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航海家在中国三港的遗迹

在此之前已经言及，希吉拉历4世纪穆斯林海洋贸易重要文献之一，即马斯乌迪撰写的《黄金草原与奇珍异宝》，其中大部分信息都来自于其多次航海旅行和经历，因此该著作当是为数不多的参考资料之一。他乘波斯湾航海家们——包括施拉夫籍人在内——的船只，经历过印度斯坦和波斯湾的一些港口。关于黄巢起义对波斯湾海洋贸易的影响，他如此写道：

“当正义消失，心愿陷入窘境，中国的事情就变得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了。双方在中间地点会面，交换货物。”

马斯乌迪这句开创性的话显示，不安全因素在中国南部、尤其是在杭夫瓦扩大，导致波斯湾与中国之间单方面的直接来往，转变为波斯湾与马六甲^[1]海峡之间的航行。波斯湾的商人们把自己的货物带到马六甲海峡地区的城市巨港，在室利佛逝政权——其政权范围在今天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的监控下，在那里与中国货物进行交换。因此，波斯湾与中国的直接贸易，转变为在马六甲地区的中间站贸易。室利佛逝政权因其都城巨港作为波斯湾与中国远洋贸易的中间站点而壮大势力并获得声誉。事实上，该政权在很大程度上仰仗这种商业贸易，并因此而获得“海洋帝国”的美誉，楚哈达里博士关于这时期海洋贸易中心的更替如此写道：

“显然，黄巢起义之后不安全因素在广州的发展，刺激穆斯林商人集中在位于马六甲群岛的重要地区，当马斯乌迪在公元916年/希吉拉历306年穿过印度洋的时候，他遇到来自施拉夫和阿曼的船只，这些船只从远东带来货物。显然，在公元10世纪，中国商人和船只在与印度洋的直接贸易中获益颇丰。”^[2]

赵汝适在自己的旅行记中写到马六甲海峡和巨港的过境站点的重要意义，并描述了该地区季风性海洋贸易和强行穿越马六甲海峡的情形^[3]，此外还清楚地描述了穆斯林与中国的中介贸易。^[4]

马六甲地区的中介位置与室利佛逝政权在东西海洋贸易中的情形

事实上，马六甲是所有船只的自然交汇之处，从印度斯坦到中国或者是相反方向的船只。因此，可以说，该政权建立于中介贸易的基础之上乃是自然而然之事。^[5]“整个公元8世纪到12世纪/希吉拉历3世纪至6世纪，马六甲地区处于室利佛逝政权的管理之下。室利佛逝是一个海洋性政权，从公元8世纪初期开始成为一个地区性的势力。该政权的首都开始是在巨港——坐落在苏门答腊的穆西河岸，然而在公元11世纪下半叶，迁都到巴当哈里（）河岸的占碑（）城。室利佛逝的都城在整个公元8世纪到12世纪，被誉为来自印度斯坦、中国和其他地区的航海家们的海洋贸易中心，事实上它就是一个货物交换场所。公元10世纪至14世纪，是中国与马来亚地区之间亲密关系的关键时期，因为从公元8世纪开始，马来亚古王国即室利佛逝在马六甲海峡尖角南端建立。该帝国掌控着该海峡，该海峡是船只来往之地。室利佛逝的统治者鼓励地方统治者把自己制造的货物与船上货物进行交换，以此增加自己的经济能力。”^[6]在此收入的荫庇之下，他们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海洋王国。现有证据能够表明，波斯湾的一些伊朗商人在这个时期把自己的贸易办公处和驻所选择建在苏门答腊室利佛逝王国控制下的地区和其周边地区。至少，我们在这些商人中知道一个名叫“施拉夫裔”的人（伊朗人多以籍贯为姓氏，“施拉夫裔”意即“施拉夫籍的人”，而施拉夫是伊朗南部波斯湾海岸的重要港口城市。因此，可以判断这位“施拉夫裔”是一位伊朗人。——译者注），在中国文献中他被作为室利佛逝居民而被提及。在后文中，我们将对这位名叫施拉夫裔的商人做更多的论述。

另一方面，在宋朝的历史文献中，包括在属于这时期文献的《宋史》^[7]和《诸蕃志》中，关于上面提及的那些商人，他们的名字以“蒲”字开头。在汉语发音中，“蒲”这个字通常让人想起“阿布”或“布”（“布”是“阿布”的省略。——译者注）一词，这个词在很多穆斯林的名字开头可以见到，安吉拉·斯卡坦哈梅里在自己的文章中，在讨论有关这方面的一些历史证据的时候得出结论，这个名字很有可能是属于这时期在室利佛逝管制疆域内从事商业活动的穆斯林商人群体。他对此写道：

“在宋朝的汉语文献中，室利佛逝地区的居民，大多数具有‘蒲’姓（其国居人多蒲姓），举例来说，可以提及蒲诃栗、蒲蔑、蒲陀汉、蒲押陀黎、蒲婆蓝等。天佑元年（公元904年/希吉拉历291年），（中国。——译者补充）从名叫‘普诃栗立’的室利佛逝头领收取贡赋。在公元1017年/希吉拉历408年，苏门答腊国王‘霞迟苏勿咤蒲迷’（Aji Sumatrabhumi）把一位名叫蒲谋西的人作为代表派遣到那里。然而，正如克鲁丁·萨勒门所强调的，这并非意味着这些被派遣者真的就是穆斯林，或是穆斯林商人。有意思的是，一直到明朝，‘蒲’姓等同于‘阿布’，同时，部、布、宝这些姓氏是Cam Po（原文未标注与该拉丁字母拼写相对应的词。——译者注）的等同。因此，如果我们说，实际上被冠以‘蒲’姓的人群的族源可以追溯到最初的穆斯林（伊朗人或阿拉伯人），并非毫无根据。”^[8]

在这个时期，我们从汉语文献中获知，一些伊朗家族在黄巢起义之后，因为他们所具有的适宜的社会地位，依然滞留在广州地区。至少，我们知悉有一个伊朗家族居住在广州，他们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一位南汉王朝皇帝做妻子。“从公元878年/希吉拉历256年黄巢起义爆发之时，到公元971年/希吉拉历361年广州再次在中国政府的掌控之下，这之间共有出自刘姓家族的五位南汉王朝皇帝。该王朝通过与宫廷中有势力的程氏和Tuen氏家族联姻而变得强盛。在历史文献中，刘（958—971在位）有一位波斯女子的伊朗配偶，实际上是一位王族苗裔。”^[9]

刘帝非常喜欢自己的伊朗妻子，为她修建专门的宅邸，与她共度自己的大部分时间。这位女子的名字在汉语文献中被写作“媚猪”，她在与广州皇帝结婚的时候是十六岁。^[10]

尽管如此，有关伊朗人在广州的移民地点的持续存在状况，我们拥有的历史信息非常少，散落在汉语典籍的字里行间。这表明，从希吉拉历4世纪起，波斯湾航海家们与中国的直接远洋贸易开始衰落。在这中间，印度和马来亚的航海家们，作为中国与波斯湾之间的中介商享有很大的势力和声誉，当然这些不是波斯湾远洋贸易衰落的全部动因，比这更重要的是如下变故。(www.xing528.com)

整个希吉拉历4世纪，在伊斯兰世界和波斯湾近海地带发生的事件，给该地区的商人带来不利条件。阐述如下：在希吉拉历4世纪，伊斯兰世界分裂为两个强大势力，即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和埃及的法蒂玛王朝，随之而来的是尼罗河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个重要经济地区的分裂。伊斯兰世界的海洋势力被划分为波斯湾和红海两个敌对的地区。法蒂玛王朝的哈里发们于希吉拉历359年（公元969年。——译者注）把埃及富饶的大地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以后，其势力达至鼎盛。在希吉拉历4世纪末期，马格里布大部分地区、利比亚、巴勒斯坦、叙利亚、汉志处在他们的管控之下。法蒂玛哈里发王朝的势力范围在希吉拉历396年（公元1005年。——译者注）甚至抵达木尔坦（位于现今巴基斯坦境内。——译者注）——印度斯坦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埃及法蒂玛哈里发们势力的日益增加与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们的衰落相对应，导致地中海和红海贸易之路的复兴，并逐渐对波斯湾经济产生更多的负面影响。法蒂玛哈里发们努力把与东方大地贸易的垄断权，从巴格达南部地区转移到埃及及其沿海地带。伊本·莫加维尔强调了埃及法蒂玛哈里发们对亚丁——印度方向最重要的站点——的掌控。^[11]

克鲁德·卡汗认为：“大约在希吉拉历391年（公元1000年。——译者注），经由波斯湾路径从西方运输货物到印度斯坦完全衰落，并转向红海。这种情形的出现是因为伊拉克的布益王朝（该王朝是阿拉伯阿拔斯王朝[750—1258]时期在932—1055年之间实际掌控巴格达政权的一个地方王朝。——译者注）与巴林的盖拉姆提扬（，伊斯玛仪派的一支。——译者注）派政权对峙，以及在叙利亚问题上前者与法蒂玛王朝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法蒂玛哈里发们在威尼斯商人的帮助下，倾尽全力巩固自己对地中海的掌控。”^[12]

萨瓦热也认为，波斯湾贸易在希吉拉历5世纪呈分散性、局限性的状态，并认为这是由于在印度洋航线诸站点不安全因素的扩大所致。^[13]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内，法蒂玛王朝以垄断地区贸易为目标的举措一直持续，有时通过战争有时通过外交途径推进这一政策。他们意图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甚至伊拉克。除了军事和政治势力之外，还通过培训传教士和布道者来传播自己的思想。这些传教士在履行自己职责的同时，也投资贸易，他们在阿拔斯王朝掌控的区域内具有显著的经济影响力。这样的势力和影响力，使他们具有这样的能力——即把自己的政策强加于该地区。也就是说，法蒂玛哈里发们采取一种成熟老道的经济政策，努力把波斯湾与亚洲的商贸线路改变为红海方向，借此创造伊拉克地区衰落和埃及强势的场域。他们的政策通过关注伊朗和两河流域内部局势的变化而出台。其第一个结果就是波斯湾两个重要港口施拉夫和苏哈尔的衰落。这两个重要港口从地区经济圈中出局，是对发展法蒂玛王朝经济势力的最大帮助。

施拉夫港和苏哈尔港在希吉拉历4世纪末期和希吉拉历5世纪上半叶的衰落和荒芜，可以算作是波斯湾地区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这一变故中，有几个干预动因，其中最突出的动因包括：法尔斯省及其沿海地带不安全因素的扩大；阿曼海岸不安全因素的剧烈增加；阿拔斯哈里发政权的孱弱；法蒂玛哈里发们反阿拔斯政权的、在海洋贸易中的破坏性政策；伊朗高原上政治势力的崩溃，以及在克尔曼、法尔斯、胡泽斯坦、阿曼的沿海地带政治势力的分裂。这些情形在希吉拉历5世纪的前夜对施拉夫和苏哈尔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驻扎在阿曼内陆地区的哈瓦利吉·阿巴兹派（哈瓦利吉派是伊斯兰教中的一个较小派别，既不同于承认阿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阿里四大哈里发为合法继承者的逊尼派，也不同于只承认阿里为合法继承者的什叶派，而是只承认阿布·伯克尔和欧麦尔这两位哈里发为先知穆罕默德的合法继承者，并认为唯有自己才是伊斯兰教的正宗，其他伊斯兰教派别都是异端。阿巴兹派是哈瓦利吉派的一个分支派别，其宗教信仰比其他哈瓦利吉派分支派别更具有折中调和色彩，不主张把其他伊斯兰教派别视为异端。——译者注）与驻扎在沿海地带的逊尼派之间没完没了的冲突和敌对在希吉拉历5世纪前夜更加剧烈。马依勒兹研究了这些冲突的细节，将之视为苏哈尔衰落的主要动因。^[14]

伊本·莫加维尔以一句意味深长的话语如此阐述了贸易中心在波斯湾不同区域的转移：

“当赖苏特（）荒废，苏哈尔从那废墟中兴起；当苏哈尔日趋毁灭的时候，霍尔木兹和提兹港兴旺起来；随着霍尔木兹和提兹的荒废，亚丁兴旺起来。”^[15]他的这句话阐释了波斯湾贸易中心的迁移。不安全因素在阿曼的发展、苏哈尔的衰落使居住在阿曼的哈瓦利吉·阿巴兹派受益。他们的首领名叫哈里尔·本·沙赞·本·萨尔特·本·马勒克·霍鲁斯，他在希吉拉历408年（公元1017年。——译者注）登上哈瓦利吉派精神领袖的位置。^[16]整个这个时期，阿曼的社会群体分作几个重要派别，每个派别都为争权夺利而与敌对的派别发生冲突。法尔斯、克尔曼和两河流域的势力在希吉拉历4世纪末和整个5世纪分崩离析，可算是这时期最重要的政治特征。另一方面，阿兹德杜勒·迪拉米（布益王朝最强悍的君主。——译者注）在希吉拉历372年（公元982年。——译者注）驾崩，可视为法尔斯及其南部地区衰落的开始。阿布·阿巴斯·扎尔库布·设拉子裔在《设拉子记》一书中写道：

“当阿兹德杜勒去世，统治家族就没落了，王族内部硝烟四起……他有三个孩子，每个孩子都将帝国的一部分疆域紧紧攥在自己手中。巴哈杜勒统治胡泽斯坦；苏尔坦杜勒统治哈马丹；沙拉夫杜勒·阿布·法瓦勒斯统治克尔曼及其周边地区。”^[17]

法尔斯地区在希吉拉历343—372年（954—982）之间见证了一个冲突时代，迪拉米的传教士们、突厥人、沙邦卡勒人（，居住在伊朗法尔斯地区讲突厥语的游牧部落。——译者注）之间的冲突。这些不安全因素带来的最重要后果是多条线路上的商贸完全凋零，而这些线路的终点是施拉夫港。因此，这些线路上的货物交换降到最低程度，这也是施拉夫这座重要港口衰落的背景情况。伊本·巴尔赫裔如此描述这些情况：

“当施拉夫的状况成为这样子，没有商人再把船开到施拉夫来。由于安全因素，到克尔曼，或梅赫鲁邦（）、或都拉格（）、或巴士拉的道路中断了，在前往施拉夫的路线上只有皮革和长颈鹿，没有贩运波斯人使用的东西，施拉夫港因此荒芜了。”^[18]

因此，随着中国唐朝的衰落，随着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势力分裂成阿拔斯王朝和法蒂玛王朝两个中心，随着阿拔斯王朝势力在波斯湾沿岸的瓦解，随着布益王朝势力在法尔斯省海岸地带的衰落，不安全因素在该地区的增强，施拉夫作为中国船只最重要的站点陷入衰落之中，从远洋贸易的舞台出局，替代其位置的是基什岛和红海海域的诸港口，其中亚丁作为与印度斯坦和亚洲东部的货物交换重要站点之一，登台亮相。亚丁港成为法蒂玛王朝——在他们之后是马木留克王朝——海洋贸易的重要站点。

事实上，如同约翰·卡费博士给自己的文章命名为《埃及的法蒂玛王朝、印度斯坦南部的奎隆、苏门答腊的室利佛逝，这三足鼎立的政权支撑了印度洋领域内的海洋贸易》^[19]一样，这样的趋势持续了两个世纪。波斯湾的商人们迫不得已，只能把自己的货物在马六甲海峡地区与中国船只进行交换。贸易的大部分利润归于室利佛逝政权，因为它承担了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之间货物交换的主要职能。随着中国宋朝的建立，以及随之而发生的变化，导致穆斯林商人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贸易再一次兴起。这一趋势的形成，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进行讨论和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