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湾航海家的中国港口遗迹

公元前174至前136年之间，与安息王朝梅赫尔达德一世国王同时，在伊朗和两河流域，惠及波斯湾及其沿岸地区贸易的政治情形完全发生转变。这个时期，适逢塞琉古统治者在叙利亚、埃及、希腊的最后争斗，以及他们的势力在东方崩溃和罗马人在欧洲开始崛起。

安息王朝早期的强悍国王梅赫尔达德一世（前171—前137在位），开始向巴克特里亚进攻，光复了那里，然后朝大米底前进，把伊朗西部地区纳入安息王朝的疆域内；紧随其后，占领了波斯湾北部地区，即现今胡泽斯坦地区——当时以“阿里马依斯”之名著称的半独立政权。公元前164至前140年，他通过光复大波斯省和巴比伦，把波斯湾北部海岸线地区的钥匙掌控在自己手中。整个这个时期，两河流域地区还处在塞琉古王朝，以及半独立政权“米桑”或者是“哈罗库斯”和“阿里马依斯”的管理之下。

“安条克”城在公元前2世纪成为两河流域和波斯湾贸易的重要中心。这座城市的主体建筑是在亚历山大时期建造的^[13]，但是其重要部分被洪水冲毁^[14]。这座城市在三百五十年的时间内处在安息王朝的统治之下，该城在这段时期以东西方交流中心而著名。据记载，伊朗战舰与塞琉古王朝的第一次海战正是发生在这个时期的莫克兰海岸^[15]。整个这个时期，由于安息王朝在两河流域的“在场”，该地区的海洋贸易和陆上贸易是非常显著的，乃至于公元前1世纪的地理学家埃祖都尔·哈拉库斯撰写了一部名为《帕提亚站点》的著作，^[16]在其中对东方至西方的贸易线路做了研究。普里普鲁斯·阿里特勒针对伊朗在波斯湾的海洋贸易也如此写道：

六日之后，我们的航行在波斯湾口抵达了一个名叫阿曼的贸易巴扎^[17]。很多大船从其他海岸进入这个地区。他们装载铜、木材、檀香木、黑檀木。乳香从卡纳运到阿曼，然后从这里用名叫“马德拉塔”的船只运送到别的地方。^[18]

安息王朝的统治权逐渐驻扎在波斯湾、阿曼海沿岸的重要省份，即莫克兰、信德、法尔斯、胡泽斯坦、巴比伦等。这为重新发展伊朗海洋贸易航线、为波斯湾的航海家们搭建了必要的舞台。另一方面，随着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覆灭、此后权力真空的形成，在河中地区、索格底、巴尔赫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导致丝绸之路贸易线路变得不安全，冲突一直持续到公元前2世纪。这导致安息王朝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于海洋线路，在谋划波斯湾及其港口的海洋贸易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此前述及的梅赫尔达德一世在波斯湾沿岸地区的举措，正是因此而出台的。由于这些事件和冲突对商旅线路从陆地改换到海洋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在这一部分，将简要述及这些事件，及其造成的后果。

整个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在丝路沿线地区，即中国北方地区、索格底、巴克特里亚、阿姆河谷、锡尔河谷，接二连三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为争夺中国北方、河中地区和古代巴尔赫的控制权而产生的长期冲突，导致该地区贸易线路上的不安全因素扩大，并且持续不断。这样的状况第一次为促使中国和伊朗政权都对从海路发展贸易关系感兴趣创造了条件。因为在亚历山大去世之后，由于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带来的权力真空，伊朗东北部和东部地区，以及坐落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域的诸城，成为塞琉古王朝、马其顿人的地方总督们，以及从东方迁徙来的各个不同的游牧部落比如月氏、吐火罗之间较量和争斗的舞台。这其中，最先出现的是公元前246年由狄奥多特在巴尔赫地区建立的一个名叫“巴赫塔尔”的希腊人政权——希腊语名字叫“巴克特里亚”或“巴赫塔尔”，该政权一直与塞琉古王朝抗衡。之后，在公元后初期，东方迁徙来的部落在该地区建立政权。

观察被希腊地理学家称之为“巴克特里亚”^[19]地区的地理状况，可以发现，该地区的城市和村镇处在东西方的商贸要道上。因此，整个这个时期，由于地区性的各种冲突，无法享有持久的安全。就在这个时期，中国北方地区发生一系列事件，导致新的迁徙浪潮，各种不同部落朝巴克特里亚或巴赫塔尔涌来。

由于来自中国北方部落入侵的压力，月氏部落联盟不得不朝西方和索格底地区迁徙。同样，该事件导致这个联盟的一部分跟随定居在索格底的伊朗人的其他部落朝西方迁徙，最终，他们灭掉了在巴尔赫地区的希腊人政权，建立了一个名叫“贵霜王朝”的新政权。

希腊人在巴尔赫或巴克特里亚的政权的地理疆域状况图
图片源自《伊朗历史地图册》，德黑兰大学出版社，1350（1971）年

从公元1世纪到4世纪，贵霜王朝是安息王朝诸邻国中东部最强盛的政权之一，是东西方密切交流的主要中介。在伊朗人的历史记忆中，以及与东方的往来关系史中，他们的地理位置具有重要意义，乃至这个王朝的名字屡屡出现在伊朗口传文本和历史神话中。^[20]由此，在安息王朝时期，伊朗看到巴赫塔尔希腊人政权的建立，看到贵霜王朝坐落在与中国来往线路上的各个城市和陆上的重要站点，这样的状况使自己在中国与西方的联系中，实际上失去了中介地位，不能直接与自己东部的最大帝国建立关系。自然而然，安息王朝的国王们为了从充满利润的与中国的贸易中获益，便谋划获得其他途径，包括波斯湾到中国东海方向的海上线路。这个时期，中国的政治情形也由于某种自身的原因，其君主不得不加强海洋贸易。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导致这两个国家考虑采取相应措施，抵消中国北部和伊朗东部的危机以及自己陆上贸易线路中日益扩大的不安全因素。

在进入历史学和考古学的证据之前，有必要陈述这个时期的海洋关系，以便把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后最初几个世纪的中国政治情形置于讨论中，从而使伊朗和中国在海上线路中共同合作的领域变得清晰。

需要阐述的是，安息王朝在伊朗建立的同时，在中国北方，在丝绸之路主干道——从北边和南边穿过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发生了很多事件，加剧了这条线路的不安全。整个公元前2世纪，居住在中国北方的大部落联盟中，一个名叫“匈奴”^[21]的部落定居在中国现在的新疆地区（原文如此。地理位置有偏差。——译者注），阻隔了东西方之间的商品交流要道。同时，在他们的北部和西部，月氏部落联盟与他们毗邻而居。因此，随着匈奴势力的壮大，月氏部落不得不被驱赶向西方和阿姆河邻近地区。该部落在该地区迁徙发展的第一个证据来自一块索格底的碑铭。在那上面，迁徙的部落被称作“乌孙”。^[22]公元前175年，匈奴把月氏从中国北方的甘肃^[23]地区驱赶出去，并在公元前163年，迫使他们因压力而从新疆地区迁徙。月氏部落的一部分不得不朝阿姆河上游迁徙^[24]，而匈奴加强了自己对该地区的控制。在这个时期，中国中原地区和南部地区的统治是掌握在汉朝（前220—公元206。原文年代如此。误。——译者注）皇帝手中。

该王朝的皇帝们也面临北方部落势力的扩张。该王朝统治期间，此事受到一位强有力的中国皇帝汉武帝（前141—前87年在位）的关注。这位君主意图解决这个难题，并在与中国北方部落的一场大战役中打败了他们。然后，为了把地区秩序的稳定性掌握在自己手中，他努力与月氏部落首领进行谈判。^[25]这个时候，月氏部落在河中地区、巴尔赫地区势力已经牢固，并具有影响力，建立了贵霜王朝。汉朝皇帝决定与安息王朝国王建立政治联系，首次向伊朗派出了使节，就保障丝路安全，很可能就阻止贵霜王朝在这条路线上越来越大的渗透力而共同合作进行会谈（原文如此。张骞出使西域的真实缘由请读者自行了解。——译者注）。根据中国文献，伊朗和中国之间友好交往关系的漫长历史始于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遣了一位名叫张骞的大臣作为自己的代表到“西域”^[26]地区^[27]。事实上，为建立伊朗与中国之间往来关系的第一次外交努力，是基于面对游牧部落骚扰的危险和由此带来的丝路沿线的不安全因素而采取的共同捍卫计划。

伊朗和中国在丝绸之路上具有共同的利益，而这种利益首次因中国北部和伊朗东部的游牧部落侵袭的扩大而陷入危险中。因此，为了消除这一困扰，保障这条重要生命线的安全，中国皇帝开始进行政治努力，首次派出使节到伊朗。尽管我们对该次出使的确切结果没有太多的信息，但是，必须注意到，伊朗东部和中国北部游牧部落带来的丝绸之路的不安全问题，并非伊朗和中国能够通过共同合作而使之得到长期解决的。因此，很有可能在这个时期，为解决这个难题而考虑另一条路线。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探讨加强从波斯湾到中国东海的海洋来往关系。事实上，第一时期，即公元前2世纪，中国北方部落和月氏部落侵袭的扩大，是波斯湾航海家们开始远洋贸易的前提条件。由于历史文献没有清晰言及关于加强这时期海洋密切交往的两国双边会谈，因此我们无法获取关于此次事件的太多信息。但是，一些中国考古的确凿证据显示，在这个时期，伊朗与中国密切关系的程度通过海洋线路得到了发展。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历史文献确认了这次事件，对这些证据的讨论将放在下一部分进行。

随着安息王朝对两河流域港口、阿曼、莫克兰地区政治影响力的扩大，在公元前2世纪，东方海洋重要线路，并且还包括两河流域港口、波斯湾、莫克兰均处于他们的行政掌控中。由此，促进海洋贸易增长的有利情形得以具备。伊朗与中国之间海洋密切关系最初的一些证据正是出自这个时期（前2世纪）。安息帝国在东方重要水路上势力的巩固、伊朗再次恢复政治统一，这使得伊朗在公元1世纪掌控波斯湾诸港口等得以实现。在此之前，中国在远洋贸易领域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秦朝^[28]（前221—前206）统一中国。^[29]中国随后的诸王朝掌控中国东部和南部港口，鼓励商人从事海洋贸易，中国航海家们远程航海的初始阶段是在公元前1世纪^[30]到印度斯坦港口。有必要指出，中国与印度斯坦海岸的海洋来往，可以通过关注港口和海岸的情形，通过“海岸线航行”来实现，没有在印度洋中航行的困难。这时期也是一个东方势力——中国政权势力——的发展时期；而在西部，安息王朝势力在波斯湾的发展，为东西方之间的海洋贸易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为海洋密切来往开创一个新时代创造了适宜条件。

有关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海洋密切来往的最初历史和考古资料，也正是出自这一时期。这里，鉴于该内容的重要性，这些资料将首次在国内研究中得以介绍。

1983年，随着一场大洪水冲击广州——从最古时期直至当下一直是中国南部最重要的港口——部分地区，一个家族墓地遗址被发现。考古发掘显示，该墓地属于西汉（前206—公元24）王朝的一个王族，名叫赵眜，在公元前137年至公元前122年之间统治中国南方地区。现在，该墓地以“南越文帝”家族墓地为人所知。他是西汉王朝（作者这里所言有误。——译者注）第二位君主，广州港是他的都城。他死后被制作成木乃伊放进红色棺材里，葬入二十米深的地下。在大型石头墓穴的前厅有一些什物和赠送给他的礼品一起随葬。此墓发掘出土的礼品现在还收藏在广州市博物馆，其中可以看到一个伊朗式的银质器皿。该器皿是在安息王朝时期被赠送给西汉王朝（作者这里所言有误。——译者注）君主的。这个银质器皿的特征是其体壁上有伊朗式的装饰图案。中国考古学家们确信，这件器皿是安息王朝时期制作的^[31]，是伊朗国王赠送给中国君主的（中国考古学家们只是确认该器皿是伊朗器皿，并未确认是伊朗国王赠送的礼品。——译者注）。鉴于其他一些随葬赠品，诸如象牙、乳香，乃是通过海路交换而来，考古学家们确信，这些什物是从海洋路线到达中国南部和广州港的，并将这些什物视为中国远洋贸易的最早标志。

伊朗国王赠送给广州南部政权君主的礼物银盒（广州市博物馆藏，作者摄）

这时期的历史证据表明远洋贸易逐渐繁荣。这里存在一个问题，伊朗航海家有能力在公元前2世纪实施远程航海旅行吗？或者，是什么因素导致到中国的海洋线路对于伊朗人来说是能够付诸旅行的？

证据显示，在这时期，一个大变化发生在航海中，那就是“发现季风”。根据罗马著名作家普林尼写于公元25—79年之间的著作，伊朗航海家在这个时期利用季风在印度洋中来往。他在其著作中的“到印度旅行”这部分提到了名叫“希帕鲁斯”^[32]的风。今天的阿曼地区在那个时期处在安息王朝的管治之下，阿曼航海家们让自己的船只处在这些风的线路上，从而到达印度。^[33]写于安息王朝同时代的中国历史资料，也提及伊朗航海家对季风有全面的了解。

第一部记载了关于伊朗很多信息的中国史籍是刘宋时期（279—420）的史学家范晔（398—445）完成于公元445年的著作（事实上，第一部记载伊朗安息王朝信息的是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三《大宛列传》。——译者注），它记载了安息王朝与中国陆上、海上往来关系。这部著作涵盖了中国在公元6年至183年之间的很多事件。^[34]对于利用季风从阿曼东部朝印度斯坦海岸方向的旅行来说，在《伯里浦鲁斯厄立特里亚航海记》^[35]一书中如此写道：“这些旅行全都是从印度港口驶向阿拉伯港口。他们采用一只小船，希帕鲁斯风是他们的向导。希帕鲁斯是第一个发现它的人的名字。从那时到现在，船只直接从卡纳（）、香料海角（）的一部分、达马利加（）地区的其他位置上船，利用风朝西方而去。”^[36]

有必要提醒，在此之前，波斯湾的航海家们到印度的航海旅行，是通过波斯湾、莫克兰、信德、古吉拉特海岸线让自己抵达了印度斯坦西部海岸。从这里之后，也通过观察海岸线的自然状况，发现具有沿海岸旅行直到东南亚的可能性。然而，随着季风被发现，使穿越印度洋更加便利。这些风在整整六个月的时间内在从东到西的线路上，接下来的六个月在从西到东的线路上运行，能够为帆船带来足够的动力，使它们可以长距离穿越印度洋，从阿曼海岸到印度西部港口。他们在那里也受益于印度和中国航海家们的经验，能够使自己抵达中国海岸。

发现季风使波斯湾与印度洋之间的海洋旅行变得便利。与此同时，中国君主们实现了对南部海岸的掌控。补充阐释：公元前3世纪末期，中国皇帝对该国整个南部海岸的全面统治，是通过派遣大军驻扎中国南部地区实现的。在公元前214年，该国南部诸港口完全在中国皇帝的掌控之中。因此，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中国把自己的远洋密切关系转向西方、印度斯坦和伊朗。有必要指出，中国南海地区在其南部和东部拥有众多的好港口，从自然环境的角度来看，很像地中海诸港口。从南海北部最远端的港口到南部之间的主要航线受益于两股季风，中国航海家们能够通过利用这些季风在这条航线上来往。^[37]

公元前2世纪，在中国和伊朗发生了很多事件。这些事件为促进和发展伊朗与中国之间的航海带来了适宜的情形。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游牧大部落驻扎在中国北方、索格底和巴尔赫地区。阿契美尼德王朝覆灭所致的权力真空、巴克特里亚希腊人政权的建立、贵霜王朝居于陆上丝绸之路，带来该地区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这些因素最终使伊朗和中国之间陆上贸易的危险系数上升。因此，为了刺激伊朗和中国的商人们，选择替代线路势在必行。远程贸易在这个时期增长的另外的重要原因：“伊朗政治势力朝波斯湾海岸、印度洋和红海的发展”、“中国君主势力在该国南部和东部诸港口的巩固”和“发现季风”。这些情况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接连出现。因此，伊朗和中国海洋密切关系的最初的历史和考古证据也是与该时期相关。

季风运行态势图
图片源自：Hikoichi Yajima（矢島彦一或谷島彦一，译者求教国内日语专家，不能确定孰是。——译者注）《印度洋的阿拉伯单桅三角帆船贸易》，东京，1979年，第6页

最早一部关于伊朗大地、安息王朝与中国陆上和海上往来关系之有关信息的中国史籍是“大史学家报告”，即“太史公书”，以《史记》之名即“关于历史的记载”而著称。其作者是中国伟大的史学家，名叫司马迁，被誉为“中国历史之父”。他生活在公元前135年至约公元前86年之间，他也跻身汉朝宫廷天文学家之列。(www.xing528.com)

在司马迁著作的第一二三卷写道：“安息，即阿息康尼扬（波斯语原文音译。——译者注），坐落在大月氏——贵霜王朝的地盘——以西，两国相距数千里^[38]，那里的人民从事农业，他们的主要产品是小麦和大米，用葡萄酿酒。他们的城市类似费尔干纳的城市大宛。安息国大，有数百城市和村镇，其面积数千公里。在该国有一条河流名叫妫水。那里的商人非常活跃，利用马车和船只旅行到别的国家去经商，有时前往距他们数千里的地方。”^[39]（《史记》一二三卷《大宛列传》原文：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蒲陶酒。城邑如大宛。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为大国。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译者注）。

司马迁生活在安息人发现季风、能够进行远洋旅行的时代。这位中国历史学家指出，安息人的旅行可以利用船只抵达“距离伊朗数千里”的地方，这是有关波斯湾伊朗人远洋旅行的最早历史证据。同样，“希腊历史之父”希罗多德也记录下有关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包罗万象的最早信息。“中国历史之父”司马迁首次记载了伊朗人陆上和海上的远程贸易，其著作是有关伊朗人在公元前2世纪和公元前1世纪在陆上和海上贸易地位的可靠资料。关于此还应该补充，司马迁的著作还首次记录下最早从伊朗进口的货物名称，其中之一是“海洋中的玛尔江”，汉语称之为“珊瑚”。一些语言学家认为“珊瑚”一词在汉语和日语的各种发音中，也读作“Sāng hu”，源自古波斯语名称即“Āsangah（）”，实际上是该波斯语名称的变异。德国当代汉学家路德里克·帕塔克博士在一篇名叫《管窥“珊瑚”一词和“玛尔江”从东南亚进口中国》的文章中如此写道：“‘玛尔江’在汉语中为‘珊瑚’，该词在古代汉语中读作Sān-go或在汉语—日语中读作Sango，很可能是源自古波斯语Āsangah（）。”^[40]该名称可能是通过海洋贸易的途径进入中国文化中的最古老的波斯语词汇，也是该时期远洋贸易重要性的一个证据。

有关伊朗人在安息王朝时期的海洋贸易，为我们提供证据的汉语资料并不局限于司马迁的著作，中国其他的历史学家在这个方面也有记载。鉴于我们面临有关我们自己的安息王朝时期的资料信息严重匮乏的状况，有必要述及其他中国人的著述和资料。

另一部历史著作名叫《汉书》，即“西汉历史”，是第一部中国断代史，为东汉（25—220）（作者波斯语原文误写成“西汉”，但标注汉语词和汉语拼音为“东汉”。——译者注）历史学家班固（32—92）在公元80年完成的著作。这部著作的主要内容为公元前206年至公元23年之间的中国历史事件，涵盖了整个西汉王朝历史。

在《汉书》第九十六卷，涉及安息即“阿息康尼扬”^[41]：

“该国首都为“番兜”，很可能指“赫卡图姆皮洛斯”（希腊语Hecatompylos，今天伊朗塞姆南省达姆甘市。在本段引文中，作者频频加入自己的解释。——译者注），该城距离中国首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两万五千里。在该国北方有索格底地区的康居，在其东方是乌弋山离即锡斯坦，还有罽宾即克什米尔，彼此相似。安息王朝铸银币，银币正面是国王像，背面是王后像。每当国王去世，银币上的图像就会更换，那里的人民饲养强壮剽悍的马匹。该国面积数千里，其大小城市有数百个，人口众多，有优秀的士兵和充盈的粮仓。安息国是西方大地上最大的国家，在这个国家中流淌着一条河流名叫妫水即阿姆河。这个国家的商人凭借马车和船只去邻国旅行。人们在皮革上书写，他们的文字是从右到左。武帝第一次派遣了自己的使团到该国。”（《汉书·西域传上》原文：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书革，旁行为书记。武帝始遣使至安息。——译者注）《汉书》的信息源自司马迁的著作，也有所增加。在这方面应该引起关注的是，这位历史学家对伊朗人用船只旅行到其他地方的确认。

另一部汉文史籍名叫《后汉书》，即“东汉历史”，也是一部中国断代史，是刘宋时期（279—420）的历史学家范晔（398—445）于公元445年完成的著作。该著作囊括了公元6年至公元183年之间的中国事件。该书第八十八卷关于安息如此写道^[42]：

“该国首都为‘和椟’，很可能指‘赫卡图姆皮洛斯’，该城距离首都长安、即今天的西安，两万五千里。在该国北方有索格底地区的康居，在其东方是乌弋山离即锡斯坦。该国面积数千里，其大小城市有数百个，人口众多，军队庞大，粮仓充盈。其东部边境是木鹿城，号称小安息。此城距离洛阳城两万里。章和元年（87），在章帝（86—89年在位）统治期间，安息国王派遣使团携带狮子、羚羊之类的礼物到（汉。——译者加）宫廷。永元九年，在和帝（89—106，此处原文误写为公元前。——译者注）统治时期，东汉军队司令官班超，派遣自己一个名叫甘英的军官出使大秦即罗马。甘英在西方大地一直抵达海边，欲渡海。但是，驻扎在安息西部边境的安息船工对他说：大海非常辽阔，如果刮顺风，穿越此海需三月时间。欲穿越此海者往往需要准备足够三年的粮食。在海中航行的人会陷入对故乡的思念中，一些人在这条路上丧命。甘英听到此言，放弃了自己的旅行。永元十三年即公元101年（此处原文误写为公元前。——译者注），安息国王满屈复——有可能是梅赫尔达德二世——把条枝——可能是哈拉散（，可能是指安条克。——译者注）和苏萨——大地上出产的‘狮子’和‘大鸟’进献给汉宫廷。中国人把它们称作‘安息雀’，即‘安息的鸟儿’。如果从安息的地界往西走，经过三千四百里（1700公里）就抵达阿蛮（赫拉特）；如果从赫拉特再往西走，经过三千六百里（1800公里），就到达斯宾王国（可能是泰西封）；如果从这个城市再往西行，经过一条河流，走过大约九百六十里（480公里）就抵达于罗国（西拉，伊朗萨珊王朝沙普尔一世【240—270年在位】国王时期在幼发拉底河畔修建的一座城市，距离现在伊拉克纳杰夫城约6.5公里。该地区居民主要是阿拉伯西拉部落。——译者注）。安息王朝疆域的边界在西方就到此为止。从西部边界的南部地区乘船可以抵达大秦（罗马），那个地方到处是各种各样的奇珍异宝。”^[43]（《后汉书·西域传》原文：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章帝章和元年，遣使献师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无角。和帝永元九年，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十三年，安息王满屈复献师子及条支大鸟，时谓之安息雀。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蛮国。从阿蛮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宾国。从斯宾南行渡河，又西南至于罗国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极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异物焉。——译者注）

正如所见，该著作提到了波斯湾航海的繁荣及其通过红海与欧洲的密切关系，并且指出，在这个时期，波斯湾航海家们已经具备远洋贸易的能力。

涉及安息王朝航海贸易内容的另一部汉语典籍是《三国志》，由西晋（265—317）历史学家陈寿撰写。该著作也是属于中国的断代史之列。其内容包括中国在三国时期（220—280）的历史，该书所涉及的事件是发生在公元180—240年之间。这部著作最初是分作三个部分：魏志、蜀志、吴志。公元1003年的时候，另一位中国作者将之重新誊抄为一册^[44]。在其中《魏略》部分的第三十卷^[45]，涉及安息王朝^[46]：“过去人们错误地认为阿拉伯大地上的条枝是坐落在大秦（罗马）的西方，实际上是在其东方；人们还错误地认为阿拉伯比安息更强大，事实上阿拉伯国是在安息的统治下。此外，还可以推测弱水河是在阿拉伯斯坦大地的西部，事实上此河是坐落在大秦（罗马）西部……大秦的另一个名字是黎轩，在安息大地的西部，坐落在阿拉伯大地上。在其西部是广阔的大海。如果从安息王朝西部边界即安谷城即安条克乘船走海路朝西去，顺风的话，经两个月可以航行到东罗马；如果逆风，需旅行一年才能抵达。在有些情况下，旅行要持续三年。”（《三国志》卷三十裴松之注引《魏略》原文：前世谬以为条支在大秦西，今其实在东。前世又谬以为强于安息，今更役属之，号为安息西界。前世又谬以为弱水在条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译者注）

这部汉语典籍的内容显示，在安息王朝时期，通过对季风的了解，从波斯湾到地中海沿岸的海洋密切来往很繁荣。伊朗航海家们经历这条线路，在季风时期，只需两个月。关于波斯湾航海家们的远程航海在其他汉语文献中也得到确认。一份单册简略文献名叫《唐高僧传》，即“睿智的僧人传记”，在梁朝（502—557）时期，由唐代（618—907）思想家、著名僧人道宣（596—667）撰写。在这部著作中，提到一个名叫吉藏的伊朗佛教僧人，其祖先是安息王朝的王子，他居住在中国南部港口，是中国著名的佛教传教者。在这部书中，关于这位伊朗佛教智者的祖先如此写道：他的祖先是安息王子，因躲避敌人而来到中国南部港口，居住在广东省（其省会是广州港）的南海地区。之后，这位安息王子的子孙们迁徙到了中国的其他地区，诸如南京、长安等城市。这是波斯湾远洋贸易繁荣的又一个证据，同时也是发现季风这个事实的标志，它给伊朗航海带来巨大的变化，导致伊朗航海家通过利用季风把自己送到东方世界的遥远海域。由于该文献所述，是关于一位安息王子乔迁中国的最早历史证据，在这里明确转述^[47]：

“安息佛教僧人吉藏生平，‘吉藏’是教名，‘安’是他的姓氏。他祖籍是伊朗人。他的祖先为躲避其敌人，在过去的岁月中，前往广东省南海地区，并在那里定居下来。当吉藏还是孩子的时候，其父把他带到一位名叫真谛的高僧面前，请求高僧给孩子取一个名字。高僧为之取名‘吉藏’。他的父辈们代代都是佛教徒。他的父亲出家，在一个佛教寺院里成为僧人。他的佛教名字叫‘道谅’。他对于该宗教十分坚定，在礼拜和克己方面十分认真。每日诵佛教经书，赤脚来往行走，把乞来的斋食首先供于佛像前，然后分给其他僧人，然后再自己食用。他的行为举止没有丝毫违背宗教原则。道谅把自己的儿子交托给一个名叫道朗的佛教僧人，让高僧教授他，让他聆听高僧的诵经。吉藏很聪慧，听到什么，立即就能学会。他在七岁正式成为那位高僧的学徒，也就是说，他自己也成为一名僧人。他能准确回答他师傅的诸多提问，他的阐释比其他学徒更好更清晰，在辩论的时候，能使用非常精美的句子和词语。到了十九岁，他为人们讲道，并与佛教高僧们辩论，因此赢得盛名。湖南省属于陈氏家族的桂阳总督（557—589）对他非常敬重，时常与他辩论。随后，隋朝（581—618）建立，摧毁了百越王的统治。吉藏到了绍兴，在嘉祥山周围旅行，与佛教高僧们辩论，然后定居绍兴。很多人来拜访他，有时一天多达千人。他对人们的各种提问非常耐心地回答。开皇末年（600），在隋炀帝统治时期（原文误。开皇末年是隋文帝杨坚在位。——译者注），这位到中国南方旅行的皇帝，在佛教高僧们的辩论大会上对吉藏非常欣赏，请求他接受做慧日寺的佛教高僧住持，他接受了，并因此深受敬重。之后，皇帝下旨，在都城建造一座名叫日严的寺庙，请吉藏做该寺庙住持。他深受民众爱戴，在他的演讲布道中，听众一万余人。富豪们为施舍钱财给吉藏而相互攀比，在他的知识和才华面前俯首帖耳。吉藏把所有的施舍财物都交给自己的徒弟昙献，让他分给众僧人……大业（605—616）元年，在隋炀帝统治时期，皇帝下旨，为了表示对吉藏的尊敬，誊抄《法华经》两千册，并散发给民众。唐朝（618—907）建立之时，皇帝进入京城，城里的僧人们以吉藏作为自己的代表，他对皇帝说：长年战乱，生灵涂炭，民不聊生。现如今，陛下善用时机，拯救百姓于水火。若此，黎民百姓和众僧都将感恩陛下。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出于对他的尊敬，皇帝下旨支付他的全部生活费用。他在年老的时候，请求皇帝免除他的工作。然后，他给其他帝王们写谏书，对他们进行忠告。当整部书写完的那天，他要来热水，沐浴全身，穿上新衣，侍者们焚香，吉藏静坐圆寂。他活了七十五岁，他去世的时间是武德六年五月（623），在唐高宗时期（原文误。武德六年是唐高祖在位。——译者注）。吉藏留下遗嘱曰：不要将他裹进布单，要让众人目睹他，脸上肌肤如新，就如活着一样。皇帝下旨把他放进南山一个洞穴中，还为他赐撒了很多财物。”

（《唐高僧传》二集卷一一原文：释吉藏俗姓安，本安息人也。祖世避仇移居南海，因遂家于交广之间，后迁金陵而生藏焉。年在孩童，父引之见于真谛，仍乞诸之。谛问其所怀，可为吉藏，因遂名也。历世奉佛门无两事，父后出家，名为道谅。精勤自拔，苦节少伦，乞食听法，以为常业。每日持钵将还，跣足入塔，遍献佛像，然后分施，方始进之。乃至涕湩便利，皆先以手承取，施应食众生，然后远弃，其笃谨之行，初无中失。谅恒将藏听兴皇寺道良朗法师讲，随闻领解，悟若天真。年至七岁投朗出家。采涉玄猷，日新幽致，凡所谘禀，妙达指归，论难所标，独高伦次，词吐赡逸，弘裕多奇。至年十九处众覆述，精辩逢游，酬按时彦，绰有余美，进誉扬邑，有光学众。

具戒之后，声闻转高。陈桂阳王钦其风采，吐纳义旨，钦味奉之。隋定百越，遂东游秦望，止泊嘉祥，如常敷引。禹穴成市，问道千余。志在传灯，法轮相继。开皇末岁炀帝晋蕃置四道场，国司供给，释李两部各尽搜扬，以藏名解著功，召入慧日，礼事丰华，优赏伦异。王又于京师置日严寺，别教延藏往彼居之，欲使道振中原行高帝壤。既初登京辇，道俗云奔。见其状，则傲岸出羣；听其言，则钟鼓雷动。藏乃游诸名肆，薄示言踪，皆掩口杜辞，尠能其对。然京师欣尚妙重《法华》，乃因其利，即而开剖。

时有昙献禅师，禅门钲鼓，树业光明道俗陈迹，创首屈请敷演会宗。七众闻风造者万计，隘溢堂宇外流四面，乃露缦广筵犹自繁拥；豪族贵游，皆倾其金贝；清信道侣，俱慕其芳风。藏法化不穷财施填积，随散建诸福田，用既有余，乃充十无尽。藏委付昙献资于悲敬，逮仁寿中年，曲池大像举高百尺，缮修乃久身犹未成，仍就而居之，誓当构立，抽舍六物并托四缘，旬日之间施物连续，即用庄严峙然高映，故藏之福力能动物心，凡有所营无非成就。

隋齐王陈夙奉音猷，一见欣至而未知其神府也，乃屈临第并延论士，京辇英彦相从前后六十余人，并已陷折前锋，令名自著者，皆来总集。藏为论主，命章陈曰：“以有怯之心，登无畏之座，用木讷之口，释解颐之谈。”如此数百句。王顾学士傅德充曰：“曾未近锋御寇，止如向述恐罕追斯踪。”充曰：“动言成论，验之今日。”王及僚友同叹称美。

时沙门僧粲，自号三国论师，雄辩河倾吐言折角，最先征问，往还四十余番。藏对引飞激注赡滔然，兼之间施礼貌词彩铺发，合席变情赧然而退，于是芳誉更举顿爽由来。王谓未得尽言，更延两日，探取义科重令竖对，皆莫之抗也。王稽首礼谢，永归师傅，并吉祥麈尾及诸衣物。晚以大业初岁，写两千部《法华》。隋历告终，造二十五尊像，舍房安置，自处卑室，昏晓相仍竭诚礼忏。又别置普贤菩萨像，帐设如前，躬对坐禅，观实相理，镇累年纪不替于终。

及大唐义举，初届京师，武皇亲召释宗，谒于虔化门下。众以藏机悟有闻，乃推而叙，对曰：“惟四民涂炭，乘时拯溺，道俗庆赖，仰泽穹旻。”武皇欣然，劳问勤勤，不觉影移语久，别敕优矜，更殊恒礼。武德之初，僧过繁结。置十大德，纲维法务，宛从初议，居其一焉。实际定水，钦仰道宗，两寺连请，延而住止，遂通受双愿，两以居之。

齐王元吉，久揖风猷亲承师范，又屈住延兴，异供交献。藏任物而赴，不滞行藏，年气渐衰，屡增疾苦。敕赐良药，中使相寻。自揣势极难瘳，悬露非久，乃遗表于帝曰：“藏年高病积，德薄人微，曲蒙神散，寻得除愈，但风气暴增，命在旦夕，悲恋之至，遗表奉辞。伏愿久住世间，缉宁家国，慈济四生，兴隆三宝。”储后诸王并具遗启累以大法。至于清旦，索汤沐浴，着新净衣，侍者烧香，令称佛号，藏跏坐俨思，如有喜色，斋时将及，奄然而化。春秋七十有五，即武德六年五月也。遗命露骸，而色愈鲜白。有敕慰赠，令于南山觅龛安置，东官已下诸王公等，并致书慰问，并赠钱帛。

今上初为秦王偏所崇礼，乃通慰曰：“诸行无常，藏法师道济三乘，名高十地，惟怀弘于般若，辩囿包于解脱，方当树德净土，阐教禅林，岂意湛露晞晨业风飘世，长辞柰苑遽掩松门，兼以情切绪言见存遗旨，迹留人往弥用栖伤。”乃送于南山至相寺，时属炎热坐于绳床，尸不摧臭，跏趺不散。弟子慧朗树续风声，收其余骨，凿石瘗于北岩，就而碑德。

初藏午位息慈，英名驰誉；冠成之后，荣扇逾远。貌像西梵，言实东华。含嚼珠玉，变态天挺，剖断飞流，殆非积学；对晤帝王，神理增其恒习，决滞疑议，听众忘其久疲。然而爱狎风流，不拘检约，贞素之识，或所讥焉。加又纵达论宗，颇怀简略，御众之德，非其所长。在昔陈隋废兴，江阴陵乱，道俗波迸，各弃城邑，乃率其所属，往诸寺中，但是文疏并皆收聚，置于三间堂内。及平定后，方洮简之，故目学之长，勿过于藏。注引弘广，咸由此焉。讲三论一百余遍，《法华》三十余遍，《大品》《智论》《华严》《维摩》等各数十遍，并著玄疏盛流于世。及将终日，制《死不怖论》，落笔而卒。词云：“略举十门以为自慰。夫含齿戴发，无不爱生而畏死者，不体之故也。夫死由生来，宜畏于生，吾若不生，何由有死？见其初生，即知终死。宜应泣生，不应怖死。”文多不载。慧远依承侍奉，俊悟当时。敷传法华，光嗣余景。末投迹于蓝田之悟真寺，时讲京邑，亟动众心。人世即目，故不广叙。——译者注）

关于这段讲述，可以关注到，在记载吉藏经历的所有汉语文献中，都写到他的祖先是从安息逃难的王子——逃离伊朗，定居在南海地区（在汉语术语里指中国南部诸港口地区）。伊朗安息王朝王子们逃难的逸闻还不止于该故事。另一个中国著名佛教高僧、佛经汉译的第一位翻译家名叫安世高，关于他的生平留下很多资料：他也是一位逃难的安息王子，在桓帝统治时期（147—167）来到中国，公元148年到达中国都城洛阳。他在那里开始讲经布道，然后把重要的佛经典籍翻译成汉语。^[48]

安息王朝时期，伊朗与中国的海洋密切关系，还可以从两国之间交换货物的种类来考察。《魏书》^[49]，属于最重要的中国历史典籍，写于公元551—554年之间，记录了公元386—550年之间中国南部和东部的一些事件，该书实际上是公元386—534年、公元534—550年之间中国北部和东部王朝的历史，该书是东吴王朝的一位衙门官员魏收^[50]撰写的（原文误。魏收为南北朝时期大臣、历史学家、文学家。其生卒年见脚注②。——编者注）。在这部书的一篇目录中，记录了一些中国从伊朗进口的货物，包括：珊瑚、琥珀、黑瑞木、珍珠、透明和不透明的玻璃、水晶石、钻石、钢铁、硫、银、水银、乳香、姜黄、安息香、黑胡椒、椰枣、乌附子、雌黄。^[51]（《魏书》卷一百二原文：波斯国，都宿利城，在忸密西，古条支国也。去代二万四千二百二十八里。城方十里，户十余万，河经其城中南流。土地平正，出金、银、鍮石、珊瑚、琥珀、车渠、马脑，多大真珠、颇梨、瑠璃、水精、瑟瑟、金刚、火齐、镔铁、铜、锡、朱砂、水银、绫、锦、叠、毼、氍毹、毾毹、赤獐皮、及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香，胡椒、毕拨、石蜜、千年枣、香附子、诃梨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等物。气候暑热，家自藏冰。地多沙碛，引水溉灌。其五谷及鸟兽等与中夏略同，唯无稻及黍、稷。土出名马、大驴及驼，往往有日行七百里者。富室至有数千头。又出白象、师子、大鸟卵。有鸟形如橐驼，有两翼，飞而不能高，食草与肉，亦能啖火。——译者注）这些物产的出产地，在伊朗高原内部、阿拉伯半岛、非洲东部和印度斯坦。这显示出伊朗航海家们在这时期是中国最主要、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他们把这些地区出产的物产出口到中国，留下这两个国家之间密切来往的最重要的文化遗产。这些词汇在伊朗和中国的历史记忆中，经历数个世纪依然留存下来。在中国典籍中，直到公元3世纪，采用“安息”一词称呼伊朗，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典籍对伊朗最古老的称呼。该词是Arshak（）名词形式的变异，由于在汉语中没有“ر（r）”这个字母，将之转变为“ل （l）”或“ن（n）”，因此，把安息王朝创立者的名字赋予伊朗，将之记录为“安息”。另一方面，“中国（秦Chīn）”之名，事实上，也是安息王朝与东方密切来往的结果，很有可能，这个词是通过中国航海家传递给伊朗的，逐渐成为对整个中国大地的称呼。一些中国学者认为，伊朗最早运用“中国”之名称是通过与中国航海家们的海路密切来往。大多数中国学者也赞同此观点：“中国Chīn”一词来自“秦Chīn”朝。在秦朝（前221—前206），中国西南部的人们开始与世界西部地区包括伊朗，做海洋贸易。他们在做贸易的时候把自己称为“秦”人，因此伊朗航海家把“秦”朝的名字用于整个中国（Chīn）大地。^[52]事实上，该国名字在汉语里叫作“中国（Zhong Guo）”。这个名字从周朝（前1046—前221）以来一直沿用至今。“国”的意思是“都城”（原文如此。——译者注），“中”的意思是“中间”或“中央”。一些汉语词汇保存了中国与安息王朝在文化领域的密切往来。“安息香”这个词——安息的香料——是指“本偶因”（Benzoin，安息香是一种复合型香料。——译者注），以及中国人所称呼的“安息雀”，意思是“安息的飞禽”，诸如此类的词汇，让“安息王朝”名垂青史。

由于缺少这时期的历史资料和证据，阻碍了我们根据现有资料成果分析伊朗与中国之间的海洋密切关系。上述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的证据虽然不多，但也足够呈现安息王朝时期伊朗远程航海的密切关系。由于考古学家对伊朗诸港口的科学发掘还未完成，希望在将来，伴随着考古学领域完成相关研究，能够获得这时期伊朗人航海的更多资料和信息。其中一处考古发现已经显示出安息王朝时期坐落在波斯湾海岸的霍尔木兹古港口遗址的一部分，该遗址已经显露出海关室、卫护城墙等。随着这些以科学方式考古发掘的不断进展，霍尔木兹古城的完整遗址将会呈现。古希腊文献记载，该港口是波斯湾重要的卸货港口之一。

一句话概而言之，在安息王朝时期，一方面，由于陆上丝绸之路出现不安全因素、中国政权在北方部落的侵扰下显得孱弱；另一方面，安息王朝影响力在伊朗南部地区的扩展，以及他们驻扎在波斯湾、印度洋、红海等重要港口和海峡地带，波斯湾的航海家们发现季风，这一系列因素导致在第一个阶段伊朗远洋贸易关系的形成。由此，波斯湾的航海家们，以早期伊朗人的名义，穿越印度洋和中国南海，抵达该地区的港口，把阿拉伯半岛东部、非洲东部诸港口和波斯湾诸港口的物产运往中国；作为交换，他们又把中国的货物诸如丝绸，以及那片土地上的其他物产运往伊朗。这种密切往来的遗物和遗址，留存在中国博物馆和他们的历史资料中，也留存在这两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历史记忆中。其中一些上文业已提及。因此，安息王朝时期波斯湾航海家们应该是远洋贸易的奠基人。他们对这种充满冒险的远程旅行的经验和积累，一代一代地在波斯湾航海家中传递，乃至在后来的时期，尤其是在萨珊王朝时期，以更加广阔、更加深入的形式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