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航海家遗迹：广州、泉州、杭州

然而，希吉拉历4世纪下半叶的情形，以及中国宋朝的建立，为中国海洋贸易的兴旺创造了适宜的背景。这些情形的出现，再一次与中国北方发生的事件和状况密切相关，陆上丝绸之路再次出现不安全因素，宋朝皇帝对陆上商贸线路的掌控完全中断。事实上，宋朝皇帝只拥有对中国东部和南部地区的统治权，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处在游牧部落政权的掌控之下。因此，宋朝皇帝们除了加强海洋密切关系和发展海洋贸易之外，别无他路。为了更详细地了解该时期出现的情况，我们将简要讨论一下这个时期的事件与变故，以及南宋王朝的建立。

需要阐明的是，在公元907年/希吉拉历295年唐朝覆灭之后，到宋朝建立于公元960—979年/希吉拉历349—369年，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见证了一系列政权的形成，其中一些政权源自游牧部落。这个时期，有五个政权在中国北方地区建立，包括：后唐（923—936）、后梁（907—923）、后晋（936—947）、后汉（948—950）、后周（951—960）。这些政权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代”，于公元907—960年/希吉拉历295—349年之间建立政权，它们占据了黄河沿岸的各个重要城市。就是在这一时期，中国还有另外十余个地方独立政权。因此，中国处在四分五裂之中。

随着唐朝的覆灭，中国农业经济，尤其是黄河流域陷入剧烈的衰落中。这个时期，很多人逃离他们居住的城市，躲避进山区。政治的无序状态笼罩中国大部分地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希吉拉历4世纪下半叶，直到公元960年/希吉拉历349年，一个名叫赵匡胤的军官攻克都城，战胜后周皇帝，建立起一个新王朝，名叫“北宋”（公元960—1127年/希吉拉历348—521年），赵匡胤把都城迁移到开封（今属河南）。这位皇帝后来以“太祖”之名著称，他开创了一个朝代，依靠军事和经济两个因素，吸引了很多显贵的目光，其他的封建政权全都归顺宋朝。该朝代的皇帝们的努力是建立在一座城市经济复兴的基础上的。然而，该朝代的主要问题依然是与中国北方势力和女真（）诸部落首领之间没完没了的战争和冲突。这些冲突最终导致宋朝皇帝与辽朝皇帝之间在公元1004年/希吉拉历395年订立和平条约。有必要提醒的是，辽朝是在唐朝覆灭之后的权力真空中，在中国北部和东北部形成的。满洲里和蒙古部落联盟，或者是女真部落，在公元907—1125年/希吉拉历294—519年之间，创建了一个强大的朝代，并且在一个时期内占据北京城。该朝代的名字取自辽河。根据双方达成的约定，宋朝皇帝每年向辽朝皇帝支付一定款项作为贡赋。

正是在这时期，中国北方部落中的另一支叫作党项（）的部落，成功占据了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地区，占据了位于丝绸之路干道地区的中国北方省份，建立了统治该地区的西夏王朝（1038—1227）。

因此，北宋王朝统治的区域范围局限在中原和中国南部地区，处在竞争对手强大的压力之下。驻扎在中国北方的政权带来的压力和他们对北宋王朝都城的频繁进攻，导致在公元1127年/希吉拉历521年，宋朝的一部分军官在军官“高宗”——他是北宋王朝皇帝的第二个孩子（原文如此。误。宋高宗赵构是宋徽宗赵佶第九子，宋钦宗赵桓异母弟。——译者注）——的指挥下，逃往中国东部地区，并最终在港口城市临安（后来以“杭州”之名著称）建都，建立了南宋政权（公元1127—1279年/希吉拉历521—678年）。

南宋政权建立在中国东部一个重要港口。同时，中国皇帝无力达至陆上丝绸之路诸线路，那个时期，这些线路均处在中国北方部落政权的掌控之下。这种状况为中国掌权者带来新的条件。他们为了重建经济，不得不鼓励和刺激海洋贸易，复兴唐朝时期的海洋贸易。这一动因导致航海家和商人们在宋朝（公元960—1279年/希吉拉历348—677年）皇帝们的鼓励下，再次从不同地区，包括东南亚、印度洋、波斯湾，前来中国东部港口。因此，再次出现如此情形：对于中国皇帝们来说，陆上丝绸之路被封锁，他们不得不转向发展海洋贸易，形成了波斯湾远洋贸易的一个新时期。在本章开始部分，将该时期作为伊斯兰后第二时期的第二部分来提及；其差别是，这一次，波斯湾商人主要集中在中国东部诸港口中的杭州港和泉州港。

中国南宋王朝地理疆域图：失去对陆上丝绸之路的掌控

沈檀森（Tansen Sen，音译。未查到汉语原文。——译者注）博士关于这种情形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如此写道：

“唐朝覆灭，导致中国政权比之前更依赖于海洋贸易的收入。这种情况尤其是在宋朝，在面对北方部落的侵略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且，宋朝皇帝还不得不向北方部落首领支付沉重的贡赋，因此更加依赖于海洋贸易及其收入。宋政权在这方面编纂了关于海洋贸易的新法典，制定了一些监督海洋贸易的新条款。海洋贸易的收入在宋朝时期达到540173中国贯（，原文意思为“硬币”，具体指何种硬币不详。以下同。——译者注）。除此之外，宋政权通过把这些货物转手贸易给北方部落而获得很好的收益。”^[20]

宋朝最初几位皇帝们的政策，是海洋贸易发展的基础。根据《宋会要》^[21]一书的记载，在公元978年/希吉拉历367年，中国皇帝为加强交流、加强经济政治的密切关系，派遣了八个使团到“南海诸国”，同时在广州、杭州、泉州开设重要的管理机构，承担监察移民和商人事务的职责。^[22]中国皇帝的根本目的，是建立中国南海和东海航线的密切关系，绕开陆上丝绸之路——在当时因居住中国北方地区的游牧部落对该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入侵而让这条陆上贸易的重要线路失去繁荣。这一政策后来由该王朝其他皇帝们持续执行。“随后，在公元1028年/希吉拉历419年，当宋朝皇帝面临外贸凋敝，遂又下旨采取特殊条件和特惠政策鼓励商人。在该领域，在公元1047年/希吉拉历439年，宋朝政府委托杭州、明州（今宁波市。——译者注）、泉州诸港的商人投资外贸。那些至少与外国商人交易500贯的商人受到鼓励，给他们特惠政策。另一方面，那些受惠于刺激外国商人与中国贸易政策的商人，只要完成50000至100000贯的交易额，则享有官位。每一位能够囤积很多乳香的政府官差，也会被授予一个政府官位。一个例子，在公元1136年/希吉拉历531年，一个商人与一个阿拉伯商人合作，把货物运来泉州，这桩交易的利润收入达到980000贯，而这位中国商人获得30000贯的奖金。为了鼓励尽可能多的外国商人，公元1115年/希吉拉历509年，宋朝政府在泉州城修建了一个外国人的特殊居住地，每当外国客人进入的时候，有姑娘们表示欢迎和接待。”^[23]

历史证据表明，在这时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沿线不安全因素的扩大，宋朝皇帝要求一些官方使团在与中国来往时选择海路。至少可以看到一个阿拉伯使团的例子。阿拉伯进贡使团在公元1024年/希吉拉历415年元月七日（这里的“月”和“日”是中国古代夏历，不是公历。——译者注）抵达中国。该使团进入中国之后，他们从陆上线路经过的时候，进入党项族西夏政权（公元1038—1224年/希吉拉历429—624年）的疆域之中，遭到党项族的抵制。该政权在中国北方地区，坐落在陆上丝绸之路上。最终，双方商定以后阿拉伯使团从海路来中国，选择广州作为入境口岸。^[24]在《宋史》一书中，说到了“舶主”^[25]（来到中国的阿拉伯船只的船长）。

在阿布里罕·比伦尼的著作《确定好终点以便修正回家的距离》（）中，讲到一个名叫“马法纳·施拉夫裔（）”的人旅行到中国，他是最著名的海洋向导之一：

“距我们这个时代不远，一位施拉夫的向导，名叫马法纳，对海洋线路十分熟悉，领取丰厚的酬金，效力于一位正准备前往中国的船长。当到达‘中国大门’——河流注入大海的地方，在数座高大的岛礁之中——附近的时候，风阻止他们进入‘中国大门’，该‘大门’通向中国第一座城市杭夫城，那是他们的目的地。于是马法纳驶向另一个‘大门’，通向杭夫之外的另一座城市，船主请求他把船只驶回大海，驶向他的目的地，即第一个‘大门’。马法纳恐吓他，说那样会遭遇本来已经逃脱的大海的吞噬，会血本无归。当他们返回到宽阔的海面，风刮得更猛烈，摧毁了船只。马法纳抱住一块船板，在大海上飘荡了三昼夜，直到一艘小船从三佛齐驶向中国，因为迷路了，正好从他身旁经过，他向小船上的人做自我介绍。由于他很有名气，人家把他拖上船，并很高兴见到他，请求他做他们的向导。马法纳索要酬金，船主很愤怒，说：我们救你一命难道还不够吗？现在你平安了，成了我们一伙人，就向我们索要酬金？马法纳说：你们不给我钱，我就不给你们指路，在这样的状况下，不论是死亡还是进入中国对于我来说都一样。船主说：如果你不给我指路，我就把你扔回大海中去。马法纳说：你想做什么就做好了。他们果真就把他扔回他原来的那块木板上，然后继续走自己的路，但是陷入迷途，最终毁灭。马法纳在大海上漂了两天，直到另一艘迷路的小船从他旁边经过。当船上的人了解了他的情况，便询问他的意愿。他说：或者给我酬金，或者把我扔回大海。人家就给了他二百梅斯噶尔（1梅斯噶尔≈4.64克。——译者注）的黄金。他抓住船只的舵，把一块沉沉的铅块钩子——用来探测海底深沟和凸起的山脉——扔进海里，从海底抓起来一点泥土，他嗅闻泥土，辨识出自己的位置，把他们平安地带到了正确之路上。”^[26]

从这事件中可以获知，至少从公元11世纪/希吉拉历5世纪初期开始，大多数使团经由海路前往中国。另一方面，大约公元10世纪/希吉拉历4世纪，私人事务的商人们也由于战争和政治不安全因素使陆上传统线路变得非常不安全，而更加偏好海洋线路。^[27]

宋朝皇帝鼓励和刺激商贾的措施并非有限的几个，而是在此方面制定了新的法律，并付诸实施。如果某条法律得不到回应，就取消它。“从公元1127年/希吉拉历521年，根据法律，政府对来到中国港口的船只的货物征税，将其收入用于加强中国的军队事务。十年之后，在公元1136年/希吉拉历531年，还出台了对出口货物征税的法律。根据该法律，奢侈品征收十分之一的税，普通商品征收十五分之一的税。在公元1144年/希吉拉历539年，对进口的香料和药物的征税增加了百分之四十。在那之后，外国商人由于税收增加，拒绝在中国港口卸货。这情况被上报到皇帝那里，三年之后，香料和药物的税收减少到百分之十，因为宋朝的主要收入来自于把这些货物转手出口给驻扎在中国北方的政权。而陆上联系中断，导致宋朝政府丧失了自己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28]（未查到赵汝适《诸蕃志》相关原文。——译者注）

公元1178年/希吉拉历574年，中国历史学家周去非关于中国海洋贸易有着精彩的记录。他向我们展示出，这一贸易中的主要部分由阿拉伯商人实施。他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写道：

“当前，海洋管理的范畴，从东北方面转移到西南方向，驻扎在钦州（今天的‘林府旗’。音译。钦州，在中国广西壮族自治区南部，南海之滨。今天仍称‘钦州’。‘林府旗’指何处不详。——译者注）。政府为了监督外国人，并保障他们的贸易顺利进行，在泉州港和广州港设立了海洋事务特别督察官员，外国商人们在那里遇到困难，或者是有投诉，就与这位督察官接洽，每年？月第十日（波斯语原文误将十月作“第十日”，故缺具体月份。——译者注）督察官会为外国人安排盛大展览会。在夏天的时候，向他们征税。拥有大量资产和上好货物的所有富商都来自阿拉伯国家，在他们之后是爪哇商人，然后是巨港商人，然后是其他商人。阿拉伯商人在经过故临（）海之后，向东而来，到达巨港，顺着那条线路，船只朝中国驶来。”^[29]（周去非《岭外代答》原文：今天下沿海州郡，自东北而西南，其行至钦州止矣。沿海州郡，类有市舶。国家绥怀外夷，于泉广二州置提举市舶司，故凡蕃商急难之欲赴诉者，必提举司也。岁十月，提举司大设蕃商而遣之。其来也，当夏至之后，提举司征其商而覆护焉。诸蕃国之富盛宝货者，莫如大食国，其次阇婆国，其次三佛齐[即室利佛逝，其都城为巨港]，其次乃诸国耳。三佛齐者，诸国海道往来之要冲也。三佛齐之来也，正北行，舟历上下竺与交洋，乃至中国之境。其欲至广者，入自屯门。欲至泉州者，入自甲子门。阇婆之来也，稍西北行，舟过十二子石而与三佛齐海道合于竺屿之下。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而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乃复如三佛齐之入中国。其他占城、真腊之属，皆近在交址洋之南，远不及三佛齐国、阇婆之半，而三佛齐、阇婆又不及大食国之半也。诸蕃国之入中国，一岁可以往返，唯大食必二年而后可。——译者注）

有必要指出，在整个唐朝（公元617—907年/伊斯兰前4年至希吉拉历295年）时期，随着中国与阿拔斯哈里发政权海洋贸易的扩展，然后在宋朝与法蒂玛哈里发政权贸易的扩展，“大食”一词流传广泛，该名字逐渐指称前来中国的所有穆斯林航海家和商人。因此，在宋朝，该词汇在中国历史文献中运用广泛，是所有穆斯林国家的普遍称谓。总之，“大食”或者“阿拉伯”在整个宋朝时期成为“伊朗人”的代名词。^[30]这时期，把“大食”一词用作伊斯兰大地的普遍称谓，可以从中国宋朝著名历史学家“晁具夸”（即赵汝适。——译者注）的著作中找到。他在自己的著作中介绍各个不同的国家时，采用“大食”一词来介绍埃及的法蒂玛哈里发政权。他所描写的有关“阿拉伯”大地的情形都是在描述开罗和法蒂玛哈里发宫廷的。^[31]在另一个地方，他把一个施拉夫籍的商人称为阿拉伯商人。^[32]（赵汝适《诸蕃志》相关原文：“有番商曰施那帏，大食人也。”“施那帏”即“施拉夫裔Sīrāfī=Sīrāvī”的音译。——译者注）这一情况在《宋史》中也有证明，对一个可能是从萨曼王朝（公元874—999年，伊朗东北部的地方王朝。——译者注）宫廷被派遣到中国的使臣，采用的是“大食”一词。^[33]

宋朝与波斯湾的海洋贸易中有一部独一无二的资料，其中详细记载了进口货物，以及这些货物的来源地和出口这些货物的港口城市，这本著作就是《诸蕃志》（《外国史》），由赵汝适撰写。其名字根据罗马转写系统写为“晁具夸”（Chao Ju Kua）而为西方所知，他是宋朝的海关官员。这部著作在公元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期，是宋朝时期中国海洋贸易的重要典籍之一。鉴于这部历史著作的重要意义，在这里，附带介绍作者及其著作，并翻译该书中涉及与波斯湾——包括阿曼、基什岛、苏哈尔——的海洋贸易的部分。“晁具夸”的著作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完全是名录，关于经海路进口到中国的货物名录。该部分在介绍货物的同时，还指出了其出产地的地理源头；他著作的第二部分，专门介绍各个港口和城市，它们是中国在海洋贸易中的经济合伙人。在介绍货物的部分，“晁具夸”认为很多进口到中国的海洋货物的名字具有伊朗源头，给它们冠名以“伊朗货”（“出波斯国”），其中本草的例子包括：没药。安吉拉·斯卡坦哈梅尔关于这种药物写道：“在《酉阳杂俎》和刘翰、马志、李昉所撰写的著作《开宝本草》中，同样还在唐慎微（公元1056—1136年/希吉拉历 448—531年）撰写的《证类本草》中，在所有这些著作中都提到没药树生长于波斯，指法尔斯地区，所以该产品肯定是从马来半岛进入中国的。”^[34]

另一种货物名叫“波斯皂荚”（肉桂树荚，Gleditsiae fructus）。托尔德·劳费尔关于这种产品写道：“该树本不生伊朗，但是从叙利亚或印度进口其果实。阿拉伯人从印度引进这种树木种植，将之叫作‘印度角豆’，其金色的花朵长有长须。伊朗人从阿拉伯人、也从印度西北部购得其果实。他们借用阿拉伯词‘项链黄瓜’（），其音是这个名称的波斯语的变异，这一点在其中国名称‘忽野簷默’中看得一清二楚。”^[35]（劳费尔《伊朗中国编》中译本[林筠因译]译文：阿拉伯人称此树为“印度稻子豆”和“项链黄瓜”，以其长串的金色花朵而得此名……波斯人既从阿拉伯人又从印度西北部得到这果实。他们采用阿拉伯字xiyār-šanbār……《酉阳杂俎》里的“波斯”译音“忽野簷默”就是中古波斯语的变体。——译者注）有关本草贸易的内容，很多研究者，包括安吉拉·斯卡坦哈梅尔都做过很多探讨和研究，他的著作翻译成了波斯语。在这里，尊敬的读者可以研读他名叫《从伊朗和阿拉伯斯坦出口到中国的本草》的文章。

“晁具夸”著作的另一个地方提供了很多有用的信息，关于一些波斯湾港口，包括阿曼、基什岛、苏哈尔。关于阿曼，他如此写道：“阿曼国从人民和土地的角度来看就像苏哈尔国。这个地区的首领头上缠头巾，其衣服是明亮的丝绸，不穿衣服和鞋子，他的侍从们头上脚上没有穿戴，但是把自己裹在围巾里，因此也不是裸体。他们的食物是饭食蛋糕、羊肉、牛奶、鱼和蔬菜。那里的土地盛产椰枣，在整个海岸线都可以采集珍珠，在其山区驯养用于出口的马匹。与那里有生意来往的国家，获取马匹、椰枣和珍珠，与之相对，用丁香、豆蔻和樟脑做交换。”^[36]（赵汝适《诸蕃志》相关原文：瓮蛮国，人物如勿拔国。地主缠头缴缦，不衣、跣足；奴仆则露首跣足，缴缦蔽体。食烧面饼、羊肉并乳、鱼、菜。土产千年枣甚多。沿海出真珠。山畜牧马极蕃蔗。他国贸贩，惟买马与真珠及千年枣，用丁香、豆蔻、脑子等为货。——译者注）

关于苏哈尔他如此写道：“苏哈尔国在海边，在通往阿拉伯国家的海洋线路上。其国王面部黝黑，呈咖啡色。他戴缠头巾，身穿正式外衣。他是阿拉伯政权和宗教的追随者。”^[37]（赵汝适《诸蕃志》相关原文：勿拔国，边海；有陆道可到大食。王紫棠色缠头，衣衫遵大食教度为事。——译者注）

关于基什岛，他写道：“基什国在海上的一座小岛上，在阿拉伯国家附近，与之相距半天的路程。在这里有一些小城市。当国王在公开场合出现的时候，通常是骑在马上，一顶黑伞撑在他头顶上方，有一百多个侍卫与他随行。这个岛上的人民是白皮肤，很干净，身高八英尺，他们头上缠着八英尺长的头巾，这头巾的一半耷在他们脑后。他们的衣服是一件用明亮丝绸或亚麻布做的正式外衣。他们的鞋子是红色皮革。他们使用金币和银币。他们的饭食有麦子、羊肉、鱼、椰枣、大米。该国出产珍珠和良马。每年，阿拉伯人派来很多骆驼，满载着他们的货物如玫瑰水、水银、银剑、茜素（用茜草做的染料。——译者注）、硫、汞和上好的亚麻，从那里装上船只，运到别的国家去。”^[38]（赵汝适《诸蕃志》相关原文：记施国，在海屿中，望见大食，半日可到。管州不多。王出入，骑马、张皂伞，从者百余人。国人白净，身长八尺，披发打缠；缠长八尺，半缠于头、半垂于背。衣番衫、缴缦布，蹑红皮鞋。用金、银钱。食面饼、羊、鱼、千年枣，不食米饭。土产真珠、好马。大食岁遣骆驼负蔷薇水、栀子花、水银、白铜、生银、朱砂、紫草、细布等下船至本国，贩于他国。——译者注）

“晁具夸”在自己的著作中解释“阿拉伯”一词时，将其描述为埃及和法蒂玛哈里发政权的首都开罗。^[39]（赵汝适《诸蕃志》相关原文：大食……国都号蜜徐篱，据诸番冲要。“蜜徐篱”即波斯语和阿拉伯语对埃及的称呼Misr的音译。——译者注）与此同时，阿拔斯哈里发却是驻扎在巴格达。他只是描述了巴格达城，而没有提及它是阿拉伯国王驻地。在另一方面，他又提及这时期的贸易港口和岛屿有阿曼、苏哈尔、基什岛，显示出他对这时期伊斯兰世界的政治情形和贸易中心的情况有准确的了解，因为这时期与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衰落、法蒂玛哈里发政权和开罗的海洋贸易增长处于同时代。

在波斯湾，同样也是由基什岛替代了衰落的施拉夫港，统治者们将远洋贸易的重要部分交由这个岛屿来完成。鉴于基什岛在这个时期的重要意义，这一部分将简要介绍一下基什岛的崛起状况及其统治者政治势力的发展，然后利用伊斯兰时期的文献，指出关于该岛屿及其商人与中国进行远洋贸易的若干证据。

历史证据表明，随着在希吉拉历4世纪末期施拉夫港的衰落、随着由于布益王朝的衰落、同样也是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孱弱而带来的不安全因素激增，施拉夫的大部分商贾迁徙到了基什岛，为该岛屿经济增长带来了必备的条件。伊本·莫加维尔认为施拉夫人迁徙到基什岛以及基什岛的繁荣的确切时间，是希吉拉历504年/公元1110年。^[40]这位作家撰写于希吉拉历7世纪前夜的著名的《观察者史》，是有关波斯湾变化的最有价值的著作之一，它向我们提供了有关基什岛在希吉拉历6世纪的变化的最详细情况。尽管根据瓦萨夫^[41]的说法，伊玛目萨阿德丁·阿尔沙德，他是基什岛的埃米尔，撰写了《本尼·恺撒传》（），但遗憾的是这部著作没有留传下来，我们对其内容一无所知。这其中，杰出的作家伊本·巴尔赫裔撰写的名叫《海洋属性》（）的著作，也未能幸免于历史的灾祸和损害。他在6世纪初叶撰写了自己的另一部著作《波斯志》（），其中提到“吉斯”（，“基什[]”的另一种拼写。——译者注）的时候，让读者去参阅《海洋属性》一书，此书对基什岛就这么一带而过。尽管如此，在他撰写《波斯志》的时候，在希吉拉历516年/公元1122年之前，基什岛已经开始了自己的繁荣鼎盛时期，用他的话来说，“所有岛屿之根在基什岛”^[42]。

施拉夫衰落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是，该地区有势力的社会群体迁徙到别的地区。这些群体以及他们的首领们为发展自己的商贸事务，需要追寻适宜的条件和必要的安全。因此，施拉夫人民迁徙到安全地区，包括阿曼海岸、红海，其中最重要的是基什岛，就是在这个范畴内形成的。关于施拉夫人迁徙到阿曼东部海岸，莫伽达斯裔是最早提供相关信息的作家。^[43]伊本·莫加维尔提到了两个施拉夫人的名字“色亚尔”（）和“马亚斯”（），他们在其家乡荒芜之后迁徙到了吉达港，在那里定居下来，修建了很多房屋。^[44]他还把希吉拉历465年/公元1072年在红海海岸新建“扎贝尔”（）港的房屋之事，归于施拉夫移民。对此，他写道：“在扎贝尔新建房屋和居民点，由两个施拉夫的伊朗人实施完成。在希吉拉历465年/公元1072年，由于与吉达港的埃米尔发生冲突，他们从那里迁徙，定居扎贝尔，重修了那里。”^[45]这一状况显示法蒂玛哈里发在海洋线路正值得势，施拉夫商人倾向于迁徙到处于法蒂玛王朝控制下的地区。

施拉夫居民中的主体部分迁徙到基什岛，在那里定居下来。伊本·莫加维尔如此描述基什岛：“由于萨阿德·本·马勒克·本·达乌德·本·苏莱曼表示给予援助，拜火教徒们在政权更迭、大食人战胜伊朗之后，都去那里寻求庇护，在基什岛上定居下来。在其定居期间，他们用砖头和石灰建造了很多高层建筑。在那之后，随着时光流转，他们离开了该岛，该岛变成囚禁波斯国王的地方，在当时以监狱著名。施拉夫荒芜之后，两个施拉夫人登上该岛，他们很喜欢这座岛屿。岛上有一些渔夫。施拉夫人战胜了渔夫，把渔夫们赶出那里，他们成了岛屿的主人，在那里修建了很多拜火教风格的高层楼房，在那里种植椰枣树。叶海亚·本·阿里·阿卜杜拉赫曼·扎拉德对我说，从吉斯岛兴旺起来的那天开始，过去了一百二十年。这种说法是在希吉拉历624年/公元1226年。”^[46]因此，基什岛的人烟繁荣是从希吉拉历6世纪开始的。希吉拉历560年/公元1164年，本雅明·图德拉到基什岛旅行，在描述岛上状况的同时，提供了那里居住有五百犹太人的信息。^[47]瓦萨夫把施拉夫人迁徙到基什岛这段历史置于一个故事的框架中来描述，他写道：“在那个时期，祖籍施拉夫的人氏中有一位船长叫恺撒，有一点小资产，志向远大，知足常乐，慷慨大方……把自己的宅邸用于慷慨待人……他有三个儿子，老大名叫‘吉斯’……把父亲所有的积蓄花掉了……搬迁到了‘吉斯’岛。”瓦萨夫继续如此描述恺撒儿子们的故事：“一艘大船要从施拉夫出发到印度斯坦，根据当时的习惯，他要接受每个人送的一件礼物。那三个孩子的母亲给了船长一只猫，船只要去的那个国家深受老鼠困扰，那片土地上的人们都不知道猫。船长把猫送给那个国家的国王作为礼物。作为回礼，国王给那只猫的主人，就是那本努·恺撒的母亲赠送了非常昂贵的礼物，本努·恺撒的孩子们从此就变得富有，并有了势力。”^[48]希吉拉历530年/公元1135年，吉斯的一位埃米尔交送到也门的两封书信中，在描述亚丁港的同时，也提到希吉拉历6世纪基什岛的统治者的势力。^[49]亚古特·胡姆维到基什岛旅行过很多次，他对此写道：

“基什岛方圆四法尔散格，是一座大城，风光旖旎，有数座大花园、漂亮的建筑和国王的官邸。国王也被称为阿曼的主人，他拥有很多船只，来往于印度……我多次参观过该岛，从那里的泉水中饮过水……岛上有很多大巴扎。其国王在印度王公们面前拥有特殊的威严和尊贵，他有很多船只，其国民穿戴是波斯式的，像迪拉米人……我在那里看见很多人都懂文学、懂教法，很有智慧。”^[50]

根据现存的证据可以发现，基什埃米尔王朝是来自施拉夫的移民，来自驻扎在那片土地上的军事人员和商人队伍，由于急剧增加的不安全因素，他们不得不从施拉夫迁徙。他们驻扎在基什岛上之后，用自己的财富力量和军事力量，开创了一个更多基于军事力量的统治时期。这一强盛时期，从希吉拉历6世纪初期开始至希吉拉历627年/公元1229年，随着其最后一位埃米尔的死亡而结束。该埃米尔王朝以“本努·恺撒”之名而著称，关于他们的传记瓦萨夫在其历史著作中有记录。瓦萨夫认为，本努·恺撒王国势力的发轫，始于抢夺了满载印度和阿曼货物的十二艘船只。^[51]

然而，基什岛商人们的象征性标志，是与中国贸易、与法蒂玛哈里发政权的亲密合作、驻扎在亚丁港，并因此获取了很多的财富和声望。一个名叫拉姆沙特·施拉夫裔的人，是一位不知名的作家，在希吉拉历6世纪把穆斯林著名地理学家伊本·胡格尔的著作《陆地状况》（）做了简写，并对之增加了一些内容。关于施拉夫及其著名的商人，他写道：

“我听说，一个施拉夫商人于病重写遗嘱的时候，其三分之一的财富是百万第纳尔。我与他的孩子穆萨于希吉拉历539年在亚丁港见面。他有一些银质的装饰品，其重量约一千二百曼（1曼≈12公斤。——译者注）。他是拉姆沙特最小的孩子，他的财富比他的兄弟少一些。人们说，他的兄弟比他富有得多。他有四个秘书。我与其中一位见过一次。他对我说，他运往中国的贸易资产大约值一千第纳尔。如果拉姆沙特的秘书就有这么多的财富，显然，他自己该有多么庞大的财富了。他还用中国布料做的罩帘来装饰克尔白。给克尔白的排水管都换成银质的，其价值无法衡量。迄今为止，我没有见过一个商人，其财富能够赶得上拉姆沙特。”^[52]

伊本·阿丝力在自己的著作中，关于希吉拉历532年（公元1137年。——译者注）的事件，如此写道：“在这一年，波斯商人拉姆沙特为克尔白定做了新的罩帘，是用最贵重的布料做的，为之支付一万八千埃及第纳尔。拉姆沙特是一位常去印度的商人，非常富有。”^[53]

伊本·贾比尔在自己写于希吉拉历6世纪下半叶的《旅行札记》中，关于拉姆沙特，以及他在麦加的振兴举措，写道：“艾哈迈德·本·罕百里的官邸归于拉姆沙特建造。他是一位富有的伊朗人，在禁地（指麦加。——译者注）留下了大量的不动产。”^[54]在已刊布的文献中，有一块在埃及发现的碑铭，还有一些希吉拉历6世纪的书信，显示拉姆沙特·施拉夫裔居住在基什岛，拥有很多船只，效力于基什埃米尔，从事货物贩运。书信的一段内容写道：“最终，拉姆沙特的两艘船到达那里。敌人想抢劫这两艘船，然而风向有利，海浪把船只拽到大海，过了一段时间，两艘船都平安靠岸，靠岸后他们立即进入军队的城堡中。”^[55]

这些证据显示，在这时期，波斯湾商人关注到在与中国的远洋贸易中出现的新的条件，因此把自己的驻扎地安置在三个地方：基什岛、亚丁、阿曼，继续自己的商贸活动。伊德里斯裔（公元1100—1166年/希吉拉历494—562年）在《穿过地平线的消遣娱乐》（）一书中如此描写亚丁港：“亚丁城是一个小城，但是很有名，是船只的卸货站。信德、印度和中国的船只来往于那里。运载中国货物的船只，有货物诸如：铁、粗革面料、麝香、沉香、马鞍、瓷器、胡椒、胡椒木、椰子、小豆蔻^[56]、桂皮、姜、诃子、乌木、龟甲、樟脑、肉豆蔻、须苞石竹、荜澄茄^[57]，用多种植物原料制作的衣服，还有天鹅绒衣服、象牙、白铅，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包括：茄属植物^[58]、芦杆，以及其他一些货物，贩运到各个国家。在也门的历史文献中也提到了很多出口到该地区的中国货物，其中包括：樟脑^[59]、纸张^[60]、椭圆形公平量器巴古里^[61]、椭圆形四分量器^[62]、丝织品、沙卡拉吉^[63]、刺桐尼^[64]。”这些皆是一部分证据，可以用来证明，随着中国宋朝的建立，波斯湾商人与中国的海洋贸易在第二时期持续发展。

但是，证明穆斯林和伊朗人在这时期出现在中国东部诸港，尤其是泉州港和扬州港的证据也存在。于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这些移民的原籍究竟是何处，是从哪里迁徙到这些港口的。在回答这个问题时，必须说，宋朝对其海洋贸易显示出完全正面的倾向。然而，正如我们之前说过的，在整个这个时期，伊斯兰世界和波斯湾的政治条件对于远洋贸易的持续发展，并不适宜。波斯湾的商人们和航海家们不得不从法蒂玛王朝监控下的亚丁港，或者是从室利佛逝政权监控下的苏门答腊，持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因此，仅仅关注黄巢起义带来的不安全因素笼罩下的广州港贸易，居住在广州的穆斯林商人，以及在该城大屠杀中的移民幸存者，是远远不够的。在这时期，历史证据显示，伊朗商人从广州城迁徙到中国其他港口，包括泉州港和杭州港，通过海路继续自己的商业贸易。必须关注到，这一批商人依靠个人经济实力，在没有政府援助的情况下，继续自己与中国的商业贸易。

历史证据包括中文典籍显示，在希吉拉历3世纪和4世纪，中国东部的港口城市泉州，在伊斯兰文献中称之为“刺桐”，是从这时期开始及之后享有繁荣兴旺的。一部分居住在广州港的伊朗人和穆斯林迁徙到这个港口，在那里进行商业贸易。事实上，泉州港在这时期成为一个转手贸易和货物交换的重要港口。该城的富商巨贾们和宋朝政府官员们，除了在与中国的进出口贸易中扮演主要角色之外，还把进口货物转手出口到被别的王朝控制的中国北方地区，从而获得丰厚利润。关于整个南宋时期泉州港海洋贸易的兴旺，卡拉洛克博士如此写道：

“转手贸易在这个地区，给泉州及其近海地带创造了一种特区性的经济氛围。由于贸易和因之带来的礼物——财富，这座城市并不仅仅局限于近海地带，其经济基础得到发展。从很远的地方进口货物，转手贸易到中国北方很远的地区。与此同时，这种带来空前利润的贸易还在各个中心城市建立起来。该城市具有如此的魅力，成千上万的移民从缺乏持续稳定的中国北方逃到这座城市。在公元12世纪，这座城市的居民人口轻松突破了十万人，也许达到了二十万、三十万。近海地带在公元9世纪至12世纪之间，出现了迁徙浪潮。这件事情最终导致在两个问题上出现危机：获取土地和食物生产。解决第一个困难，可以通过努力开垦更多的荒地得以实现。然而，在食物生产上的危机需要更大的决心。”^[65]

这个港口对于穆斯林商人来说，具有贸易的吸引力和适宜的位置，这是导致他们在这时期迁徙到泉州的原因。希吉拉历5世纪初叶，穆斯林社群在这个城市广为发展。一位设拉子裔的伊朗商人在这个城市，在希吉拉历400年（公元1009年。——译者注）建造了一座清真寺，以‘艾苏哈布清真寺’著名。至今，该清真寺的古建筑部分和用阿拉伯语刻写的重建清真寺石碑依然存在。该清真寺现存阿拉伯语碑铭中写道：“这是在这片土地上修建的第一座清真寺。这座吉祥的清真寺，名叫‘阿提格’（古老之意。——译者注），在过去以‘加枚’（聚礼寺之意。——译者注）之名著称，也以‘艾苏哈布清真寺’（圣友寺之意。——译者注）之名著称，在先知迁徙四百年建造。从修建之日起经过了三百年之后，在希吉拉历710年（公元1310年。——译者注）由艾哈迈德·本·穆罕默德·古德斯——以哈吉·洛肯·设拉子裔著称——出资重建。”^[66]

艾苏哈布清真寺重建碑铭

这是艾苏哈布清真寺重建碑铭的一部分，其中指出该清真寺在希吉拉历400年由哈吉·洛肯·设拉子裔修建。（作者这段文字与上面引文所述并不吻合。上面引文说“设拉子裔”于希吉拉历710年重修该清真寺。——译者注）

这一证据表明穆斯林社群在中国东部港口——包括泉州港在内——形成。^[67]汉语文献和官方资料，讲述了希吉拉历6世纪初叶伊朗商人出现在这座城市，以及他们为改善这座城市中穆斯林移民据点状况的振兴举措。其中一段文字是一个名叫林之奇（公元1112—1176年/希吉拉历506—572年）的中国历史学家写的，内容是关于一个施拉夫裔的穆斯林商人出现在泉州港，以及他的振兴举措为穆斯林和城市总督所赞赏：

“在从西方地区来的穆斯林商人中，有一个施拉夫^[68]裔的人也居住在这个港口，他是一个慷慨大方、尊贵的人，他庇护自己的同胞十二户。为穆斯林同胞修建公墓，也是他的善举。他在公元1162年/希吉拉历555年开始建造一座公墓，在公元1163年/希吉拉历556年建成。在这个城市去世的穆斯林，就埋葬在那里。他以此善举确信他的同胞处在和平安宁中。我为感激于此善举而记录下该事件。”^[69]（林之奇《拙齋文集·泉州東坂葬蕃商記》原文：負南海征蕃舶之州三，泉其一也。泉之征舶，通互市于海外者，其國以十數，三佛齊其一也。三佛齊之海賈，以富豪宅生于泉者，其人以十數，試郍圍其一也。試郍圍之在泉，輕財急義，有以庇服其疇者，其事以十數，族蕃商墓其一也。蕃商之墓，建發於其疇之蒲霞辛，而試郍圍之力能以成就封殖之。其地占泉之城東東坂，既翦薙其草萊，夷鏟其瓦礫，則廣為之窀穸之坎，且復棟宇，周以垣墻嚴以扄鑰俾。凡絶海之蕃商有死于吾地者，舉於是葬焉。經始于紹興之壬午，而卒成乎隆興之癸未。試郍圍於是舉也，能使其椎髻卉服之伍生無所憂，死者無所恨矣。持斯術以往，是將大有益乎互市而無一愧乎懷逺者也。余固喜其能然，遂為之記，以信其傳于海外之島夷云。——译者注）

这篇文献具有的重要意义是，中国历史证据显示，在希吉拉历6世纪，由波斯湾的航海商人们形成的最早的穆斯林移民据点，是如此的兴旺，他们为自己建造清真寺和墓地，以及其他的宗教设施。中国宋朝名叫方信孺的作家写道：“在广州港，有居住在该城的数千穆斯林的墓地，他们去世后埋葬在那里。当把他们埋葬在坟墓里的时候，把他们的头部冲南，脸冲西安放。”^[70]然而，关于宋朝时期的穆斯林墓地，有一绝无仅有的资料，清楚地描述了这样的内容。名叫林之奇的中国历史学家（公元1127—1176年/希吉拉历521—572年）（关于林之奇的出生年份，原文前后两段文字不统一。应为公元1112年。——译者注），记录了一个施拉夫裔的商人在泉州城修建一座穆斯林的专门墓地。他如此写道：“在泉州城，有很多室利佛逝地区的富商，其中一个名叫施拉夫裔，因其慷慨大方在商人中很有名。他在这座城市修建了一座墓地，很多去世的商人就埋葬在了那里。该墓地最先是由另一个名叫蒲霞辛的人修建的。然而，这件事情拖延未完，直到施拉夫裔来实施这件事情。该墓地坐落于城东山丘上。他们除去了地上的杂草和乱石，一些坟墓就在这里修建起来。墓地有顶棚遮盖，四周有围墙环绕，方便锁闭。所有在泉州城去世的外国人就埋葬在那里。其修建工程开始于公元1162年/希吉拉历557年，一年之后完工。由于有了这样的善举，移民们不再忧虑。这一举措导致大海那一边的商人受到鼓励，纷纷前来此处。我们非常感谢这样的善举，于是我为了纪念而记录下来。”^[71]（林之奇《拙齋文集·泉州東坂葬蕃商記》中相关原文见译者上面引文。——译者注）

正如这份汉语资料所讲，施拉夫裔的商人是从室利佛逝迁徙到泉州的，我们在此之前已经讲过，室利佛逝是伊朗与中国之间远程贸易的中介。这件事情，很可能是由于关注到宋朝皇帝为加强中国海洋贸易而实施的鼓励政策。最早从事泉州港伊斯兰碑铭研究的中国学者陈达生，关于穆斯林商人如何在泉州城形成移民地据点，他写道：

中国历史学家林之奇《拙齋文集》中所记有关施拉夫裔商人的文字照片，因其重要意义而被悬挂在泉州市伊斯兰博物馆（作者摄）

“前来泉州的绝大部分外国商人是阿拉伯人和伊朗人。他们在城市的社会活动中是合伙人，是其中的一份子。在他们之中，可以提及一些家庭，比如蒲寿庚，在迁徙之前，他们家族已经在广州居住了数代人，然后他们迁徙到泉州。中国历史文献记载，这个家族在泉州继续自己的商业活动，有自己的贸易办事处，拥有很多的船只。居住在该城的另一个穆斯林家族名叫‘南蕃回回—拂林’，拥有十八艘船（波斯语原文为“十八”，汉语资料原文为“八十”。——译者注）。施拉夫籍的商人们组成了第三个群体，在此之前，他们属于广州第二富有之家族。居住在泉州的穆斯林享受到很多庇护，在穆斯林聚居区定居下来，他们的信仰受到城市居民的尊重。在中文典籍中有很多关于这时期穆斯林出现在泉州的记载。”^[72]（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相关原文：来泉州的外商以及各行各业的人员，在宋元时期数以万计，其中大部分是阿拉伯、波斯、中亚的穆斯林。他们和泉州人民和睦相处，参与了当地的各项活动，为繁荣和发展泉州作出了很大贡献。著名的有数代居留广州、后迁泉州的蒲寿庚，他擅蕃舶利达三十年之久，并曾担任泉州市舶司的长官。又如巨贾佛莲[蒲氏之婿]，拥有八十艘海舶；外商尸罗围“赀乙于蒲”[指在广州的蒲姓家族]。在泉州的穆斯林曾投资修筑泉州城墙，捐款造官船，参与很多公益事业。他们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也受到当地人民的尊重……其他记载穆斯林在泉州活动的汉文史料颇多，恕不在此赘述。——译者注）

泉州市现存墓碑之一，属于希吉拉历567年（作者摄）
（这里，希吉拉历567年/公元1171年与上文所言希吉拉历555年/公元1160年不吻合。——译者注）

在泉州城，最古老的一块穆斯林墓碑铭文是属于希吉拉历555年（公元1160年。——译者注）的，收藏在泉州市伊斯兰博物馆。该墓碑上刻写：这是侯赛因·本·穆罕默德·哈拉提（真主宽宥他）之墓，卒于伊斯兰阴历四月，享年六十七岁又五分之一年。

海南岛上最古老的穆斯林墓碑铭文之一，是在三亚穆斯林聚居村，属于希吉拉历511年（公元1117年。——译者注），现收藏在广州市博物馆^[73]。有必要指出，海南岛是中国最早的海洋站点之一。中国最早的伊斯兰移民的后代现在还居住在该岛。还必须补充到，现存最古老的波斯语资料之一，属于中国宋朝末期，是一位居住在泉州港的伊朗商人手写的，赠送给一位名叫慧西（Keisei，草拟汉字。未能查到日语原名。——译者注）的日本佛教僧人。公元1217年/希吉拉历613年，这位日本僧人在泉州港与一位穆斯林商人会晤，并向这位商人请求，给他写一件纪念品。这位商人用波斯语亲笔书写了一段诗歌和菲尔多西《列王纪》中的一节，以及长诗《维斯和朗明》中的一节，这一真迹至今收藏在日本博物馆中。^[74]

广州博物馆收藏的希吉拉历511年的海南岛伊斯兰墓碑（作者摄）

一位伊朗人写于泉州港的波斯文手迹，写在一位日本佛教僧人的一本书的空白处

然而，在可以证明波斯湾与中国东海之间的远洋贸易之持续发展的历史资料和证据中，这些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总结波斯湾与中国远洋贸易形式变化的原因，可以说，唐朝的覆灭及其爆发的骚乱，中国政治的分裂是一个方面；而另一个方面，则是因为希吉拉历4世纪，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孱弱和无能，以及伊斯兰哈里发政权分裂成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两部分，导致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即整个希吉拉历4世纪至5世纪/公元10世纪至12世纪，波斯湾与中国东海的直接贸易深陷衰落和停滞。在整个这个时期，马六甲海峡周边地区，处在室利佛逝王国的控制之下，作为伊斯兰世界与中国的贸易中介在发挥作用。波斯湾航海家们暂时把自己的货物运输到马六甲海峡，在那里转移到中国船只上。换言之，货物交换依然持续，只是货物运输的形式发生了改变，穆斯林船只与中国诸港口之间的往来受到限制。

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波斯湾的商人们——居住在广州港的伊朗和阿拉伯的移民的后代——从广州港迁徙到其他诸港，包括中国东部的泉州港和扬州港。南宋时期，随着该朝代皇帝们的鼓励政策，整个希吉拉历6世纪上半叶，逐渐再次与波斯湾诸港口，包括亚丁、阿曼、基什岛建立起自己的直接亲密关系。由此，从希吉拉历6世纪初叶开始，随着直接贸易停滞的两个世纪的逝去，波斯湾的航，kuroyanagi，草拟汉字。未能查到日语原名。——译者注）《菲尔多西对命运的顺从》，《图书指南》第20卷，第570—583页。海家们再一次朝中国诸港口前进。这一次，随着南宋王朝皇帝们的鼓励和扶持，他们在泉州港和扬州港兴建了伊斯兰的新移民据点；为了自己的福利，他们还为自己在这个城市里兴建了很多设施，诸如清真寺、公墓，以及其他的一些设施。这种亲密关系的历史证据的样本，我们已经在上一部分做了介绍和讨论。

然而，随着蒙古势力的崛起，中国和伊朗被成吉思汗及其继承人占领，这一趋势在公元13世纪/希吉拉历7世纪初叶遭遇巨大的改变。从政治和军事的维度来看，这在人类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随着成吉思汗的出现，以及其势力向中国、伊朗和东欧的发展，由此产生了新的政治条件。波斯湾的远航和伊朗航海家们也对该影响未能幸免。波斯湾及其诸港口和诸岛屿，在蒙古时期见证了双方远洋贸易巨大的变化。我们将在下一部分，通过对远洋贸易内容的强调，详细讨论和评价形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和动因。

【注释】

[1]在这个时期，该地区以“马来亚”之名为人所知。后来，该地区以其海峡“马六甲”著名。本研究采用晚近一些的名字，尽管在本书所言的这个时期“马六甲”之名还未广泛传播并获得声誉。

[2]Chaudhuri,K.N.Trade and Civilization in the Indian Ocean,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85,p.51.

[3]Chau Hu（应为“Ju”，原文误。——译者注） kua, op.cit,pp.60-61.

[4]Ibid,p.116.

[5]关于室利佛逝及其这时期在印度斯坦与中国的中介贸易中的作用，详情请参阅：Claudine Lombard-Salmon,Srivijaya, la Chine et les marchands chinois (Xe-XIIe s.). Quelques réflexions sur la société de l’empire sumatranais,in ‘ Archipe’. Volume 63, 2002.pp.57-78. and Oliver W. Wolters, Early Indonesian Commerce: A Study of Origins of Srivijaya ( Ithi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67 ) EUL.382(9101).And Wol. Oliver Wolters, The Fall of Srivijaya in Malay History ,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70.

[6]Nordin Hussin, Networks of Malay Merchants and the Rise of Penang as a Regional Trading Centre, In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Vol.43.No.3.December 2005.p.215.

[7]Song shi, j.489,p.14088.

[8]安吉拉·斯卡坦哈梅里，同前，第156—157年。

[9]K.M.Barnett, Hong Kong before the Chinese the frame, the Puzzle and the missing pieces, In “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Vol.4 (1964).p.58.(www.xing528.com)

[10]Lombard-Salmon Claudine (2004). Les Persans à l’extrémité orientale de route maritime ( IIe A.E.-XVIIe siecle).Retrieved 3 March 2011. Archipel. Volume 68.p.40.

[11]伊本·莫加维尔《观察者史》，阿斯嘎尔·鲁夫伽林校注，里单出版社，1951年，第7—126页。

[12]Cahen,Buayhids,E12.p.1355.

[13]Sauvaget, J, Sur d’anciennes Instructions Nutiques Arabs Pour Les Mers de Inde, Journal Asiatic, 1948, p.p.19.20.

[14]Miles, S.B. the countries and tribes of the persian Gulf,London,1966.p.80-84.

[15]伊本·莫加维尔，同前，第278页。

[16]伊本·穆罕默德·阿卜杜拉·萨勒米《阿曼人旅行所带的贵重礼物》，第一卷，德里：伊斯兰印书馆，比塔，第241页及之后。

[17]扎尔库布·设拉子裔《设拉子记》，哈吉·赛义德·贾瓦迪校注，德黑兰：伊朗文化基金，第52页。

[18]伊本·巴尔赫裔《法尔斯志》，伽依·卢斯塔兰吉校注，德黑兰：图书世界，第136页。

[19]John Gaffee,Song China and the Multi-state and commercial word in East Asia, in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exchanges relation in the East Asian World, 2010.p.8. 贾志扬《宋代与东亚的多国体系及贸易世界》，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第99—108页。

[20]Tansen Sen, Maritine Interactions between China and India: Coastal India and the Ascendancy of Chinese Maritime Power in the Indian Ocean,in Journal of Central Eurasian Studies, Volume 2 (May 2011).p.47.

[21]该书是一个手抄本集，在中国宋朝时期写成。在清朝时期的1781—1848年之间，根据中国皇帝的旨意，由一位名叫徐松的人再次编写辑录。

[22][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23]Paul Wheatley, Geographical Notes on Some Commodities involved in Sung Maritime Trade Author, in “Journal of the Malay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Vol.32,No.2 (1986), pp.24-25.

[24]徐松等编纂《宋会要辑稿》，台北：世界书局，1964年。翻译：4/91b-92a,7/22b（7745）；脱脱等编撰《宋史》，段林（1254—1325）。台北：商务印书馆，1987年。卷339，第2664页。Cf. Robert m.Hartwell, Tribute Missions to China, 960-1126 ( unpublished manuscript), p.71.

[25]《宋史》，卷四九〇，第14118—14121页。

[26]阿布里罕·比伦尼《确定好终点以便修正回家的距离》，艾哈迈德·阿拉姆译，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352（1973）年，第2卷第11—12页。

[27]《波斯湾至中国东海的海洋丝绸之路展望》，同前，第149页。

[28]赵汝适（Chau ju Kua）, op,cit.p.22.

[29]Ibid, p.40-41.

[30]For this term see The Encyclopaedia of Islam, Vol.10 (Leiden: Brill,2000), pp.62-63.

[31]赵汝适（Chau ju Kua）, op, cit,p.114-115.

[32]Ibid,p.119

[33]关于该内容，请参阅赵汝适著作旁注，拉克希尔关于在《宋史》中提及的一位使臣名字所写的文字，他认为，这位使臣是萨曼王朝的使臣，在这本书中将之称为“阿拉伯使臣”。（赵汝适，同前，第123页）。

[34]安吉拉·斯卡坦哈梅尔，同前，第160—161页。

[35]托尔德·劳费尔《中国伊朗编》，1919年，第422—423页。

[36]赵汝适（Chau ju Kua）, op, cit, p.133.

[37]Ibid,p.130.

[38]Ibid,p.133.

[39]赵汝适（Chau ju Kua）, op, cit, p.114-118.

[40]伊本·莫加维尔，同前，第278页。

[41]法兹尔安拉·本·阿卜杜拉·设拉子裔《瓦萨夫·哈兹拉历史》（），德黑兰，伊本森纳图书

[42]伊本·巴尔赫裔，同前，第141页。

[43]莫伽达斯裔，同前，第636页。

[44]伊本·莫加维尔，同前，第41页。

[45]同上，第41页。

[46]同上，第287页。

[47]The Itinerary of Benjamin of Tudela,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Asher, Hakeshet Pubishing Co, New York, Vol.2. p.297.

[48]瓦萨夫·哈兹拉，第170—171页。

[49]Goiten, S.B. “Two Eyewitness reports on an expedition of The King of Kish against Aden” ,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1954,pp.247-257.

[50]亚古特·胡姆维《国家志》（

[51]瓦萨夫·哈兹拉，第174页。

[52]伊本·胡格尔《陆地状况》，贝鲁特：萨德尔书局，1938年，第2卷第282页。

[53]伊本·阿丝力，同前，第11卷第65页。

[54]拉赫勒·伊本·贾比尔，贝鲁特，贝鲁特书局，1984年，第79页。

[55]Goiten, op.cit.p.255.

[56]一种芳香植物。

[57]一种分泌树脂的植物。

[58]阿拉伯语把这种植物叫作龙葵。

[59]具体例子请参阅《莫扎法里·瓦拉夫时期秩序、法律、吉祥炼狱的神秘之光》（），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姆·贾扎姆校注，2003年，第45页。

[60]同上，第450页。

[61]一种用玻璃或陶土制作的器皿，容积大约为半公斤。

[62]一种器皿，容积大约为四个小杯。

[63]一种小容器或者是小罐子。

[64]同上，第463页。（一种中国椭圆容器）

[65]Hugh R. Clark, Community, Trade and Network: Southern Fujian Province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 Centur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p.3.

[66]本作者2012年在中国访学期间，两次参观该清真寺，对其中所存的全部碑铭作了拍照和释读，将由泉州伊斯兰博物馆出版。

[67]Geoff Wade , An Early Age of Commerce in Southeast Asia, 900-1300CE, i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40(2), June 2009,pp.221-265.
John Chaffee , Diasporic Identiti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Muslim Communities of Song-Yuan China,in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ety History of the Orient”,Vol.49,No.4, Maritime Diaspora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960-1775) (2006), pp.395-420.
Kuwabara Jitsuzo, On Pu Shou-Keng, a man of the western region, who was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tradeing ships, in “Memoirs of the research department of the Toyo Bunko 7”, pp.1-104.

[68]这部书把“施拉夫裔（Sīrāfī）”这个名字记录为“試郍圍”，恰好是Shīlāv的汉语误读，因为汉语没有r这个音，通常用l或n来代替。这也显示施拉夫（Sīrāf）的旧称是Shīlāv。

[69]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五，第25页。

[70]John Chafee,op.cit.p.407.

[71]林之奇，《拙齋文集》，卷一五。

[72]陈达生《泉州伊斯兰教石刻》，宁夏人民出版社，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页。

[73]本作者在2012年再次参观广州博物馆，拍摄了该墓碑，并与谢赫·胡卡玛依合作，释读其日期为希吉拉历511年。该墓碑属于一位居住在中国最南端的“海南港”的穆斯林。

[74]黑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