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人与蒙古人没有太多的相互了解和交往史。然而,中国人与伊朗人相反,他们与这个游牧部落长期为邻,在历史长河中,与他们时战时和地一起生活。蒙古斯坦坐落在中国北方相邻地区,这样的地理情形导致这两个国家之间建立起密切的关系。然而,在这方面需要指出的是,蒙古斯坦缺乏良好的气候条件。因此,当中国政权孱弱无能的时候,蒙古部落的首领们就被鼓励于侵袭中国北方并占领部分地区。从自然环境和商贸的角度来看,这些地区都处在上佳位置。中国长城从中原北部延伸到其东北部,事实上,其宏伟蓝图是中国人解决危难的长期之策,用于解决北方游牧民族——蒙古人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侵袭之害。
正如同我们之前说过的那样,中国宋朝在经历了居住在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联盟的强大压力之后,最终衰落了,无力对整个中国北方地区实施自己的统治。这个朝代的主要困难,就是无休止地与中国北方势力和女真族各部落首领之间发生战争和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导致在公元1004年/希吉拉历 395年,宋朝与辽朝皇帝之间缔结和平条约。有必要指出,辽朝是在唐朝覆灭之后的权力真空中在中国北方和东北方形成势力的,事实上是满洲里人、蒙古人和女真人的联盟,在公元907—1125年/希吉拉历294—519年之间建立起强大的王朝,并在一个时期内占据北京城,该王朝的名字取自辽河。根据双方的和约规定,宋朝皇帝每年要向辽朝皇帝支付一定数额的贡赋。在那同时,中国北方游牧部落的另一支即党项族成功占领宁夏、甘肃、山西北部等坐落在丝绸之路干线上的中国北方各省区,建立起名叫西夏的王朝,在公元1038—1227年/希吉拉历430—624年之间统治这片地区。
因此,北宋王朝皇帝们的疆域范围局限在中原和中国南部地区,处在北方竞争对手的强大压力之下。驻扎在中国北方地区的政权带来的压力,以及他们对北宋王朝都城的频繁袭击,导致在公元1127年/希吉拉历521年,宋朝的一部分军官在军官“高宗”——北宋皇帝的第二个孩子(原文如此。误。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异母弟。——译者注)——的指挥下,逃往中国东部地区,最终建立起南宋王朝(公元1127—1279年/希吉拉历521—678年),定都港口城市临安,后来以“杭州”之名著称。
公元12世纪初叶,在中国北方占据与蒙古人势力范围相邻地区的辽朝,被属于女真族的“金”部落联盟覆灭,他们的疆域落入金部落首领们的掌控之中。在中国人和蒙古人的文化中,他们被叫作各种不同的名字。汉语称他们为女真、金朝、大金,而在蒙古语中他们被叫作“乌尔塔·兀鲁思”即“金兀鲁思”[1]。该王朝在公元1115—1234年/希吉拉历530—632年之间占据中国北方地区,与蒙古人为邻。这个王朝的族属源头不清楚,但是该部落最初的地理居住地是满洲里东部,从语言的角度来看,与蒙古语具有亲缘关系。然而,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他们与蒙古诸首领又处在对抗中。其模糊的族源也根植在成吉思汗入侵这片土地之中,因为成吉思汗的入侵也是由于他的家族与女真国王之间的争端与冲突。
蒙古时期的波斯语文献,尤其是《史集》[2]和《胜利记》[3],把这个王朝的国王们称作“乌尔塔·汗”,而把在他们统治之下的土地称作“契塔依()。“契塔依”一词由汉语词“契丹”变形而来,这是一个居住在沙漠地带的部落的名字,在公元4世纪及之后,生活在中国东北部的辽河流域西部。在中国年表中,从公元5世纪初期开始记载他们的名字。唐朝覆灭之后,这个部落的首领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了辽朝,以契丹(从这里开始,直接把“契塔依”译作“契丹”。——译者注)皇帝著称。伊斯兰历史学家也把这个头衔推广到了后一个王朝即“金朝”皇帝的头上。[4]无论如何,成吉思汗进攻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主要背景,应该视为是在蒙古诸部落首领与金朝皇帝之间形成的适宜的政治条件。事实上,成吉思汗进攻Chīn(现代波斯语中“Chīn”一词指现代中国。然而,“Chīn”这个词在中古伊斯兰文献中很多时候是指中国北方地区。原著这一段中的Chīn即指中国北方地区金朝的疆域。这里若将Chīn翻译成“中国”,会出现语义上的混乱。因此,采用波斯语原文转写的方式来表达。——译者注)是以为自己祖辈们报仇雪恨作为借口。这个传说的根据是《史集》和《胜利记》的记载,这两部作品是从蒙古人的视角来写的。这里,简述一下这个传说,这是有关成吉思汗进攻Chīn并推翻金朝的原因,事实上,也是征服整个中国的序曲。
在描述蒙古人与Chīn之间的关系时,《胜利记》的第一个暗示是追溯成吉思汗的祖辈们进攻中国北方地区。该书在《成吉思汗父亲图姆贝纳汗()记》[5]中,第一次描述了蒙古部落首领与契丹皇帝“乌尔塔汗”[6]之间的碰撞。在这个故事中,图姆贝纳汗有一个懂事漂亮的孩子名叫“含布伽()”,他很喜欢这个孩子。一天,含布伽为狩猎而离开了部落。在狩猎的时候,沦为鞑靼部落的俘虏,他被捆住双手送到契丹皇帝“乌尔塔”面前。契丹皇帝把这个青年用悲惨的方式处死。因此,在蒙古人的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史集》中记录了蒙古埃米尔的名字图姆贝纳汗[7],他儿子的名字也叫“乌金·布尔伽格”(),被契丹皇帝乌尔塔汗杀死的“乌金·布尔伽格”(原文如此。这里似乎应该是“含布伽”一词。——译者注)是其省略语。[8]图姆贝纳汗意欲报儿子的血仇,便向契丹出兵,但是没有成功,返回故土。[9]
《胜利记》接着讲述到:随着图姆贝纳汗的死亡和他的儿子伽布尔汗()继位,由于他不敢夺取势力,不敢为其兄长复仇,(契丹皇帝乌尔塔汗。——译者补充)便想与他媾和,以此为借口,邀请他到自己宫廷中来,以便用计除掉他。因此,他邀请伽布尔汗到自己跟前来。为了寻找一个除掉他的借口,给他灌了很多酒,以便他在酒醉的状态下,做出什么不得体的事情来,好让契丹皇帝有必要的借口来杀掉他。伽布尔汗知晓了这诡计,用一种特殊的方式把控住自己,这个聚会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就结束了。但是,在契丹皇帝的坚持下,他在这之后,依然在契丹皇帝的宫廷中待了一段时间。终于,某天,伽布尔汗在酒醉的状态下犯下错误,给予他的敌人实施计谋的必要借口。伽布尔汗对自己所做之事的后果十分害怕,便乞求契丹皇帝的原谅,请求宽恕。契丹皇帝乌尔塔不顾廷臣们的反对,宽恕了他,并准许一段时间之后,他和他的随从们返回他们的故乡去。然而,契丹皇帝后来后悔了,派遣自己的军队去逮捕伽布尔汗。契丹皇帝派遣的人追上伽布尔汗的时候,他已经在一个蒙古部落里受到庇护。那部落对契丹派遣者盛情欢迎,给他们美酒,灌醉了他们,然后把他们全杀了。他自己也在一段时间之后,自然死亡了。[10]契丹皇帝与蒙古诸汗的冲突与寻仇在那之后依然持续。
根据《胜利记》,伽布尔汗的继承者名叫“乌金·布尔伽格”,他是成吉思汗的曾祖(,这句话中的人物关系与上文不相吻合。——译者注),一不小心成为鞑靼部落的俘虏,并被他的对手交给了契丹皇帝,最终“乌金·布尔伽格”由于向契丹骑兵寻仇而被杀。[11]在“乌金·布尔伽格”之后,他的兄弟“古特勒”()被选举为部落首领,他立即出兵向契丹皇帝复仇,尽管给予契丹皇帝重创,但未能给乌尔塔带来毁灭性后果,他在此战役之后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但是,蒙古人与契丹人之间的仇恨与敌意依然持久盘桓。
然而,《胜利记》关于成吉思汗向中国北方地区出兵的详细描述,出现在题为“成吉思汗与契丹乌尔塔·守绪()[12]之战”的部分。[13]《胜利记》描述了成吉思汗在向契丹出兵之前离群索居,这在《史集》中没有描述。另外,《胜利记》直率地把出兵契丹的原因视为向契丹皇帝报其杀害成吉思汗祖先的世仇。[14]《胜利记》提到了成吉思汗出征与女真皇帝的战斗,还提到了其出征的具体状况。“女直()”或“女真()”两种拼写形式在伊斯兰文献中都存在,它是中国北方游牧部落中的一支,在汉语里叫作“灼热任职(zhuoerzhi)”,在满洲里建立政权,他们首领的名字在成吉思汗时期被记录为“胡古提”(,音译。——译者注),他的政权被成吉思汗摧毁。[15]
在《胜利记》中,提到Chīn军队统帅的名字“丘京”(,音译。——译者注),根据他的指示,一位名叫“明”()的使臣被派遣去威胁和恫吓成吉思汗,他在成吉思汗面前口出粗言,差点丢了性命。根据蒙古汗的命令他被囚禁起来。另一方面,当成吉思汗的军队在休息和用餐的时候,Chīn皇帝的军队袭击了他们。然而,蒙古军队机警地打退了他们的袭击,并在一次大战役中成功重创Chīn军。成吉思汗在这次胜利之后,召唤女真皇帝的代表来自己面前,询问他发生冲突的原因。他说,他按照成吉思汗的要求来到成吉思汗面前,仅仅是想从女真的战争前线逃跑到蒙古皇帝的宫廷中来,他向成吉思汗乞求原谅,请求蒙古汗对他的宽恕。(www.xing528.com)
《胜利记》接下来如此描述成吉思汗出征中都[16](即汗八里或北京城):契丹皇帝乌尔塔与部落长老们商议,达成一致意见,与成吉思汗媾和,因此让自己的女儿在两位大臣丘京和正散(,音译。——译者注)的陪护下送到军营与成吉思汗成亲。蒙古汗在听到Chīn皇帝同意了自己的要求之后,就同意和平友好相处。[17]
接下来,哈姆德安拉·穆斯脱菲以“蒙古军队与乌尔塔汗的第二次战役”为题,把和卓·拉施特·丁(即《史集》作者拉施特·丁·法兹尔安拉·哈马丹裔,“和卓”是尊称,“老爷”之意。——译者注)的记述简明扼要地概括为诗歌。根据该诗歌所述,乌尔塔在与成吉思汗缔结条约之后,看着蒙古军队遵照条约规定撤退,便意图毁约。他挥师向“那姆京(Nam King)”[18](金朝“南京”指“开封”城。——译者注)进军,而把他的孩子和大批军队留在中都城。在此之后,乌尔塔军队的一部分首领离开他,倒向了成吉思汗。这促使他决心征服中都。成吉思汗为征服该城而派遣军队。蒙古军队和他们的中国同盟军围困了中都城。过了一段时间,城中居民的粮食供给到了尽头,向“那姆京”求助也毫无结果。援军落入了蒙古军队手中。因此,城市就逐渐失去了抵抗,最终被蒙古人占领。[19]
有关这个传说,《胜利记》接着描述,成吉思汗为了保卫已经征服的Chīn土地,委派了一位名叫“玛嘎拉()”的蒙古军官去统治这个地区,授予他“库杨·玛嘎拉()”的称号[20]。在那之后,本书还记录了成吉思汗关注到“马尔基亚特()”人和“库切鲁克汗()”的问题,以及与花剌子模国王算端摩诃末的战争。
随着征服中国北方地区和女真政权的覆灭,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进入中国腹地的道路平坦无阻。那是一片自然条件非常适宜农业生产的土地,因此,很快成为蒙古人的觊觎之地。成吉思汗在进攻中国腹地之前,为了解决自己的内部问题,即“库切鲁克”(可能指西夏献宗李德旺[1181-1226]。——译者注)的叛乱,而关注到中国的西北方向,即陆上丝绸之路干线。同时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南北两线重要地区据为己有,从而与花剌子模王国成为紧密邻居。然后,他利用花剌子模国王算端摩诃末的消息不灵通,以及花剌子模国王和身边廷臣的错误决定,成功地占领了河中地区的重要城市,包括撒马尔罕和布哈拉。接下来,他向伊朗腹地进攻,把呼罗珊地区的繁华城市一个接一个地据为己有。由此,在很短时间内,他就成功地将两个古老的国家中国和伊朗的统治疆域据为己有。陆上丝绸之路沿线重要站点全在他的掌控之中。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儿子们进攻伊朗的详细情况分为若干阶段,在历史文献和研究中已经很好地进行了探讨和研究,这里不赘述有关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占领伊朗的有关事件。
但是,成吉思汗及其儿子们对伊朗的重大影响之一,是为伊朗人大量迁徙到中国创造了适宜的机会。之后,移民们驻扎和居住在中国的各个城市,包括其各个港口。有必要指出,在成吉思汗去世之后,他所征服的土地——在东方直到朝鲜半岛,在西方直到地中海东岸的叙利亚地区,并且还占领了现今俄罗斯辽阔地域的北部(原文如此。恐有误。——译者注)——在他的儿孙们之间被分割。伊朗与中国陆上贸易的重要线路在伊儿汗和察合台汗国的掌控之中。这两个政权之间为发展自己的势力和扩大自己的疆域而时不时地发生冲突和争端,大致从希吉拉历7世纪后半叶开始,一直持续到希吉拉历8世纪初叶。这一事件导致这条古代重要线路再次失去了自己的安全因素,并为波斯湾到中国东海的海洋线路得到商贾们的关注创造了条件。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于贸易线路从陆路转向海路,霍尔木兹岛变成了东西方海洋贸易的主要中心之一,享有极度的增长和繁荣。换言之,又再一次,伊朗与中国之间的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不安全因素,这为波斯湾航海家们带来了适宜的条件,他们承担了中国与伊朗之间令人瞩目的货物交换量。在这方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伊朗商贾们大批出现在中国东部港口,包括泉州、杭州、扬州诸港口,从这时期开始,这些移民享有了在中国社会中的独立身份,人们对他们采用一个通常的称谓“回回”。“回回”一词,现在以中国官方认定的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之一而为人所知,属于中华民族之一。
现今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从族源和语源的角度来说,可以分为两大类。第一类穆斯林是居住在中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各个民族,包括:维吾尔、蒙古、塔吉克、乌兹别克、塔塔尔、哈萨克、柯尔克孜等,这类中国居民的伊斯兰信仰,事实上,是河中地区皈依伊斯兰教趋势的延续,因此与该地区的人民具有很深的文化和社会关联,在语言和民族属性上,具有清晰明确的既往史。在先前时期,他们与其他地区的民族和语言具有关联,并通过这种关联来保护自己的文化、语言和风俗习惯。事实上,这片地区的伊斯兰文明,是河中地区和伊中陆上贸易线路延线地区的伊斯兰发展历史潮流汇合的结果。因此,这部分中国穆斯林与居住在河中地区的穆斯林之间具有深刻的文化和社会关联。
然而,回回穆斯林从历史和族群的角度来说,与新疆地区的穆斯林具有显著差别。他们族群身份的形成,与伊斯兰教从两条线路即海陆丝绸之路的发展历史,尤其是与伊朗文化在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这一类穆斯林,事实上,属于说波斯语的穆斯林移民族群与中国本土居民之间文化和族群融合的结果。实际上,他们的主要来源,与穆斯林尤其是说波斯语的穆斯林移民到中国密切相关,这可以追溯到这些移民群体通过结婚和家族联姻的方式与当地人融合。换言之,他们从一开始就是混血的穆斯林,他们的子孙后代逐渐地、在一个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若干代人而成为“本土”人。他们与居住在中国的其他族群融合,而同时,在一个长达千年的漫长时期内坚守住了自己的宗教身份。至今作为中国官方认定的中华民族之一而为人所知。
鉴于形成中国回回族群的主要核心是由波斯湾迁徙的航海家和商人组成,因此讨论该族群在中国蒙古政权——以“元朝”之名在公元1271—1368年/希吉拉历670—763年之间实施统治——时期在中国的情形,对认识伊朗与中国在蒙古时期的海洋密切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下一部分,首先基于历史资料讨论这时期伊朗人迁徙到中国的背景,然后将介绍和讨论伊朗航海家和商人移民据点在中国东部三个重要港口——即泉州、杭州、扬州——的形成趋势,讨论基于考古学的资料和证据,以及在上述港口留存至今的碑铭。
成吉思汗西征伊朗线路图
出自《伊朗历史地图集》,国家地图绘制协会,1384(公元2005年。——译者注),第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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