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在米底王朝（前770—前550。——译者注）时期，其边境线就已经朝地中海方向发展，因此伊朗古代帝王们越来越关注航海，海洋贸易事务比之前得到大力发展。在这其中，阿契美尼德王朝的国王们对波斯湾及其港口和岛屿显示出特别的关注，乃至于“伊朗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时期是地中海东海岸、波斯湾、印度洋延伸区域的绝对的、无可争辩的统治者。甚至，在某些短时期内，即公元前525至前428年、公元前345至前332年，还是整个地中海的绝对统治者和占有者。”[1]伊朗人，尤其是波斯人，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建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就对波斯湾沿岸十分熟悉，很多伊朗族裔的部落被列入当地土著部落。人口稠密的繁荣港口“里扬（
）”，今天布沙赫尔附近，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居鲁士时期，是埃兰地区的重要码头之一，具有很大的重要性，伊朗国王在其海岸线附近的区域内建造了宏伟的宫殿，其遗址还残留在布拉兹疆附近。[2]该宫殿的“伊斯塔尔·阿布”[3]和“雅利安”[4]部分，以“塔乌克”的名字被提及。这个城市的名字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泥板文献中被记录作“塔姆坎”（Tamukan）[5]。阿契美尼德家族最早的墓地就在波斯湾海岸线附近的区域内，这是针对这种说法的另一个证据。[6]
伊朗人对航海的熟悉，以及他们在波斯湾沿岸定居，促使他们领会海洋贸易的意义。居鲁士大帝统治时期，实施了一系列贸易优惠措施。公元前522年，随着大流士一世登基，伊朗在海洋领域进入一个新时代。大流士一世在执政初期采取了三项重大举措，对波斯湾沿岸居民和该地区的海洋贸易产生了重要影响。
1. 公元前520年，让波斯湾沿岸省份俯首称臣。
2. 公元前518年，征服印度斯坦（这里指印度河流域，即现在的巴基斯坦地区；在古代也被称为信德地区。——译者注）及其部分沿海地区，派遣一个海洋勘探团到波斯湾、印度洋和红海。
3. 公元前497年，开凿苏伊士运河，通过在埃及建立一条大的水路来连接波斯湾和地中海。
这些举措属于大流士一世经济贸易全盘计划中的一部分，其必要性是建立海岸线地区的安全，建立从波斯湾和信德地区的诸港口到红海北部地区的连续不断的贸易水路。
这一系列的准备和有效措施显示出令人震惊的深谋远虑，显然，大流士一世对在印度洋和波斯湾海洋势力的意义有着全面的了解和洞悉，他深知对于大帝国——这个架设在中东地区的路上桥梁来说，控制印度洋和波斯湾的航海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7](www.xing528.com)
大流士一世在推进海洋贸易事务方面的举措，对波斯湾和该地区的岛屿和港口的繁荣发达和经济增长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通过开凿苏伊士运河，波斯湾的船只和航海家们能够把自己的货物直接运送到地中海——其西部海岸也在阿契美尼德王朝的掌控中——诸港口，并在那里使自己需要的商品得到供给。大流士一世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开凿苏伊士运河在第一时间促使海洋贸易繁荣，推进船只在波斯湾与地中海之间的往来；在接下来的阶段，是建立在地中海沿岸的海上霸权，使伊朗帝国内的货物运输快捷容易。之前，货物运输线路是从波斯湾北部港
口到巴比伦，然后到地中海东部地区和希腊。大流士一世以其全部的聪明才智通过该卓越的举措，把货物运输线路改变为惠及波斯湾下游的诸港口。换言之，开凿苏伊士运河导致巴比伦和陆上沿线诸城市在从波斯湾到地中海沿岸贸易中遭遇巨大损失。因此，一些研究者把大流士一世的这一举措解释为旨在打击巴比伦的繁荣贸易。[8]
这些举措导致在整个阿契美尼德王朝统治时期，伊朗人凭借波斯湾诸港口与印度斯坦诸港口、红海、非洲东部诸港口进行贸易。应该补充一点，在整个这个时期，由于对季风还没有足够的认识，航海家们沿着海岸线，或者是在海岸线附近进行长距离航行。换言之，伊朗航海家们从波斯湾沿岸到达莫克兰、信德、古吉拉特和印度斯坦西部诸港口，走遍了该地区经由海岸线彼此连接起来的各个港口。另一方面，伊朗航海家们通过沿海岸线航行到达了阿曼和也门沿岸，经巴布·厄耳·曼德海峡抵达非洲东海岸。印度、阿曼、东非海岸线航行线路的细节和站点最早是在伊斯兰时期在伊本·胡尔达德贝赫的《道里邦国志》一书中被提及。[9]
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征服伊朗与阿契美尼德王朝的覆灭给波斯湾及其沿岸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伊朗统一政体的垮台，在海岸线地区的失势，以及亚历山大继任者们对波斯湾情形的忽视，给该地区带来各种不利条件。亚历山大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意欲雇佣腓尼基人在波斯湾进行航行。根据他的指示，腓尼基人开始造船，就在那年三艘船从北岸出发探测波斯湾。其中一艘船到达巴林，在这个岛屿上近距离观看采集珍珠。但是，没有一艘船能够走出霍尔木兹海峡以远。这些航行没有太多的结果。[10]亚历山大的死亡导致他关于发展巴比伦和波斯湾贸易的计划停顿，他的继任者们由于对继承权的争夺，对地区经济事务没有显示出足够的关注。最具实力的亚历山大继任者们驻扎在埃及，建立了托勒密王朝；而塞琉古对波斯湾贸易事务的忽视，导致整个公元前3世纪红海和地中海的诸港口因得到埃及托勒密王朝的庇护而在东西方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海岸线沿岸地区处在政治权力真空，以及不安定因素的扩大，这使得波斯湾诸港口和岛屿不能像以往那样在海洋贸易中占据重要份额。在这两个世纪，居住在阿拉伯斯坦南部的阿拉伯人即赛伯邑人，以及阿拉伯斯坦东部的民族即古尔赫人，在埃及统帅托勒密及其继任者的坚决支持下，在印度与欧洲之间的贸易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馆长阿伽塔尔·希达斯在公元前二世纪对此写道：事实上，在大地上，没有一个民族像古尔赫人和赛伯邑人那样富有，他们处在亚洲与欧洲之间的中心，这为他们在贸易过程中带来优越的情形。他们是使叙利亚和埃及变得富庶的民族，并且把最富有利润的贸易带给了腓尼基航海家们。他们使用各种各样的奢侈品，不论是盘子、雕像还是家庭其他用品，在欧洲都算最高等级的什物。他们的生活花销十分巨大，并且与王公贵族们的奢侈生活攀比，他们的家因覆盖金银的柱子而熠熠生辉。[11]在整个塞琉古王朝统治伊朗时期，波斯湾及其港口的大致情形很不稳定。历史证据显示，波斯人在南部沿岸地区的地方王朝，因远离塞琉古的统治，而继续有波斯湾地区性的贸易行为。[12]这种行为随着安息王朝在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的建立而发生了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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