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航海家的中国港口遗迹-广州、泉州、杭州

波斯湾海洋贸易在伊斯兰时期迅速增长，非常繁荣。与中国的远洋贸易在伊斯兰最初的几个世纪，波斯湾诸港口包括施拉夫、苏哈尔（，阿曼重要港口。——译者注）、巴士拉，作为中国舰船的最重要站点而著称。伊斯兰时期，波斯湾与中国在海洋贸易的范畴内发生的这个重要变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以致德国杰出的中国学学者安吉罗·斯卡坦哈美尔对之在海洋历史中的地位这样写道：“如果我们说，穆斯林商人在中国开启了海洋贸易时代，我们并没有夸张……”^[1]这位学者提及的与中国的海洋贸易时代的开始，实际上是伊朗与中国远洋密切关系在伊斯兰时期的持续。波斯湾航海家们在这种密切关系中占据更多的份额。当然，必须要提醒的是，在这里以波斯湾的名义来探讨的内容，实际上包含了伊斯兰地理文献中的历史范畴，涵盖了今天的波斯湾、阿曼海、阿曼海岸，同样还包括也门、印度洋诸港口的一部分。^[2]诸如施拉夫、巴士拉、苏哈尔、亚丁之类的重要港口，都是与中国海洋密切交往的重要港口，在本研究中将纳入讨论的范围。然而，在详细的讨论之前，需要提及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与中国海洋贸易发展趋势的几个要点，以之作为开场白。

首先，关于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波斯湾诸港口皈依伊斯兰的趋势，以及他们发展经济的方式，我们拥有的历史信息非常少，无法描述发生在这些港口经济领域变化的详细情况，尤其是无法描述波斯湾商人和航海家们对伊斯兰征服时期文化发展发生改变的反应。这样的一种状况，尤其是在希吉拉历第一个世纪（公元7世纪。——译者注），或者，换句话说，在倭马亚家族征服时期，比之前更为显著。倭马亚家族时期发生的变化，其特征比其他时期更为明显。从另一方面来说，整个阿拔斯家族统治时期不是只具有单一的发展趋势。因此，在本研究中，波斯湾在远洋贸易关系中的主要变化，从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到希吉拉历7世纪（公元14世纪。——译者注），可以划分为三个显著的阶段。这种划分的依据是建立在各种各样的事件之上，在整个这六个世纪中，从性质和实质的角度来看，彼此有很大区别。然而，强调伊朗与中国的远洋贸易，可以看到三个阶段多多少少的相似性。

第一个时期：与倭马亚家族的统治同时代，直到希吉拉历133年（公元750年。是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覆灭，阿拔斯王朝建立。——译者注），怛罗斯战役^[3]之年（怛罗斯战役发生在公元751年7-8月间；然而，按照希吉拉历计算则是133年12月。——译者注），中国军队在阿布·穆斯林·呼罗珊裔（伊朗人多以籍贯为姓氏，即在籍贯地名后加后缀“ī”。由于本书内容涉及族裔关系，翻译时将后缀“ī”统一译为“裔”，以使人物的籍贯和族裔清晰。——译者注）的军队面前大败。这是一个持续征服的时期，陆上丝绸之路不安全因素在扩展。倭马亚王朝的注意力在地中海沿岸和大马士革周边区域，而反倭马亚家族的人士的聚集地是在波斯湾沿岸。这是一个从波斯湾向印度斯坦和中国迁徙的新时代，伊朗人与东亚地区海洋贸易的持续发展是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第二个时期：从希吉拉历133年，即怛罗斯战役之年，到希吉拉历4世纪初叶（公元11世纪中期。——译者注）。事实上，这是阿拔斯家族称霸的时期，是伊斯兰世界经济繁荣发达的时期。随着迁都到巴格达——实际上这是一座波斯湾海岸范畴的城市，我们在这个时期将会看到施拉夫、苏哈尔、亚丁诸港口的兴旺繁荣，看到穆斯林政权势力在伊朗及其周边地区确立，看到波斯语成为印度洋、东非、中国东海范围内的海洋贸易团体中的媒介语言，看到波斯湾与中国远洋贸易的繁荣兴旺。

第三个时期：这个时期从希吉拉历4世纪开始，伴随着伊斯兰世界分裂成几大块：法蒂玛王朝在埃及建立，伊朗人的萨曼王朝、加兹尼王朝、布益王朝在哈里发的东部世界建立。这个时期还伴随着蒙古人的崛起，伴随着伊朗人从两条线路即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丝绸之路向东方大移民，波斯湾与中国之间的海洋贸易稳固发展；这个时期，是伊朗移民在东方各港口驻扎的时代，是波斯湾航海家们远洋贸易的高峰时代。因此，本研究应该展望在伊斯兰最初的几个世纪（希吉拉历1世纪至6世纪）里，在波斯湾的政治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的变化中，这三个区别明显的时期。换言之，在本研究中，是通过关注陆上丝绸之路之不安全因素对波斯湾远洋贸易的影响来展开相关研讨。

从希吉拉历1世纪到10世纪的伊斯兰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时代：第一个时代为伊斯兰最初的几个世纪到希吉拉历6世纪末，包含了蒙古政权在中国和伊朗的建立。据此，本研究又将第一个时代划分为三个阶段：(www.xing528.com)

倭马亚王朝到怛罗斯战役。

阿拔斯王朝初期。

伊朗地方王朝统治时期。

在这一部分，将通过关注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变化，通过研究历史的、考古的资料和证据来对这三个阶段进行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