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巢起义与广州港辉煌时期的终结及波斯湾航海家遗迹

希吉拉历3世纪后半叶/公元9世纪后半叶的中国正是唐朝末期，发生了反对该国皇帝的大范围的叛乱。这些叛乱之一，就是一个中国商人黄巢的起义。事实上，在中国历史中，这一事件被视为导致唐朝灭亡、一个新时期开始的主要原因。^[89]这一起义是基于公元9世纪后半叶唐帝国的普遍衰弱，在公元875年/希吉拉历262年爆发的，并很快蔓延到中国各个地区。黄巢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开始起义的，然后在公元879年/希吉拉历266年逼近广州港。他努力想通过谈判让广州投降。广州城总督名叫齐通（，音译。未能查到该名字的汉语原文。——译者注），是岭南东部地区的军事指挥。黄巢与他进行谈判，但是谈判未果。黄巢就开始攻城，一天就攻克了那里，杀死了该城的军事指挥官，狂怒之下他还大面积摧毁广州港。一些人说，死者数目，包括居住在广州港的外国人约有二十万人，这还不算在这场叛乱中被杀害的二十万本地人。由于这场混乱，很多人逃跑到了福建省北部。^[90]

苏莱曼·施拉夫裔和马斯乌迪在自己的著作中对这一事件有详细描述。这些细节被中国文献完全证实。同时，也显示出这些作家完全了解伊斯兰和伊朗人在广州的移民据点。苏莱曼·施拉夫裔关于这一叛乱如此写道：

“在中国，法令与正义发生颠覆，以及施拉夫前往那里的船只中断的原因，是因为非皇族的黄巢，以‘巴布什瓦（）’著称，起义叛乱。在事情刚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绿林好汉之类，等到自己武装起来之后，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他聚集了一帮乌合之众在他周围，壮大声势，他的援助者随之增加。他的愿望在攻城拔寨中得以实现。然后，在中国所有城市中，他意欲攻克杭夫瓦。杭夫瓦就是阿拉伯商人在中国聚居的城市，那里到大海的距离不过几天路程。这座城市坐落在一条甘甜水质的大河边。城里的人们阻止他进入。一段时间之后，他围困了他们。这是在公元878年/希吉拉历264年。他攻占城市之后，就挥剑向城中居民。根据知情者的说法，仅仅是居住在这座城市中的、在此经商的穆斯林、犹太人、拿撒勒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他就杀了一万二千人，这还没算被杀的中国人。这四个民族中的被杀者人数是从知情的中国人那里知道的。然后，黄巢大肆砍伐桑树和其他一些树木。我们说过，桑树的叶子被中国人用来喂食蚕，再让蚕结茧。从中国进口丝绸到西方城市的贸易由此中断。那时，黄巢在摧毁杭夫瓦之后，从一个城市向另一个城市进军，并摧毁它们。中国皇帝无力镇压他，乃至于他逼近皇帝的首都，名叫胡姆丹^[91]。皇帝被他逼得逃跑到了西藏边界的一座城市马祖（，音译。未能查到原汉语名字。——译者注），并滞留在那里。叛乱的日子一直持续，黄巢的事业达到顶峰，他唯一的目标和意志就是摧毁城市，屠杀那里的民众。由于他既不是皇族出身，也不期望稳定局势而使自己受益，因此他的腐败和堕落达至高潮。紧跟着这场叛乱的是，中国皇帝给突厥部落的沙陀（）国王写信，他们之间是近邻，还有亲属关系。中国皇帝派人到沙陀国王宫廷，请求他帮助镇压黄巢叛乱。沙陀国王派遣他的儿子带着大队人马奔赴这场叛乱。在接连不断的战斗和大事件之后，把他赶了出去。一些人猜测他是被杀的，还有一些人猜测他早就死了。中国皇帝返回自己以胡姆丹著称的城市，但是城市已经被摧毁了。皇帝的势力衰弱了，他的财富也遭受重大损失。他的军队首领们、王公大臣们全都死了。这样的状况使得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强人出头，就能抢劫那里的财富，并且拒绝向皇帝交还他们所抢劫的东西。中国皇帝由于无能，不得不宽恕他们，条件是当他面表示臣服听命和感谢。”^[92]

施拉夫裔提供的黄巢起义进程中中国和广州港的普遍状况与中国人的说法是相符合的，证明他对这个港口所发生的事件有全面的理解。另一方面，这场动乱对唐朝皇帝势力衰落的影响程度也很好地呈现出来。很多学者认为，黄巢起义摧毁了唐帝国的根基，将之拽入了覆灭的深渊。^[93]

马斯乌迪如此描写黄巢起义：

“在中国出现了一位著名人物，他不是出自皇族，其名‘杨舒’（，音译，不知指何人。——译者注）。他是一个邪恶的人，一些邪恶者聚集在他周围。皇帝和他身边的人对他所做之事不知情。渐渐地，他的事业兴旺起来，声誉日隆。邪恶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在他周围，进攻和袭击了很多城市，一直打到杭夫瓦。那是一个坐落在河岸的城市，那条河比底格里斯河还要大。该城距离大海有六七天的路程，来自施拉夫、阿曼、印度诸城市、三佛齐诸岛、松夫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船只进入这条河，前往杭夫瓦。那里有很多穆斯林、犹太人、拿撒勒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教徒，除了他们，还有很多本土中国人。这个恶棍扑向该城，打败了皇帝的军队，进入城中，强行夺取了城市，杀死了无数的居民。被他所杀的穆斯林、犹太人、拿撒勒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徒，超过二十万人。这个数字是中国皇帝统计的。”

关于皇帝战败、都城被叛军攻克，他继续说道：“在骚乱期间，每个地区的总督都在自己的辖区内自立为王，就如同达拉被亚历山大·本·腓力古斯杀死之后，伊朗各地诸侯纷纷独立，直到我们这个时代，332年（这里是希吉拉历，相当于公元943年。——译者注），还依然是这种状况。”^[94]（伊斯兰典籍常出现把历史与传说混杂在一起的现象。此处亦然。这段引文中的“达拉”是伊朗上古历史传说中的帝王，现默认为伊朗历史上阿契美尼德王朝末代君主大流士三世。亚历山大东征伊朗，公元前330年大流士三世在逃亡途中被部下所杀。——译者注）

然而，马斯乌迪在描述黄巢起义的时候，对这场骚乱对波斯湾远洋贸易的影响做了有意思的分析，他指出，这场动乱以及随之而来的唐朝的衰落导致了远洋贸易的暂时衰落，波斯湾的航海家们陷入窘境，从而把自己的终点从广州港迁移到位于中间地点的东南亚沿岸一带，在那里把自己的货物与中国船只上的货物进行交换。他写道：

“在事情开初，其安排是另外一种状况。中国船只前来施拉夫、阿曼、巴士拉，这些地方的船只也与中国海港之间来往。当正义消失，心愿陷入窘境，中国的事情就变得像我们说过的那样了。双方在中间地点会面，交换货物。”^[95]

马斯乌迪的这句话，实际上是希吉拉历264年（公元877年。——译者注）至希吉拉历4世纪下半叶期间发生黄巢起义之后一个新时期的象征，这时正值宋朝（公元960—1279年/希吉拉历348—677年）在中国建立。事实上，唐朝是波斯湾航海家们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唐朝的覆灭，以及同时出现在中国最大商贸港口的不安全因素和骚乱，导致波斯湾与中国的直接贸易在大约一个世纪（希吉拉历264—349年/公元877—960年。——译者补充）的时间内陷入紊乱，同时也开始了波斯湾远洋贸易的一个新时期。我们将在下一部分，以“远洋密切关系的第三个时期与室利佛逝的中间贸易时代”为题，对之进行讨论。

【注释】

[1]安吉罗·斯卡坦哈美尔《出口中国的本草：从波斯湾到中国东海的海上丝绸之路一瞥》，穆罕默德·巴格尔·乌苏吉译，德黑兰，伊斯兰历史研究中心，伊斯兰阳历1392（公元2013）年，第150页。

[2]关于伊斯兰文献中的波斯湾地理范畴，请参阅：穆罕默德·巴格尔·乌苏吉《波斯湾与毗邻国家史》，萨姆特出版社，伊斯兰阳历1384（公元2005）年，第83—86页。

[3]关于这次战役的最新研究，这次战役的名字被写作“Talas”（塔拉斯），实际上这个名称是这条河现在的名字。然而，本研究采用其历史上的名字“怛罗斯”。

[4]塔巴里《诸民族与诸国家历史》，穆罕默德·阿布法兹尔·易卜拉欣整理，贝鲁特，拉瓦耶·塔拉斯·阿拉比，希吉拉历1387（1967）年，第5册第297页。艾哈迈德·本·叶海亚·巴拉扎里《开疆辟土》，贝鲁特，新月图书馆，1988年，第388页。

[5]塔巴里，同上，第6册（征服喀什噶尔），第500页。

[6]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op.cit.pp.224-225.

[7]Mark Edward Lewis, op.cit.p.158.

[8]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op.cit.pp.443-444.

[9]埃扎丁·阿布哈桑·伊本·阿萨里《历史大全》，贝鲁特，达尔·萨德尔，1965年，第5卷第449页。

[10]《黄金草原与奇珍异宝》，同前，第一卷第158页。

[11]义净《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王邦维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151页。

[12]J.Takakusu, Le voyage de Kanshin en Orient (742-754). Authors, Mifune Ōmi,Junjirō Takakusu. Contributor,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8.Paris.pp.461-462.

[13]赵汝适（Chau ju-kua），ip, cit, pp.9-10.

[14]Hye Cho Diary, A memoir the pilgrimage to the five regions of India,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Yang,Jan,Lida and Preston,Asian Humanities Press,pp.52-53.

[15][清] 鲍闲庭《回回原来》，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

[16]关于这个传说更详细的情况，请参阅：Zvi Ben-Dor, ‘From ‘Literati’ to ‘Ulama’: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uslim Nationalist Historiography’, in “ Natinalism and Ethnic Politics”, 2004,No.9:4,pp.83-109.

[17]Shujiang Li and Karl W.Luchert,Mythology and folklore of the Hui,A muslim Chinese peopl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4,pp.237-249.

[18]张星烺《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三册，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104-110页。

[19]刘迎胜《回族语言800年发展史简要回顾》（A Brief review of the 800 Years’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ui Languages），载《中国文化研究》（The Reseach Chinese Culture），2003（冬季卷），第145页。

[20]姚继德《云南回族穆斯林与波斯文化》，载《第一届纪念赛义德·阿加尔·沙姆斯丁·欧麦尔·布哈拉裔（即元代云南著名回族政治家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译者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伊朗驻中国（使馆。——译者补充）文化处，德黑兰：伊朗文化对外联络组织出版，2014年，第392页。

[21]林松《赛义德·阿加尔·沙姆斯丁·欧麦尔·布哈拉裔开发云南的杰出贡献与波斯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同上，第382页。

[22]“进贡”这一术语在中国史籍和文化中是指其他国家的使节向中国皇帝“赠送礼物”。这一术语在历史文献中运用非常广泛。还必须补充说，其意思并不取决于当时其他国家与中国的政治关系。

[23]马超群、姚继德《波斯文化与云南穆斯林》，载《赛义德·阿加尔·沙姆斯丁·欧麦尔·布哈拉裔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伊朗驻中国（使馆。——译者补充）文化处，德黑兰：伊朗文化对外联络组织出版，2014年，第395页。

[24]Minorski, Velademir, Sharaf al-Zaman Tahir Marvazon China, The Turk and India, London,1942,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pp.5-7.

[25]萨迪德丁·穆罕默德·欧菲《故事大全和逸闻趣事》，德黑兰大学抄本，编号：7b Hoghugh，第478—479页。同样，伊斯兰议会图书馆抄本，编号：F7510，第525页。

[26]沙姆士丁·穆罕默德·大马士革裔《时代精华与海陆珍奇》，德国法兰克福：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历史协会1994年，第168—169页。

[27]《唐大和上东征传》，真人元开著，汪向荣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

[28]李昉《太平广记》卷二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29]加乌夫·维德《李姓和蒲姓在东亚：公元10-12世纪中东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载《海上丝绸之路展望》，第219—229页。

[30]荣新江《一个入仕唐朝的波斯景教家族》，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第二辑），叶奕良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90页。

[31]《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国际学术研讨会，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3—64页。China and the Maritime Silk Road, Unesco Guangzhou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he Marritime Silk Road,Fujian People Publishing House. China,1994.pp.63-64.

[32]Silsilat al-Tawārikh , Edited by L’Inde et à la Chine,Paris( Reprinted by Fuat Sezgin), 1994, Frankeurt am Main,p.63.

[33]塔巴里《诸民族与诸国家历史》，穆罕默德·阿布法兹尔·易卜拉欣校注，贝鲁特：塔拉斯书局1968年，第7卷，第614页。

[34]亚古比《亚古比历史》，贝鲁特：萨德尔书局。第一卷第182页，第二卷第143页。

[35]Pellat,Ch, Basra, In Encyclaopedia of Islam, 2th Edition,Leiden,1960,p.1085.同时请参阅《塔巴里历史》，穆罕默德·楼珊校注，德黑兰：索鲁什出版社，1373（1994）年，第四卷第690页。

[36]萨勒赫·艾哈迈德阿里《巴士拉在希吉拉历1世纪时期的社会经济状况》，巴格达：马阿勒夫出版社，1953年，第40—42页。

[37]亚古比《国家志》（

[38]《世界境域志》（

[39]莫伽达斯裔《国家与地区珍奇》（

[40]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60页。

[41]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61页。

[42]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146页。

[43]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151页。(www.xing528.com)

[44]请参阅甘芝、乌苏吉、萨法内贾德和其他人的《历史地图中的波斯湾情形》，伊朗学基金会出版，德黑兰，第66、72、76、78、80页。

[45]伊斯塔赫尔裔，第31—33页。

[46]伊本·拉斯特《奇异珍宝》，侯赛因·伽勒长鲁博士译，德黑兰：埃米尔·卡比尔出版社，1365（1986）年，第215—217页。

[47]《诸民族与诸国家历史》，第七卷，第618页。

[48]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61页。

[49]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61—70页。

[50]《中国和印度逸闻》，第56—58页。

[51]伊本·法基赫·哈马丹裔《国家志》，贝鲁特：图书世界，1416（1995）年，第70—73页。

[52]阿里·本·侯赛因·马斯乌迪《黄金草原与奇珍异宝》，达伽尔校注，库姆：赫吉拉赫书局，1409（1988）年，第170—173页。

[53]纳胡达·波佐尔格·沙赫里亚尔·拉姆霍尔木兹裔《印度珍奇》，穆罕默德·马勒克扎德译，德黑兰：文化基金出版社，1348（1969）年，第68—72页。

[54]阿巴·奥斯曼·欧麦鲁·本·巴赫尔·贾赫兹《贸易考察》，欧贝德瓦哈布·突尼斯依校注，埃及开罗，1935年，第26页。

[55]《中国和印度逸闻》，第70页。

[56]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第70页。

[57]伊本·法基赫·哈马丹裔，第70页。

[58]《世界境域志》，第60页。

[59]见菲尔多西《列王纪》众多相关诗句。

[60]莫伽达斯裔，第92页。

[61]莫伽达斯裔，第96页。

[62]莫伽达斯裔，第18页。

[63]伊本·莫加维尔《观察者史》（），阿斯嘎尔·鲁夫伽林校注，里单出版社，第25页。

[64]详情请参阅《历史地图中的波斯湾情形》，以及乌苏吉、穆罕默德巴格尔的《波斯湾历史地图》，载《外国关系史》杂志，1381（2002）年冬，编号13，第5—30页。

[65]朱拉吉·侯朗尼《阿拉伯人在印度洋的航海业》，穆罕默德·莫伽达姆博士译，德黑兰：伊本森纳出版社，1338（1959）年，第109页。

[66]哈桑·哈迪《伊朗人驾船经历》（），德黑兰，第193—194页。

[67]Ferrand,Gabriel,L’Element persan dans Les Textes Nautiques Arabs,Journal Asiatic,1924,pp.193-257.

[68]Paul Musau and Kitulla Kingei, The Shirazi Influence on Swahili Language,Pamela M.Y. Ngugi and Miriam K.Osore, the Contribution of Persian Language to Kiswahili phonology and Lexicon.

[69]L.Hambis,op,cit,p.1024.

[70]欲更多了解蚌尼·萨法格地理状况，请参阅穆罕默德·巴格尔·乌苏吉《波斯湾与周边国家历史》，同前，第99—105页。

[71]伊本·卡旺岛，即今天的格什姆岛。

[72]《中国和印度逸闻》译文在这部分沿用的是侯赛因·伽勒长鲁博士的翻译。阿布兹德·苏莱曼·施拉夫裔《历史传系》，侯赛因·伽勒长鲁博士译，德黑兰：阿萨提尔出版社，1381年。

[73]《历史传系》，同前，第6页。

[74]《历史传系》，同前，第66—67页。

[75]伊本·胡尔达德贝赫，同前，第66—67页。

[76]马斯乌迪《黄金草原和奇珍异宝》，同前，第一卷第156页。

[77]同上。

[78]同上。第一卷第160页。

[79]波佐尔格·本·沙赫里亚尔·拉梅赫尔马兹船长，同前，第73页。

[80]同上。第116页。

[81]《中国和印度逸闻》，同前。

[82]John Chafee,Diasporic Identities i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Maritime Muslim Communities of Song-Yuan China, in “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49,No.4, Maritime Diasporas in the Indian Ocean and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960-1775) (2006),pp.395-420.

[83]Joseph Needham,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in China,Vol.V, Chemistry and Chemical Technology,p.421.

[84]安吉拉·斯卡坦哈梅，同前，第147页。

[85]斯卡坦哈梅，同前，第150—151页。

[86]陈达生《扬州伊斯兰教碑文新证》，《海交史研究》，1983（5）。

[87]Flicker, Michael, A 9th 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in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No.29.2.2000.（编译自这篇文章多处地方。）

[88]Flicker, Michael, A 9th 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n Waters, in “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Nautical Archaeology”, No.29.2.2000.p.200.（摘录自该文。）

[89]Adam Fong, Ending An Era: The Huang Chao Rebellion of the Late Tang ( 874-884), in International Graduate Student Conference Series, No.26,2006.

[90]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pp.739-740.

[91]胡姆丹，是中国古都汉语名字“长安”的误拼写，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其今天的名字是“西安”。

[92]《中国和印度逸闻》，同前，第90—92页。

[9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3.pp.739-750.

[94]马斯乌迪，同前，第157—158页。

[95]同前，第158—1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