]Mozafar Bakhtyar《亦思替非考》，载叶奕良主编《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50页。刘迎胜《唐元时代中国的伊朗语文与波斯语文教育》，第22页。

[55]王士点、商企翁《秘书监志》卷七《司属·司天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115—133页。

[56]马坚《元秘书监志“回回书籍”释义》，载《光明日报》1955年7月7日。

[57]《谭克苏格书》（《伊利汗中国科技珍宝书》）或《契丹人的医学》，莫吉塔巴·米纳维作序言，德黑兰：德黑兰大学文学院出版社，1350（1971）年，第31页。

[58]在汉语中，“小儿经”一词的意思是“小孩的神圣书籍”，原本是中国穆斯林发明的一种字母文字，即用阿拉伯字母来拼写汉字。

[59]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安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卜杜哈迪·塔兹校注，西方国家研究院，利雅得：1417（1996）年，第4卷，第147页。

[60]穆罕默德·本·阿卜杜安拉·伊本·白图泰《游记》，阿卜杜哈迪·塔兹校注，西方国家研究院，利雅得：1417（1996）年，第4卷，第145—147页

[61]陈达生《唐宋元时期定居中国东南部的波斯人》，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叶奕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