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航海家在中国港口的遗迹

费里德里克·赫尔斯和拉克希尔，是欧洲两位杰出的中国学学者。他们在为公元12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家赵汝适（Chau ju-kua）的著作撰写的分析性前言中，关于中国远洋贸易，如此写道：“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7世纪末，在中国历朝史籍中有很多证据讲述到，中国人把在印度、中国（原文如此，可能作者想写的是东南亚。——译者注）、锡兰^[53]、印度斯坦、阿拉伯斯坦和非洲东部生产的所有货物，都认作‘伊朗（波斯）货’。这个国家拥有很多的海洋贸易商人，把这些商品出口到中国。”^[54]这里出现一个问题：公元4世纪至7世纪的伊朗远洋贸易，与萨珊王朝的统治同时代，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基于怎样的变化，能够在与中国的海洋贸易中获得如此重要的地位，以致“伊朗”之名作为海洋货物的标志，在这若干个世纪中被提及。在这部分，将探讨其中的原因和历史的、考古的证据，同时还将探讨在与萨珊王朝同时代的第二阶段伊朗人远洋贸易繁荣的最重要原因。

我们将首先探讨中国的普遍政治局势，及其北部丝绸之路的态势；整个公元3世纪到公元7世纪，伊朗与东部关联地区的政治情形；然后，对这种变化在波斯湾海洋贸易中引发的反应进行评价。

在公元4世纪初期（原文如此。作者把萨珊王朝的崛起与中国汉朝的覆灭都写成公元4世纪初期。下文亦如此。——译者注），萨珊王朝在两河流域、中央高原、伊朗以东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统治。然而，在该国周边邻国，在中国，政治局势并不稳固。从公元4世纪初期开始，居住在中国北方的部落看到中原政权孱弱，就进攻中国北方某些地区，这是一个漫长的冲突与不安全时期，中国在北方地区的政治势力崩溃从公元304至439年，持续了两个世纪。^[55]整个这段时间，中国北方干旱荒漠地区，见证了非汉族部落的出现。战争与冲突导致农民以雇佣军的名义效力，城市逐渐荒芜。民族之间的冲突使该地区陷入漫长的战争和大量荒芜。^[56]

这时期，侵扰中国的重要北方部落中有一支名叫“匈奴”（原文如此。这个时期侵扰中原的主要是鲜卑。——译者注）。这个部落居住在漠北（今天的蒙古斯坦）^[57]，从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48年在该地区建立起统一政权。之后，他们又分为两部，北部（48—93）居住在漠北，南部（48—216）居住在内蒙古斯坦，臣属于汉朝（前206—公元220）。在汉朝覆灭之后，在公元4世纪初，他们受益于权力真空而出现，不断侵袭中国北方地区，占领都城，并在那里建立政权。这支部落驻扎在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站点，给伊朗与中国之间的关系史带来了新的政治因素。

匈奴部落驻扎在中国北方和陆上丝绸之路态势图

在公元4世纪和5世纪，各种各样的部落驻扎在中原和中国北方地区，在中国史中以“五胡十六国”（304—439）之名著称。中国北方各种叛乱与不安全因素的扩展，导致很多汉族地主和显贵从北方迁居到中国东部和南部。他们迁居的结果，使该地区出现了适宜发展经济的形势。^[58]这些部落占据了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一些城市，结果是使伊朗与中国之间陆上直接联系的可能性降到了最低程度。“公元4、5、6世纪，中国人在北方地区的极大窘境，导致他们把自己与西方进行贸易的主要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东部和南部。”^[59]关于中国北方产生的不安全因素对其海洋经济的影响，王赓武在一篇名叫《南海贸易》的文章中写道：

“公元4世纪初期，中国在南方地区建立政权，一下子丧失了自己与西方的陆上联系线路。这种状况持续到公元589年。中国南方政权不得不将自己的全部能力用于再次获得海上权力，通过海上线路建立贸易关系，以获得西方的物品。”^[60]

不安全因素和内战在经历了“十六国”时期之后依然持续，从公元420至589年，中国事实上分作南北两部分。中国史把这段历史时期叫作“南北朝”。在整个这段时期，内战更加剧烈，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不安全因素的扩展和没完没了的战争的重要后果，最终使汉族（中国绝大多数居民的民族称谓）大迁徙至长江以南地区。实际上，中国人文和经济能量中的一大部分迁移到了长江以南地区，这为发展中国与印度斯坦和伊朗诸国的海洋密切关系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当然，必须补充的是，这种情形并不意味着陆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完全断绝，而应当说，中国北方部落驻扎在陆上的贸易重要站点，导致这条线路上贸易危险因素增加，渐渐地，商人们的目光被吸引到替代线路，包括海洋线路。在萨珊王朝时期，整个公元3世纪到5世纪末，伊朗与中国陆上贸易衰落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在中国北方丝绸之路上最重要的站点吐鲁番发现的最早萨珊硬币，是属于萨珊王朝卑路斯二世的，公元458年至484年之间。在中国北方没有发现比这更早的萨珊硬币。^[61]

长江在中国中原地区和东部地区的状况地图

然而，伊朗东北部地区的情形，尽管随着萨珊王朝的建立，以及他们势力在沙普尔一世（241—272年在位）期间向东部地区发展，重新夺回一些诸如巴尔赫、赫拉特之类的重要地区，到印度斯坦的陆上线路在一定程度上变得平静。^[62]然而，在公元4世纪后半叶，随着以“哈夫塔里（）”或“西亚塔勒（）”（吐火罗人中的一支。——译者注）而著称的北方民族的入侵，伊朗东北部和东部地区再次陷入不安全和骚乱中。公元356年，从萨珊沙普尔二世时期开始，萨珊国王们与“西亚塔勒”在伊朗东部地区时不时发生冲突与战争^[63]；在那之后，随着另一些部落包括嚈噠人或白匈奴向伊朗东部迁徙，冲突与战争一直持续。在巴赫拉姆·古尔（420—438）、亚兹德·格尔德二世（438—457）、卑路斯（457—484）、哥巴德（488—496）时期，萨珊王朝与“哈夫塔里”和他们的部落联盟之间，持续经历了大约七十多年的消磨战争，伊朗东北部和东部的一些地区落入他们的掌控之中。陆上线路是伊朗与中国交换货物的一条重要线路，由此可见伊朗丧失了掌控该线路的可能性。东部问题，随着霍斯陆·阿努希尔旺（531—579）登基，与突厥诸部落首领结成联盟，以伊朗和突厥联军共同打击“哈夫塔里”诸部落，在公元558至公元561年之间，彻底打败了他们。因此，伊朗一下子又能够掌控这条生命线了。正如我们所看见的，伊朗东北部地区的政治局势，从公元4世纪前半叶“西亚塔勒”部落驻扎开始，到公元6世纪后半叶，有两个世纪的时间处在不稳定中，这条线路上的贸易站点，由于不安全因素和缺乏伊朗中央政权的掌控，不适宜建立伊朗与中国之间的陆上贸易。依然应该强调的是，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所有关系完全断绝，而是这样的情形对陆上贸易交流空间及其历史性的稳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

伊朗与中国双方在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巴扎，其政治条件和安全条件皆不顺畅，这为发展两国之间的海上贸易创造了适宜的背景。在这部分，为了尽可能多地了解有关伊朗与中国之间远洋贸易中历史的和考古的证据，首先将讨论下文提及的中国典籍中海洋交往得到发展的证据，然后将讨论萨珊王朝从霍斯陆一世（531—579）到亚兹德·格尔德三世（632—652）统治时期的海洋贸易情形，及其对发展繁荣海洋路线的影响。

一部古老的中国典籍记载了从中国到印度洋、波斯湾方向的航行受益于季风，以及航海家们对该知识的掌握。一位名叫康泰（三国时期，东吴孙权派遣朱应、康泰出使南海诸国。康泰著《吴时外国传》。——译者注）的中国历史学家和旅行家，在公元3世纪后半叶，驾驶中国船只旅行到印度斯坦海岸。他在自己的著作中写道：“从中国南部的乔那条（，音译。未能查到康泰《吴时外国传》的原文。——译者注）地区可以乘上名叫‘蒲’（，音译。——译者注）的七帆大船，经一个月零几天的海上旅行之后，可以到达大食^[64]海岸，其北方是大海。”^[65]有必要提醒，“大食”一词在汉语中指阿拉伯。该史料提及的大海，是坐落在阿拉伯半岛北部的波斯湾。

我们还有另一篇出自法显的记载，这是出自一位中国佛教朝觐者的最早游记。他在公元399至413年之间，从中国古都长安开始旅行，经过丝绸之路，直到佛教大地的心脏地带恒河平原；然后，又去往锡兰，从那里乘船，经过现今的印度尼西亚海岸，再返回中国。^[66]在他返回中国的旅行途中，他乘上一艘专门用于远洋航行的大船，该大船能够容纳二百多人。在他的游记中详细描述了这种大船及其对抗飓风的方法，以及装载在危险状况下使用的救生小船的方式。^[67]他的旅行说明，在公元4世纪，在印度洋和中国南海之间大船的往来十分兴盛。并且，在斯里兰卡的考古发掘也有力支持了公元4世纪波斯湾诸港口与斯里兰卡之间海洋贸易兴旺的推测。^[68]很有可能，这些船只在公元4世纪经历了从波斯湾到中国东海的旅行。一部可靠的历史文献，记载了在公元4世纪从中国进口货物到两河流域地区的有关信息。公元4世纪的罗马著名历史学家阿米亚鲁斯·马尔丝里努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关于两河流域一个名叫“巴特那”（，音译。——译者注）的城市如此写道：

“巴特那城由马其顿统治者安托缪西亚建立。这座城市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空间距离很小。在早期，皇帝还在这座城市举行集会活动。这座城市的巴扎堆满了各种各样的货物。很多人参与这样的集会活动，以便能够购买从中国、印度斯坦和其他地方经过陆路和海路运到这座城市的各种货物。”^[69]

这其中，两位中国著名历史学家的材料具有重要的意义，它们涉及整个公元4世纪至6世纪中国从伊朗进口货物的信息，揭示出从公元4世纪至6世纪，波斯湾的航海家们很有可能掌控着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海洋贸易。中国当代学者徐彦在一篇题为《中国与波斯医文化交流研究》的文章中，关于经由海洋贸易进口草本植物茉莉花到中国，如此写道：“西晋王朝（265—317。作者此处误写为“公元前”。——译者注）医学家和植物学家嵇含（263—306）在自己的著作中，关于茉莉花如此写道：‘茉莉花经由外国人从南海传入，香味宜人，遍种之。’汉代思想家陆贾（前240—前170）在自己的著作《南越行记》^[70]中对之如此写道：‘谷类不乏滋味，各种鲜花芬芳。这种花具有好闻的气味，从外国贩运到中国，不受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的影响，与橘子不同。橘子树在中国南方结出甜美的果实，但在中国北方却只能结出酸果。那个地方的妇女用丝线把花朵穿成串，作为装饰品使用。’”^[71]（徐彦《中国与波斯医文化交流研究》相关段落原文：野悉蜜，晋朝嵇含在《南方草木状》中曾记到：“耶悉茗花，末利花，皆胡人自西国移植于南海，南人怜其芳香，竞植之。陆贾南越行记曰：‘南越之境，五榖无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植，不随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译者注）

然而，最早的汉语文献之一《魏书》，即“魏朝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从伊朗进口的货物的信息。该书为北齐（550—577）历史学家魏收所作，其内容是有关北魏（386—534）王朝的历史。在该书第一百零二卷，关于伊朗如此记载：

“波斯国，其都在宿利（塞琉古），位于忸密（布哈拉）以西，即古时条枝。其国与我国都城之间的距离是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72]。其国居住有十余万住户。有一条大河流向南方，穿过其都城。其国土地平坦。其国物产包括：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Tridacna，一种大型贝壳软体动物）、马脑，多大珍珠，颇梨，璢璃、琉璃、水精、瑟瑟（一种也门玛瑙）、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綾、锦、叠、毼、氍毹、毾㲪、赤麞皮、熏陆、郁金、苏荷、青木、胡椒、毕拨（peper）、石蜜（砂糖）、千年枣（椰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等。农作物、飞禽、动物与中国区别不大，在中国可以找到的物产，在该国也可以看到。但是，没有稻谷和黍稷。马匹好，骆驼壮。很多骆驼每天可以行走七百公里的距离。居民殷实，驯养数千头动物。尤其是，在这个国家还有大象和狮子，还有大鸟卵。在那里还有一种鸟，吃肉和草，甚至可以吞噬火焰，鸟的躯体像骆驼，有翼，可以飞翔，当然不是很高。”^[73]（魏收《魏书》原文：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璢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毾㲪、赤獐皮、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啖火。——译者注）

另一部涵盖公元581至618年之间的事件的典籍是《隋书》，即“隋朝历史”。这部著作是唐朝（618—907）历史学家魏徵（580—643）所撰，其内容是关于隋朝（581—618）的统治。该书第八十三卷提及从伊朗进口的货物的名单，记载如下：

“波斯国的都城在苏蔺（塞琉古、泰西封），坐落在底格里斯河以西。该国物产如下：良马、壮驴、狮子、白象、大鸟卵、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也门的一种玛瑙）、呼洛、羯、吕腾、金刚、火齐、金、银、鍮石、镔铁、锡、锦叠、细布、护那、越诺布、氍毹、毾㲪、檀、金缕织成、赤麖皮、硃砂、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青木、胡椒、毕拨（peper）、石蜜（砂糖）、半密（琥珀）、千年枣（椰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74]

（魏徵《隋书》原文：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国无死刑，或断手刖足，没家财，或剃去其须，或系排于项，以为标异。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师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璎珞于其上。土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大鸟卵，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呼洛羯，吕腾，火齐，金刚，金，银，鍮石，铜，镔铁，锡，锦叠，细布，氍毹，毾㲪，护那，越诺布，檀，金缕织成，赤麖皮，朱沙，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毕拨，石蜜，半密，千年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译者注）

正如之前本书所言，在此两部资料中，提及如此多的以“伊朗货”命名的货物，而同时出产这些物产的地理范围是一个广阔的区域，包括印度、东非、阿拉伯半岛。在此提出一个问题，即为什么这些物品以“伊朗货”之名被提及？而事实上这些物品中很多是其他地区的物产。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说，这两部文献的中国作者生活在公元6世纪，根据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可靠证据，正是在这个世纪，伊朗人掌控了印度洋至中国、红海、地中海的海上贸易。因此，这些地区物产的运输是在伊朗航海家和商人的掌控中，包括采用伊朗船只，或者是通过伊朗商人出口到中国，因此这些物品以“伊朗货”著名。为了让这种说法更加清楚明了，这里最好把从霍斯陆一世时期到萨珊王朝末期，波斯湾海洋贸易增长的趋势，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纳入讨论。

公元379年，强悍的萨珊国王沙普尔二世去世，萨珊政权的不稳定与不安宁随之开始。阿尔戴希尔二世（379—383），其儿子沙普尔三世（383—388），以及巴赫拉姆四世（388—399），三代国王的统治都是令人忧心忡忡的。其标志是，从沙普尔二世时期及之后，贵族集团和宗教集团势力就开始增加。在巴赫拉姆四世时期，亚美尼亚被伊朗和东罗马瓜分。亚美尼亚西部成为东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其东部多多少少处在伊朗的统治之下。在亚兹德·格尔德一世（399—420）时期，由于采取特殊宗教政策，基督教得到正式承认。公元410年，聂斯脱利派第一届主教议会组阁；公元420年，当亚兹德·格尔德去世的时候，他的长子沙普尔被贵族们谋杀，他们把霍斯陆推上王位。在亚兹德·格尔德之后，巴赫拉姆五世（421—438。——译者注），被阿拉伯国王诺阿芒·本·蒙泽尔培养长大，在该部落帮助下，返回伊朗。公元420年，他迫使霍斯陆退位。沙普尔二世继承者们的四十年统治，到巴赫拉姆·古尔（公元309【？原文有误。巴赫拉姆·古尔即巴赫拉姆五世。——译者注】—438年）这段时期，萨珊王朝关注的是伊朗的西北部地区，而对他们的南部省份关注较少。

从这个历史时期之后，见不到萨珊王朝关于法尔斯省的清晰资料。这种条件对于波斯湾的诸城市港口来说，并不令人乐观。在一定程度上，使它们陷入一种经济停滞状态。巴赫拉姆五世（421—438）采取的措施，旨在为伊朗确立和恢复之前的安全，但并未起到实际效果。尽管他到印度旅行，还娶了一位印度公主，此举可以算作是出于这位国王对重振两国之间海上和陆上贸易的关注。^[75]在他之后，亚兹德·格尔德二世（438—457）登基，伊朗在他的后继者们的时代，即霍尔木兹三世（457—459）、卑路斯一世（459—484）经历了最低谷，在一个短时期内，伊朗国王竟然成为“西亚塔勒”部落的进贡者。巴拉什的短暂统治（484—488），因教士集团的介入而结束。哥巴德（488—531）被选为帝国的继承人。在他统治期间，同时发生了内战和马兹达克起义——这是民众不满情绪达至高潮的反映。总而言之，公元5世纪的萨珊国王们可以算作这个朝代最无能的一些国王。贵族和琐罗亚斯德教教士集团，可谓伊朗政治的主要导演。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国家形势也不是太好，其原因在于出现旱灾、饥荒，以及东部和西部连年不断的征战。经济上的无序状况，显示出税收和经贸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哥巴德的改革，在他之后是霍斯陆一世即阿努希尔旺，在公元6世纪初叶彻底扭转了这种状况。

哥巴德和霍斯陆·阿努希尔旺的具有改革性质的措施，对于重新振兴贸易和经济提供了助益的条件。阿努希尔旺通过在帝国的四角建造防御带和堡垒而使国内安全得到保障。这些防御性的城墙一直延伸到东北部古尔冈平原、高加索山口、国家的西部和西南部，名叫作“瓦尔·大食康”（意即“阿拉伯城墙”）^[76]。在伊朗帝国重获安全的荫庇之下，在北部直到黑海的拉兹康，在南部直到也门和印度斯坦的另一边海岸和锡兰，商人们能够放心地从事贸易活动。因此，伊朗人相对于罗马人来说，一下子占据了优势。波斯湾及其诸港口和岛屿的所占份额在这种优势中十分明显。塞兰·特嫩特对此说道：“在公元6世纪初期，伊朗人在霍斯陆·阿努希尔旺的指挥下，获得了在东部的优势，他们的船只不间断地来往于印度斯坦诸港口。他们的军舰能够派海军袭击锡兰，以保障居住在那片国土上的本国商人们的安全。”^[77]

阿努希尔旺为获得这样的形势，不得不采取一些地区性的、跨地区的特殊政策。这些政策中最复杂的是与拜占庭的关系，以及他们向红海和印度洋区域的发展需求。

具体阐述如下：伊朗在两河流域政权的建立，以及在霍斯陆·阿努希尔旺时期对亚美尼亚的统治，导致了东罗马帝国统治者的强烈不满。东西方之间最重要的出口商品是丝绸，通过两条线路，一条是陆上“丝绸之路”，一条是“波斯湾—红海”海上线路，出口到东罗马。在这个时期，锡兰是中国与中东地区海洋货物的集散仓库。伊朗航海家们在这个时期垄断了印度洋向东方的海上贸易。在公元6世纪初叶，伊朗商人在锡兰以“中国货获得者”著称。锡兰的贸易处于伊朗人和阿比西尼亚人（今埃塞俄比亚人。——译者注）的垄断中。^[78]麦克·爱德华·路易斯在自己题为《唐帝国》的著作中，关于唐朝时期伊朗人在与中国的海洋贸易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之意义写道：

“公元225年，随着萨珊王朝的建立，伊朗商人开始掌控海上贸易。其结果是，伊朗人成为地中海到中国南海之间的中间商或‘撬动杠杆’。在唐代，伊朗人的富有享有盛名，在中国很多故事和谚语中，把贫穷的中国人与伊朗人相对照。”^[79]

因此，罗马人通过海路运到西方的丝绸被剥夺了大部分的份额。伊朗人把这珍贵的货物，通过锡兰运到波斯湾，又从波斯湾通过两河流域，出口到东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皇帝，尤其是查士丁（518—528）和查士丁尼（527—565）努力扩张，试图直接掌握东方货物，尤其是中国货。从这个时期之后，他们为了获得阿比西尼亚人——他们掌控着红海船只的来往——的支持，采取了一系列的扩张计划。东罗马皇帝们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与阿比西尼亚商人之间的友好关系，通过他们购买丝绸，通过红海运输到东罗马，由此在这充满利润的贸易中斩断伊朗之手。从此之后，掌控红海在也门、阿比西尼亚、阿拉伯斯坦地区的延伸海岸线，是伊朗和东罗马外交政策的主要问题。两个帝国之间对掌控红海延伸海岸而展开了持续不断的公开的和暗中的较量。从公元6世纪后半叶，到公元7世纪前半叶，这种较量多多少少一直在持续。在这个时期，东罗马帝国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关注红海地区。这一点可以从各种正式来往关系中，包括东罗马派遣到阿拉伯斯坦南部和阿比西尼亚的使团中获得证实。普罗科匹尤斯关于查士丁尼派遣大使到阿比西尼亚如此写道：

“在哈尔斯提尤斯担任阿比西尼亚统治者时期，阿兹米夫尤斯统治胡米里扬人。查士丁尼向他们派遣了一位名叫裘里亚努斯的大使，给他们传达信息说，由于他们两国的人民具有同一种宗教信仰，因此正确的决定是他们应当同罗马人联合起来，共同抗击伊朗人。同时，大使向阿比西尼亚人指出，如果他们从印度斯坦购买丝绸转卖给罗马人，不仅他们自己可以获得丰厚的利润，而且还可以阻止罗马人的钱落入他们的敌人即伊朗人的腰包。”^[80]

因此，东罗马皇帝鼓励阿比西尼亚国王在公元524年入侵也门^[81]，阿比西尼亚的军队驻扎在那里。这个时期也门的基督教统治者塔巴里的名字被记载为耶克塞乌姆·本·乌布拉赫。^[82]在当时，赛义夫·本·兹·亚赞·胡米里宣称统治也门，向伊朗国王请求援助。霍斯陆·阿努希尔旺利用了这一时机，在泰西封（萨珊首都。——译者注）接待了赛义夫·本·兹·亚赞^[83]，在公元570—575之间宣称统治也门，并派遣一支伊朗援军和军舰，从乌布拉赫港口驶向也门诸港口。赛义夫·本·兹·亚赞在伊朗指挥官瓦赫拉兹·迪尔拉米帮助下，打败了阿比西尼亚人，再次确立了自己对也门的统治。不久之后，爆发了反对伊朗人的起义。霍斯陆一世向那里派遣了一支近四千人的联合部队，他们占领了也门，并把萨珊指挥官任命为该地区总督。^[84]当霍斯陆·阿努希尔旺在公元578或579年去世，驻扎在亚丁的萨珊船只把红海门户曼达布海峡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阻断了拜占庭经过红海到东方的线路。因此，这些军事冲突最终是使萨珊受益，不仅伊朗人能够把红海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而且还能够把印度洋和中国海域的海洋贸易全都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公元6世纪，锡兰聂斯脱利派基督教的一位伊朗主教的历史记录可以证明这一点。库斯马思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及的信息可以表明当时波斯湾到印度斯坦和中国的海洋线路掌握在伊朗人手中。在公元6世纪，锡兰岛是伊朗与中国之间货物交换集散仓库的重要基地。关于这座岛屿的贸易，库斯马思写道：

“这座岛屿处在被关注的中心。来自印度、伊朗、阿比西尼亚等各个地区的很多船只驶来这座岛屿，带来自己的货物。他们从最遥远的地方，可能是中国，把丝绸、旌旗、丁香、檀香木带到这里来；把出产大量胡椒的马来（即马六甲）诸港口的大量货物，同样还把印度东部出产铜和各种织物的卡里亚那（）港口的很多货物运到这里来；还从出产麝香的信度（），从伊朗、也门和阿杜拉赫（）港口即亚丁，运送货物到这里来。”^[85]

在锡兰的考古发现，尤其是英国人在1984年对“赞·克拉苏尔（）”的挖掘，发现了一枚萨珊王朝时期的印章，上面有三幅图像，其中两幅图像是巴列维语，第三个图像是一个十字架。考古学家和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是伊朗式的十字架，代表了萨珊末期伊朗聂斯脱利派教徒在印度洋海洋贸易领域所进行的活动。^[86]伊朗在亚丁^[87]和锡兰的移民定居，显示出萨珊王朝控制东方到西方的海洋线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个时期，伊朗人并不局限于驻扎在亚丁、锡兰、印度诸港口，还有历史资料显示，在萨珊王朝时期，在亚洲东南部和马来地区也存在伊朗人的移民地。^[88]这一状况显示出伊朗人在努力掌控印度洋和中国东部海域的充满利润的远洋贸易线路。在这其中，印度斯坦诸港口和锡兰，作为与中国贸易的重要中介，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萨珊王朝末期，萨珊王朝与印度斯坦诸港口，及其与当地国王的亲密海洋关系，显示出印度斯坦诸港口在伊朗远洋贸易中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在印度一首古代诗歌中，描述用印度船只出口马匹到东南亚的马来亚。这是伊朗马匹经由海路出口到印度斯坦的证明。^[89]塔巴里提到了印度斯坦国王与萨珊王朝霍斯陆·帕尔维兹之间交换大使，而诺勒德在一篇文章中认为交换大使这件事是在公元628年普拉克珊二世统治期间。关于伊朗与印度斯坦之间这时期的海路关系，哈迪·哈桑这样写道：

“阿旃陀石窟的一幅石膏表面的绘画，应该是描述使团到来的。作为交换，从萨珊霍斯陆·帕尔维兹派遣到普拉克珊宫廷。并且，在上述画作中，一位黄色的‘拉杰’（印度土邦王称号。——译者注）依靠在一个金丝编织的靠垫上，坐在一张榻上，三四个有胡须的伊朗人在身旁，头上戴着圆锥形的帽子，捧着诸如珍珠串、玻璃酒杯之类的礼物，赠送给拉杰。拉杰王宫外面，可以看到几个伊朗人骑着马走在前面。无疑，上述使团通过海路来到德干高原。伊朗人在海洋上的影响力在萨珊王朝覆灭之后依然持续。”^[90]

这些并非有关萨珊王朝末期波斯湾远洋贸易发展的唯一材料，在广州港和中国其他港口的现存考古证据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在此首次介绍这些材料。

现存关于广州最古老的考古材料之一，是属于公元5世纪的一个银碗。在碗口边缘上，可以看到巴列维语（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的国语。——译者注）书写的字体。该银碗现珍藏在广州博物馆。1984年，考古工作者在中国南部一个名叫“燧溪”的港口附近一条名叫“西溪”的河流里发现了这个银碗，银碗高8厘米，上口直径18厘米，下口直径8厘米，边缘上有巴列维语字体。根据中国考古学家的研究，该器皿属于中国南朝时期，公元420至590年统治中国南方地区的朝代。^[91]这个器皿是在中国南部港口发现的、现存最古老的萨珊王朝器物，很可能在公元5世纪末期，随着波斯湾与中国远洋贸易的兴盛而传入该地区。

有关萨珊末期伊朗与中国远洋贸易繁荣的其他历史证据，还有很多的萨珊银币。这些银币在中国的不同地区，尤其是在南部和东部港口被发现。中国考古学家夏鼐在一篇题为《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中对这些银币被发现的地点及其所属时代做了详细的列表。关于这些银币的发现地点，他如此写道：“萨珊银币的发现地点包括北方省份新疆的库车和乌恰，还有西宁、陕西的西安和耀县……南方省份广东的英德和曲江，这些银币大多数是在丝绸之路邻近地区，或者是在中国南部和东部港口发现的。”^[92]（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载《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3页原文：我们可以看出, 在中国境内这些萨珊银币大部分出土于“丝绸之路”沿线。第5世纪末至第8世纪时候，“丝绸之路”的东端终点，应该是河南洛阳, 因为当时洛阳是中国的首都或陪都。各地出土数量是新疆乌恰947枚，新疆吐鲁番63枚， 新疆库1枚，青海西宁76枚，陕西西安包括长安12枚，陕西耀县3枚，河南陕县2枚，河南洛阳16枚，山西太原1枚，河北定41县枚。此外，还有二处远在广东省的英德和曲江，分别出土3枚和9枚，皆剪半边，可能是沿着广州和波斯湾之间的海上航线而来的。——译者注）

萨珊银碗
（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这些银币中，出土于中国南部的3枚属于萨珊卑路斯国王时期的银币，是在中国南部广东省英德市的南齐古墓里发现的，另外9枚属于公元5世纪的银币是在广东省发现的。

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列表，根据国王名字排列^[93]

通过浏览在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分布表，我们可以获知，大多数银币是属于公元5世纪后半叶以后。这其中，最多的银币是属于霍斯陆二世统治时期，即公元590至628年。这个列表显示，在萨珊王朝政权的后半期，尤其是在其末期，即从哥巴德时期到亚兹德·格尔德三世时期，很可能伊朗与中国之间的贸易体量趋向于扩大。这与本书的设想相吻合，即丝绸之路的安全始终对伊朗与中国之间海洋密切交往的发展产生影响。同时，该列表也显示出，萨珊王朝末期，尤其是在霍斯陆一世时期，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海洋关系有显著的增强。这一点也可以由伊朗与印度之间海洋贸易站点的建立来证明。

去向印度斯坦和中国海洋线路中的一个重要站点，是阿曼诸港。在考古学家对阿拉伯斯坦东部的发掘中，在阿曼和巴林至今发现76枚萨珊银币。其中，42枚是属于萨珊末期的，也就是说，占据这些银币中55%的比例。这显示出，在萨珊末期，在哥巴德统治时期之后，这个地区的海洋交往体量显著增加。^[94]

伊朗与中国之间陆路交往的急剧减少，不仅是因伊朗东部游牧民族的入侵造成这时期陆上线路的不安全，还因为中国政治的不均衡也是一重要因素。中国北魏朝代（386—534），到公元6世纪初期，中国北方建立了统一的政权。尽管陆路存在诸多不安全因素，第一个伊朗使团仍然在公元455年进入中国。中国典籍记载在公元461、466、476、507、517、521、522年，伊朗都曾派遣使团到中国。^[95]公元534年之后，从陆路互派使节减少。由于公元534年之后，北魏政权——曾经掌控了陆上贸易线路上的绝大部分城市——分裂成了两部分^[96]，而萨珊王朝跟西边政权在短期内建立了联系，之后，海上丝绸之路由霍斯陆·阿努希尔旺的一系列政策而获得了相当的繁荣，成为中国与伊朗之间货物交换的主要线路。上述中国发现的萨珊银币列表，事实上，是丝绸之路上、伊朗与中国之间的关联线路上政治事件的反映。因此，在中国南部诸港口发现萨珊银币，这有助于我们了解波斯湾与中国港口在萨珊王朝末期远洋贸易的状况。这其中，在广东省发现的银币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广东是中国最南部省份，其省会广州城在伊斯兰文献中非常著名。1960至1984年在燧溪港发现了20枚萨珊银币，其中依次为：3枚属于沙普尔二世（309—379）时期，5枚属于亚兹德·格尔德二世（437—457）时期，9枚属于萨珊卑路斯国王（459—484）。^[97]另一批在广州港发现的萨珊银币，其中3枚在这里是首次被介绍。这3枚银币都是属于萨珊末期，很可能是在霍斯陆·帕尔维兹和亚兹德·格尔德三世时期铸造的，其中一枚是在伊斯塔赫尔铸造的，另外两枚是在赞兰格（，有两个赞兰格城，一个在阿富汗，一个在伊朗的克尔曼省。此处不知具体指哪一个。——译者注）铸造的。这些银币可能是从伊朗南部地区，通过伊朗航海家被带到了中国南部诸港口。^[98]

萨珊银币
（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现存广州博物馆的伊朗其他的一些物品，还有金器，上面有图案，可以看见鱼的图案。这两类银器和金器，根据中国考古学家们的研究^[99]，是属于伊朗萨珊时代的物品，从海路带到了广州港。^[100]

在施拉夫（，今伊朗波斯湾海岸城市塔赫里。——译者注）港——萨珊时期波斯湾最重要的港口之列——发现中国硬币，也有助于了解该港口在萨珊时期远洋贸易的稳定性。^[101]大批的唐代（618—907）青铜硬币在霍尔木兹古港（今天的米纳布港）被考古挖掘出来。^[102]

萨珊金器
（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萨珊金器
（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萨珊金手镯
（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萨珊银手镯
（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在公元6世纪末，随着隋朝（581—618）的建立，之后是唐朝的建立，伊朗与中国的交往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整个中国在经历了三个世纪的分崩离析之后，重新建立起强大的统一政权。^[103]

隋朝在公元581—618年之间的短暂统治，意味着中国幅员辽阔的疆域的重新统一，尤其是南部地区及其港口再次统一。这个时间正好与霍斯陆·阿努希尔旺统治结束之后的年代相契合，伊朗也重新在地区经济和政治舞台上获得势力，也与霍尔木兹德四世（579—590）、巴赫拉姆·楚宾（590—591）、霍斯陆·帕尔维兹（591—628）的统治同时代。因此，两国之间重建陆上和海上经济关系出现了适宜的背景。

关于这个时期伊朗与中国密切交往的最早信息是出自《隋书》。《隋书》是唐朝（618—907）时期历史学家魏徵（580—643）写的传记历史，是隋朝（581—618）皇帝们的统治大事纪。《隋书》第八十三卷如此写道：“波斯国的都城在苏蔺城（泰西封或者是塞琉古），坐落在达曷河（底格里斯河）以西。其王名库萨和（霍斯陆），该国军队有二万士兵，战争的时候使用大象……波斯国土，以及被突厥人控制的地区，过境十分困难。突厥人想把波斯人吸引到自己这边，但是伊朗国王时不时地派遣使团至吾国……炀帝（605—617）派遣自己的指挥官李昱出使波斯。彼国国王也派遣使团携带礼物至中国宫廷。”^[104]（魏徵《隋书》卷八三原文：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蔺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羁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译者注）

根据该文献可以得出如此结论，中国与伊朗之间贸易的陆上线路安全问题，在该时期是处在伊朗东部游牧部落的袭扰之下的。这是两国共同的问题。

随着唐朝的建立，开始了伊朗与中国密切交往的新时代。尽管这个朝代的皇帝们与萨珊王朝的密切交往比较短暂，随着阿拉伯人入侵伊朗、萨珊王朝覆灭而结束，但是，两国之间在整个这时期实施的密切交往的深度和广度，为伊朗与中国贸易往来，尤其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的贸易往来的稳固，创造了适宜的背景。

需要阐述的是，随着唐朝在中国建立，该国获得了稳固的统一局面。根据该国皇帝们的政策措施，与伊朗之间的往来趋向于增长。然而，这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冲突和战争——中国皇帝们和居住在中国北方的突厥部落之间的战争——才获得的。霍华德·魏茨勒在《剑桥中国史》之《唐朝的建立》中，对此写道：

“对于唐朝来说，最严峻的首要威胁，不是来自本土民族，而是来自国外势力，即东突厥人。在这个时期，唐朝皇帝们还未具有强大的军队，派送礼物给突厥君主是解决如何面对他们的各种途径之一。然而，皇帝的政策在面对突厥人不断膨胀的欲望面前并不成功。突厥使者在中国首都长安，对中国皇帝并不十分理会。在这个时期，皇帝不得不为了吸引他的注意，而把此前给予贡赋的西突厥消灭掉。另一方面，东突厥通过联合中国北方的游牧部落成功地侵袭中国北部地区。然而，在公元619年，在他们袭击中国的前夜，汗王去世。由于他只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因此他的兄弟继承了汗位。公元620年，事情没有任何进展。公元622年，突厥可汗率领15万众之军队向北方地区扑来。但是，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下，他们没有获得胜利。公元624年，突厥人对首都长安的进攻非常猛烈，使首都一时进入战争紧急状态。根据中国史料，皇帝甚至决定从长安迁都。”^[105]（《旧唐书》卷一四四《列传·突厥上》有关原文：颉利可汗者，启民可汗第三子也。……高祖入长安，薛举犹据陇右，遣其将宗罗攻陷平凉郡，北与颉利连结。高祖患之，遣光禄卿宇文歆赍金帛以赂颉利。……颉利初嗣立，承父兄之资，兵马强盛。有凭陵中国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不遑外略，每优容之，赐与不可胜计。颉利言辞悖傲，求请无厌。……八年七月，颉利集兵十余万，大掠朔州，又袭将军张瑾于太原。瑾全军并没，脱身奔于李靖。出师拒战，颉利不得进，屯于并州。太宗帅师讨之，次蒲州；颉利引兵而去，太宗旋师。古辏九年七月，颉利自率十余万骑进寇武功，京师戒严。——译者注）

中国北方不容乐观的安全形势，从唐朝建立伊始到中国最强悍的皇帝之一“太宗”登基，一直持续。

因此，中国见证了从隋朝到唐朝因政权更迭而在强者们之间发生的冲突。在权力争夺者们最初军事冲突的年代里，居住在中国北方的突厥部落利用了这一时机。他们努力想要从这种形势中获益。公元623年，唐朝军事首领们开始叛乱，突厥部落可汗利用这一情形开始插手。唐朝皇帝尽量通过给予贡赋而让他们对侵扰中国有所顾忌，但是并不成功。公元626年，情势因唐朝年轻皇帝发动政变反对他的哥哥和父亲而变得更加严峻。李世民，或太宗，开初依然是采取他父亲的政策，继续给予突厥人贡赋。公元627年，突厥可汗死亡，他们的诸首领分作两派。太宗能够率领自己的大军在边境地带阻击突厥人。伴随着唐朝的一系列胜利，突厥部落的首领们在公元630年正式把中国皇帝称作“天子”。太宗在这时期也从他们手中收复了所有的西部疆域，与在萨珊王朝统治下的伊朗疆域接壤。随着突厥可汗的臣服，唐朝皇帝在中亚地区确立了自己的政策。太宗对突厥人的胜利尽管可以算作他最伟大的功绩，但是，他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帝王却是因为他的另一些政治举措。^[106]

李世民——在中国历史上以“太宗”著名——统治时期，是中华帝国最辉煌的时期之一。同时期，伊朗在亚兹德·格尔德三世时见证了穆斯林军队对伊朗大地的最初进攻。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中国北方边境和伊朗东部边境，由于中国皇帝的一系列保障政策和举措而具有了安全感。然而，萨珊王朝在西部阻击穆斯林军队入侵伊朗大地的战斗，使得复兴和重建伊朗与中国陆上密切交往错失良机。事实上，萨珊王朝与中国皇帝唐太宗的第一次接触是在亚兹德·格尔德三世时期，是在公元648年，亚兹德·格尔德三世死亡之前三年。

穆斯林军队对伊朗的进攻没有给予亚兹德·格尔德三世更多的机会。他的儿子卑路斯在公元662年向中国皇帝请求军事援助。但是，中国人以路途遥远拒绝派遣援军。卑路斯在父亲被杀之后，又因伊朗最重要地区被穆斯林军队占领，而避难于唐朝宫廷。^[107]高宗（650—683）皇帝在公元662年授予伊朗王子卑路斯“疾陵”军事总督的头衔。中宗（684即位，705—710年复位）皇帝，在公元684年授予卑路斯的儿子泥涅师王子军事总指挥的头衔。这两位伊朗王子在唐朝首都长安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并在那里去世。^[108]（《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相关原文：贞观十二年……伊嗣俟【即亚兹德·格尔德三世】不君，为大酋【指阿拉伯哈里发】所逐，奔吐火罗，半道，大食击杀之。子卑路斯入吐火罗以免。遣使者告难，高宗以远不可师，谢遣。会大食解而去，吐火罗以兵纳之。龙朔初，又诉为大食所侵，是时天子方遣使者到西域分置州县，以疾陵城为波斯都督府，即拜卑路斯为都督。俄为大食所灭。虽不能国，咸亨中犹入朝，授右武卫将军，死。始，其子泥涅师为质，调露元年，诏裴行俭将兵护还，将复王其国。以道远，至安西碎叶，行俭还。泥涅师因客吐火罗二十年，部落益离散。景龙初，复来朝，授左威卫将军。病死。——译者注）

事实上，萨珊王子迁居中国，一大批伊朗人也随之迁徙该地区，由此形成了伊朗在中国北部、在其首都西安的第一个移民大据点。西安城——现今依然是中国重要的北方省份陕西省省会——是中国古都，可以算作是中国长城的起点，在西周（前11世纪至前771）王朝时期就是中国的都城，也是秦（前221—前206）、西汉（前206—公元25）、西晋（265—316）^[109]、西魏（535—556）、北周（557—581）、隋（581—618）和唐（618—907）的都城。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作“长安”。

波斯湾航海家们（在伊斯兰之前。——译者补充）到中国的最后来往的标志，在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的文献中有所反映。巴拉扎里在其著作《开疆辟土》中提到了萨珊港口“乌布拉赫（）”，他写道：“阿特贝·本·伽兹旺在征服乌布拉赫之后，给哈里发写信说，这座城市是一座船只云集的港口城市。这些船只来自巴林、阿曼、印度、中国。”^[110]马斯乌迪在其著作《黄金草原和奇珍异宝》中提到了在西拉（伊朗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公元240—270年在位】国王时期在幼发拉底河畔修建的一座城市，距离现在伊拉克纳杰夫城约6.5公里。该地区居民主要是阿拉伯西拉部落。——译者注）国王统治时期，中国和印度的船只来往至西拉地区。^[111]这些都是波斯湾与中国东海之间海洋密切来往的证据，被保存在了伊斯兰最初几个世纪的穆斯林历史记忆中。无论如何，随着萨珊王朝的覆灭和亚兹德·格尔德三世的死亡，伊朗与中国在伊斯兰之前的密切往来史的最后一幕结束了。

亚兹德·格尔德三世的子嗣们在伊朗找不到庇护之所，便迁居中国了。他们在伊斯兰哈里发初期的岁月里，在中国北方建立了伊朗人的第一个移民大据点。伊朗与中国在伊斯兰时期密切交往的新时期由此开始了。由于各种原因，海洋贸易线路作为伊朗与中国交往的主要线路，更换成了另一个词汇，即伊斯兰世界与中国。这个时期谱写了波斯湾及其港口远洋贸易的辉煌时代。这一事件的实质及其对波斯湾贸易的影响将在下一部分进行分析和探讨。

【注释】

[1]哈桑·哈迪《伊朗人的远洋历程》，阿米德·埃格特达里译，贝赫纳希尔，德黑兰，1371（1992）年，第50页。

[2]布拉兹疆（）附近的居鲁士宫殿的发掘工作经由阿里·阿克巴尔·萨尔阿夫拉兹博士完成。这座宫殿是因沙普尔河供水设施的建设而被偶然发现的。关于该事件的简要报道请参阅：阿里·阿克巴尔·萨尔阿夫拉兹《考古学资料和古代艺术汇编》，杰哈德大学，德黑兰，1375（1996）年，第215—218页。1384（2005）年，在由亚格马依博士实施的发掘中，在波斯湾海岸的“塔瓦吉（）”或者叫“塔瓦兹（）”古地发现一块碑文和大流士一世图像的残片。

[3]Strabo,The Geography of Strabo,Translated by Horace Leonard Jons,London,1954,Book 15/3/3.

[4]Arrian, Indica,Translated by E.ILIFF Robson,London,1966,VIIII,39.

[5]Taoce

[6]详细情况请参阅：穆罕默德·塔基·穆斯塔法依《波斯地区》，德黑兰，伊朗民族著作协会，1343（1964）年，第373页。

[7]《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行政地理》，胡马雍·散阿提扎德译，德黑兰，阿夫沙尔慈善基金会，1379年，第111页。

[8]J.Kenedy, The primary Trad Between Babylonia and India ,in Royal Asiatic Society,1898,p.271.

[9]伊本·霍尔达德贝赫《道里邦国志》，达胡耶校，法兰克福，1992年，第61页。

[10]Arrian, Anabasia, Translated by E.ILLIF Robson,London,1966,7-19-20.

[11]哈桑·哈迪《伊朗人的远洋历程》，阿米德·埃格特达里译，贝赫纳希尔，德黑兰，1371（1992）年，第94页。

[12]详细情况请参阅穆罕默德·巴格尔·乌苏吉《波斯湾海岸一个安息、萨珊城市的新发现》，载《第一届伊朗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伊朗学基金会，德黑兰，1383（2004）年，第593—607页。

[13]Pliny,Natural History,Translated by H.Rachham,London,1947,VI,138.

[14]Ibid,VI,139

[15]Ibid,VI,151-154

[16]Isidore of Charax, Pathian Stations, Translated and Commentary by Wilfred H.Schoff,London,1914.

[17]巴扎，波斯语音译。清代译作“八杂儿”或“八栅尔”。新疆维吾尔等族对城乡商业街道和集市的称呼。——编者注

[18]S.A.Nodelman, Preliminary History of Charcene, Berytus, 1960, p.13.

[19]欲详细了解以“巴克特里亚”之名著称的地区的地理状况，请参阅：艾哈迈德·萨米《希腊文献中的巴赫塔尔地理》，载《雅利安人》，1347（1968）年胡尔达德月和提尔月（公历5月22日—7月22日），编号276，第49—60页。

[20]欲更多了解贵霜王朝据点在伊朗人口传文本中的情况，请参阅：扎比赫安拉·萨法《伊朗民族传说》，载《历史研究》，1347（1969）年巴赫曼月和伊斯凡德月（1月21日—3月20日），编号18，第1—10页。

[21]Xiongnu

[22]W.B.Henning,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University of London,Vol.12,No.3/4,1984,pp.601-615.

[23]Gansu

[24]Etienne Dela Vaissiere, The Sogdian Traders, Translated by James Ward, Leiden-Boston,2005,p.61.(www.xing528.com)

[25]James Millward, A Eurasian Crossroads: A History of Xinjiang, Newyork,p.19-20.

[26]汉语文献中的“西域”一词指其西部邻居。在伊斯兰之前时期，该地区处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安息王朝和萨珊王朝的影响力之下。

[27]司马迁《史记》第一二三卷，中华书局，1974，第3172页。

[28]“中国（Qin）”国家之名来自该朝代。（波斯语称中国为“秦Qin”——译者注）

[29]冀强《西方文献中“中国”称谓的演变》，载《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第107—111页。

[30]Wang gongwu, The Nanhai Trade: A Study of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 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in Journal of Malaya Branch of the Riyal Asiatic Society, Printed for MBRAS,Kualalumpur, VOl.XXXI.No.182.p.21.

[31]Lombard-Salmon Claudine, Les Persans à l’extrémité Orientale de la Route Maritime (IIe A.E.XVIIe Sècle), in Archipel. Volume 68, 2004,pp.24-25.

[32]Hippalus.

[33]Pliny,Natural History, Translated by John Bostock and H.T.Reliy,London,1850,pp.62-65.

[34]The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后汉书·西域卷》( “Chapter on the Western Region” from Hou Hanshu 88.(Extensively revised 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appendices) Translated by John E.Hill, School Edition,2003,Section.10.

[35]写于公元一世纪的著作。

[36]The Periplus of Erythrean Sea, Translated by Wilfered H.Schoff,London,1911,p.45.

[37]Wang gongwu, op,cit,p.5.

[38]里：中国长度单位，相当于半公里。

[39]Si maqian,op,cit,vol.123.

[40]Roderich Ptack, China’s Seabome Trade with Southeast Asian(1200-1750), Ashgate Variorum,1999,p.65.

[41]班固《汉书·西域列传》，卷九六（上）。

[42]The Western Regions According to《后汉书·西域卷》 (‘Chapter on the Western Regions” from Hou Hanshu 88.(Extensively Revised with Additional Notes and Appendices).Translated by John E.Hill, Second Edition,2003, Section 10.

[43]范晔《后汉书·西域传》，卷八八。

[44]原文有误，应是北宋时期的雕版将三者合而为一，称为《三国志》。——编者注

[45]原文有误，应是《魏志》部分的第三十卷的注文。——编者注

[46]陈寿《三国志·乌丸传》，中华书局，卷三，1977。“乌丸”一词在汉语中是对新疆地区的古称。

[47]道宣《唐高僧传》，二集，卷一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影印版。

[48]欲知安世高生平详细情况请参阅：僧佑《出三藏记》（成书于七世纪），北京：中华书局，1995，第508页。王邦维《大乘还是小乘：安世高及其所传学说性质的再探讨》，载《伊朗学在中国论文集》（二），叶奕良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7—114页。

[49]《魏书》，属于中国最重要的史籍，撰写于公元551—554年之间，记录了公元386—550年之间中国南部和西部的一些事件。事实上，该书是中国北部和东部王朝在公元386—534、534—550年之间的历史，该书是东吴王朝的一位衙门官员魏收撰写的。（该注释与正文完全重复，原文如此。——译者注）

[50]魏收（505—572）《魏书》，中华书局，1974，卷一百二。

[51]Wang Gungwu, ”The Nanhai Trade: A Studay of the Early History of ChineseTrade in The South China Sea”, Journal of the Malaysian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31/2,1985,p.124.

[52]详情请参阅：冀强《西方文献中的“中国”称谓的演变》，载《历史教学问题》，2012年第1期，第107—111页。

[53]锡兰，今称斯里兰卡。——编者注

[54]Chau ju-kua: On the Chinese and Arab Trade in the 12th and 13th Centuries, Translated from the Chinese and Anninated by Friedrick Hirth and W.W.Rockhill,ST.Petersburg,1911.pp.7-8.

[55]Chien Po-tsan and Shao Hsun-cheng and Hu Hua,Concise History of China,Beijing,1966.p.34.

[56]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ited by Denis Twithchett, Cambrige University Press,1979,Vol.3.pp.50-51.

[57]原文有误，汉代以来，漠北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编者注

[58]Concise History of China,op,cit,p.37.

[59]Chau ju-kua,op.cit.p.7.

[60]The Nanhai Trade,op.cit.p.46.

[61]Skaff Jonathan Karam, Sasanian and Arab-Sasanian Silver Coins from Turfan: Their Relationship to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the Local Economy, in Asia Major, 3th Seies,Vol.11.No.2(1998),pp.67-115.

[62]关于沙普尔一世时期伊朗东北部和东部地区的态势及其采取的平定东部部落的举措，欲知详情，请参阅：扎比赫安拉·萨法《伊朗民族故事》，载《历史研究》杂志，1347（1969）年巴赫曼月和伊斯凡德月（1月21日—3月20日），第18期，第1—10页。

[63]Bivar,A.D.H. “Hephthaliter”, In Encycloapedia Iranica,Edited by Ehasan Yarshater,Vol.XII, Fasc.2, pp.198-201.

[64]大食，在中国典籍中指的是阿拉伯人。事实上，中国人是通过伊朗人的途径把该词吸纳进自己的文化中的，大食实际上是波斯语（Tāzī）一词的变化形式。

[65]TheNanhai Trade, op.cit.p.39.

[66]A Record of Boddhisttic Kingdoms,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d in India and Ceylon(399-414), Translated and Annottated by James Legge,Oxford,1886.

[67]A Record of Boddhisttic Kingdoms, The Chinese Monk Fa-Hien of His Traveld in India and Ceylon(399-414), Translated and Annottated by James Legge ,OXford, 1886.p.111.

[68]Osmund Bopearachchi, “The Maritime Silk Roads: Trade Relations Between Cebtral Asia and Srilanka from the Evidence of Recent Excavations” , In Silk Road Art and Archaeology 5, Kamakura, 1997/98,pp.269-295,282-287.

[69]Ammianus Marcellinus, Translated to English by John C. Rolfe, Harward University Press,1935.p.25.

[70]南越，中国南方早期政权，其统治疆域大致为今天的广东省。

[71]徐彦《中国与波斯医文化交流研究》，载《求索》，2011年12期，第66—68页。

[72]里，中国长度单位，相当于半公里。

[73]魏收《魏书·西域》，中华书局，卷一〇二，1974年。

[74]魏徵《隋书》，中华书局，卷八三，1973年。

[75]穆罕默德·本·加利尔·塔巴里《诸民族与诸国家历史》（），贝鲁特，科学出版社基金会，1997年，第二册第40—41页。

[76]Frye.R.N.The Sasanian System of wall for Defense, Studies in Memory of Gaston Well,1977,pp.7-15.

[77]Tenent,J.E.Sailan,London,1860,Vol.1.p.580.

[78]Procopius,History of the War, Translated by H.B. Dewing,London,Loeb Classical Library,1914,Book 1.20.p.193

[79]Lewis,op,cit.p.161.

[80]Procopius,op.cit.Book 1-20.p.193.

[81]欲知此事件详情，请参阅前述塔巴里著作，第二册，第77—87页

[82]同上，第89页。

[83]欲知阿努希尔旺召见详情，请参阅前述塔巴里著作，第二册，第90—91页。

[84]哈姆宰·伊斯法罕尼《先知与王国纪年》，贾法尔·舒阿尔译，德黑兰：埃米尔·卡比尔，1368（1989），第56、44、138—141页。

[85]Cosmas, The Christian topography, Translated from the Greek by J.w.M’crindle,London,1898,pp.365-366.

[86]Prabo Mihindukulasuriya,Persian Christians of the Anuradhapura Period,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G.P.V. Somaratna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imited Edition; Colombo: CTS Publishing, July,2011.)

[87]关于萨珊末期在也门和亚丁的移民定居状况，欲知详情，请参阅：Timothy Power, The Red Region during the long late antiquity(500-1000AD), University of Oxford,2010,pp.119-135.

[88]Whitehouse,David,Maritime Trade in the Arabian Sea : The 9th and 10th Centuries A.d. “In South Asian Archaeology”,Vol.2.ed.M.Taddei (1977),p.868.

[89]哈迪·哈桑《论文集》，希达尔·阿巴德·德孔，1956年，第33页。

[90]同上，第35页

[91]姜伯勤《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伊兰人——论燧溪考古新发现》，《广州与海上丝绸之路》，广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1991年，第21—33页。

[92]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载《考古》1974年第1期，第94—95页。

[93]该表根据夏鼐《综述中国出土的波斯萨珊银币》，载《考古》1974年第1期，第94—95页有关信息列制。（夏鼐原文中该列表在《考古学报》1974年第1期，第92页。——译者注）

[94]Derek Kennet,Sasanian Coins From ‘Uman and Bahrayn, In D.Kennet & P.Luft(ads). Current Research in Sasanian Archaeology, Art & History.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1810, 55-64.

[95]Ecsedy, “Early Persian Envoys in Chinese Courts” , In Acta Antiqua Academiae Scientarum Hungaricae 25,1977,p.229.

[96]Wang Gungwu, op, cit,p.125.

[97]姜伯勤，第25—27页。

[98]在这里有必要对内马特安拉·阿里穆罕默德博士阁下在释读银币方面给予的帮助表示诚挚的感谢。

[99]The Maritime Silk Road, 2000 Year of Trade on the South China Sea, Edited and Produced by the Hong Kong Museum of History, Hong kong, Urban Council, 1966,p.73.

[100]关于广州博物馆中的伊朗文物详情，请参阅：Claudine Lombard-Salmon, Les Persans à l’extrémité Orientale de la Route Maritime( Ile A.E. XVIle Siècle), In: Archipel.Volume 68,2004, pp.24-25.

[101]David Whitehouse, Maritime Trade in the Gulf: The 11th and 12th Centuries, In “World Archaeology “ , Vol.14.No.3.Islamic Archaeology (Feb.1983),pp.328-334.

[102]Gert Naudorf, “Die Seidenstra Ben und Ihre Historische Dimension” , IN Dieter Kuhn (Hrsg), Chinas Goldenes Zeitalter. Die Tang-Dynastie(618-907n.Chr.) und das Kulturelle Erbe der Seidenstra Be.(Heidelberg: Edition Braus,1993), pp.53-79.p.63.

[103]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Edited by Denis Twitch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Vol.3.p.48.

[104]魏徵《隋书》，中华书局，卷八三，1973。

[105]Howard J. Wechsler, The Founding of Tang Dynasty,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po.cit.Vol.3.p.181.

[106]Mark Edward Lewis，China Cosmopolitan Empire （The Tang Dynasty），Harw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p.34-35.

[107]Compareti,M.2003, “ The Last Sasanians in China” ,In Eurasian Studies II/2,pp.197-213.

[108]关于该事件的详情请参阅：William Watson，“Iran and China”, In Ehsan Yarshater(ed.), Th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p.547; See also Edwin G. Pulleyblank, “ Chinese-Iranian Relations,i.in Pre-Islamic Times” ,In Ehsan Yarshater(ed.), Encyclopaedia Iranica,Vol.5 (Costa Mesa, Ca. Mazda Publishers,1992), pp.424-431,p.425.

[109]原文有误，西晋的都城不在西安，在洛阳。——编者注。

[110]艾哈迈德·本·叶海亚·巴拉扎里《开疆辟土》，贝鲁特，新月图书馆，1988年，第333页。

[111]阿里·本·侯赛因·马斯乌迪《黄金草原和奇珍异宝》，阿萨德·达伽尔整理，伊斯兰阴历1409（1988）年，第一册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