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与中国早在伊斯兰前（本书中出现的“伊斯兰前”和“伊斯兰后”，是指伊斯兰教历元年即公元622年之前和之后。——译者注）一千多年便是近邻。两国在这个时间段的往来联系应当纳入商贸和文化关系的框架内来评价。公元19世纪，“丝绸之路”这个名字获得广泛认可，事实上，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即伊中两国之间陆上联系古道，从东北部和东部把我国与中国的繁荣城镇联系在了一起。
丝绸之路的北部支线经过花剌子模地区和喀喇昆仑山脉（原文如此，可能有误。——译者注），中路经过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南部支线经过巴尔赫、塔勒冈、巴达赫尚，最终抵达喀什噶尔城。喀什噶尔[1]在该路线中具有重要作用，乃至在一些伊斯兰时期的历史文献中，被称为“中国第一边界边境城市”[2]、“伊斯兰世界边界”[3]。该城市曾是伊中之间第一个重要贸易站点。因此，在丝绸之路相关研究中具有重要地位。由于该城市毗邻塔克拉玛干[4]大沙漠，加之该大沙漠北部是天山山脉，西部是帕米尔高原，南部是昆仑山，商队不得不绕行这片大沙漠，经过吐鲁番或和田这条线，该线路通过一条走廊抵达喀什噶尔城。实际上，由于自然环境因素，在两国间仅有一条货物交流线路通向喀什噶尔。这种状况使得，在漫长的历史上，伊中两国政府为了保护该重要线路即东西贸易生命大动脉的安全而谋求双边互利合作。换言之，在伊斯兰前，伊中两个帝国在该道路上拥有共同利益，并曾为了保护和守卫这条道路而共同努力。在该路线北部，天山山脉以远及其东带，生活着强悍的游牧民族，在不同的时期，当出现干旱，草场减少，以及生活窘迫时，他们就袭击中国北部及伊朗东部。相对于其他民族来说，这些游牧民族更多地把这条重要的商贸通道置于危险中。
因此，在漫长历史中，特别是在伊斯兰前，面对北部游牧民族的大范围入侵，保卫中国北部地区一直是中国历代政府最重要的问题。其中一项最伟大的、最具建设性的举措就是修建著名的“长城”。另一方面，游牧民族在需要时，袭击中国的西部和伊朗在索格底和河中地区的边界，使得这些地区也置于危险中。事实上，这些游牧民族是通过扰乱中国西部以喀什噶尔为终点的贸易线路，以及两国商旅之路的咽喉地带的治安，而将两国之间的商业交流置于威胁中。因此，历史上，伊中两国出于共同利益，在保障东西商路的安全上，特别是在喀什噶尔城一带付诸了许多努力，建立军事和政治的合作，在中国北部土著民族的进攻面前保护自己。北方民族注意到伊中两国政治的不稳定和统治的弱势，频繁发动袭击，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逐渐占据了伊中陆上贸易线路的重要部分，并在该线路上的繁荣城镇驻扎下来，扰乱该线路的治安，破坏该道路上的贸易。
伊斯兰前，北方民族的侵略在史籍和伊中神话传说中，被称为“月氏”[5]、“匈奴”或“蛮族”等民族的袭击。安息时期，“匈奴”民族的入侵在伊朗东北部，随后进入欧洲北部；萨珊王朝初期和末期的“蛮族”入侵也是在这所有入侵之列。在某些情况下，比如伊中两国政府无力保障以及重塑自己的权力时，该贸易线路在长时期内缺乏安全，导致商队及其经济利益受损。因此，他们为了弥补该损失，着手开发另一条道路，从波斯湾到中国及其港口的海上贸易。尽管这对于航海家来说十分危险，但可以作为一条替代之路。
历史文献证明，伊中大小商人都指出，那时陆上丝绸之路存在广泛的长期的动乱，他们通过把商品贸易集中在波斯湾至中国东部海域的海路，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遭受的损失。因此，除了边界内区域范围的变更、中央政府政策的变化，以及经济条件的变化之外，在历史不同时期波斯湾“远洋贸易”增长和发展的原因之一，可以认为是伊中两国陆上贸易线路的阻塞。尽管其他一些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会导致波斯湾贸易的增长，但在本研究中，作为一个推测被考虑到的是，伊中陆上贸易道路的阻塞对海路的发展与繁荣，以及波斯湾远程贸易——其最终目的地是中国东部及南部的港口——均有影响。换言之，在本研究中以波斯湾海洋贸易作为考察研究对象。
波斯湾与中国港口的贸易，通过印度洋的中转港口，与中国东部海域连接起来，使贸易得以实现。在漫长的历史上，波斯湾港口内部的贸易，及其毗邻地区的商贸，在印度洋范围内和非洲东部地区从未中断过。骚乱和中央统治的孱弱无能，对波斯湾的地区性贸易没有产生令人关注的影响。然而，远程贸易需要商人们更多的资本和扶持，中国方面同样也有必要在通行的港口和岛屿制定扶持政策。这些政策的出台，有时是出自商人们的能力和需求，政府为了维持这些贸易而不得不加大扶持力度。换言之，远远超出波斯湾内部区域密切关系的远程贸易，需要航海技术、信息、航海家的自觉意识，以及特殊船只的支撑。这件事情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政府直接干预。这些扶持的具体实例，将在本书后文不同部分进行研究和呈现。
必须赘述的是，在这种贸易交流中，一些重要的货物，从物品价值来说是昂贵的。丝绸、布料，以及香料，一直以来是从中国进入伊朗的最重要的货物。在伊朗人的行政历史文化中，具有高价值的商品名叫“奇货”[6]（意思是中国和印度两国海货中的稀有昂贵货物）。别的货物，诸如瓷器，伊斯兰后在伊朗人的历史记忆中也被称作“奇货”，我们也应该把它们列入名单中。瓷器的经济价值高昂，使得大小商人为了维持贸易而对之显示出极大的热情。因此，中国北方民族入侵导致的陆路阻塞，并不会导致这种远洋贸易状况受损。在这种情况下，大小商人将资本投入与中国的海上贸易。
正如序言中所述，本研究基于这样一个坚实的推测：造成波斯湾和中国东部海域远洋贸易繁荣发展的原因之一，与陆上丝绸之路长时期的骚乱、北方民族的广泛袭击、中伊两国政权的孱弱与衰落有关。实际上，波斯湾远洋贸易的繁荣是“取决于陆上丝绸之路安全状况的变化”。这种情况，从很早时期一直持续到公元16世纪葡萄牙军舰进入波斯湾海域。换言之，伊中远洋贸易从很早时期到公元16世纪初，是建立在时代的诸多变化上的。葡萄牙人进入东方，他们驻扎在世界东方海域的重要海峡——霍尔木兹、亚丁、马六甲，导致了伊中两国长期以来的联系逐渐消失。伊朗航海家对与中国远程贸易的掌控由此缩小。基于该推测，通过关注河中地区和中国北方地区不同时期的政治安全状况，波斯湾远洋贸易的发展和繁荣，可以分为伊斯兰前与伊斯兰后两个时期。与中国和亚洲东部地区的贸易进程和密切联系将会在“波斯湾航海家在中国港口的遗迹”题目下进行介绍和呈现。
该研究的根本目标，至少是呈现伊中文化交流与贸易交流的各个不同时期的状况和历史进程——通过波斯湾这片海域的航海家和商人们的远大抱负而致。本课题的展示方式是让历史、考古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学生们，能够熟悉该领域的大量研究参考资料；同时，让他们通过本研究著作，初步了解伊朗在远东的一部分文化遗产，并形成国内高校和研究中心发展和普及这类研究的一个领域。
本研究分为两部分，并以海况的五个时期为题旨，进行阐述。
第一部分：古代波斯湾的远洋贸易
通过关注发生在中国北方地区的一些政治现象，以及游牧部落对丝绸之路沿线城市的广泛侵袭，可以将古代波斯湾的远洋海贸易分作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安息王朝时期的远洋贸易（这归结于月氏部落对中国北方、伊朗东北部的广泛侵袭和贵霜王朝建立）
第二个时期：萨珊王朝时期伊朗的远洋贸易（这归结于中国北方部落对中原地区侵袭，导致中国统一政权消失三个世纪，陆上丝绸之路变得不安全，中国政权在南部和东部建立）
第二部分：伊斯兰时期波斯湾的远洋贸易
这个时期从伊斯兰开始的世纪持续到希吉拉历（即回历。由于中国回族正式形成的时间较晚，本书统一采用音译。希吉拉历的阴历一年360天，与一年365.25天的公历之间的换算比较复杂。大约每过73年，希吉拉历就比公历多出一年。有时希吉拉历的年份会跨两个公历年份。本书中两种历法年份的对应均按希吉拉历与公历的换算年份对照表而来。——译者注）10世纪（16世纪），也分作两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伊斯兰第一个世纪直至征服河中地区时期的伊朗远洋贸易（这归结于在征服时期，丝绸之路不安全因素的扩大，萨珊王朝的覆灭，以及地方埃米尔国盘踞于河中地区）
第二个时期：蒙古时期至萨法维王朝建立时期的伊朗远洋贸易（这归结于蒙古三大兀鲁思在河中地区和伊朗高原内部展开对汗位继承权的争夺战，以及中国和伊朗政治势力的崩溃。）(www.xing528.com)
本研究的根本焦点集中在伊斯兰后时期。这部分将在国内第一次运用中国资料、伊斯兰资料、考古学的新发现，尤其是运用田野调研所获——这是本人利用居住在中国一年零几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不断地到访中国一些重要的早期港口如广州、泉州、杭州、扬州、天津，以及一些重要城市如南京、北京、西安、昆明而获得的资料——来呈现和介绍在这些地域的波斯湾航海家们的遗迹。
本研究最后一个重要部分，是碑文和波斯湾航海家们在中国港口城市，即南部的广州和东部的扬州、杭州、泉州的伊斯兰遗迹，以及对它们进行释读和诠释
（实际上本书最后的碑文释读只涉及泉州和杭州。——译者注）。有必要指出，伊中关系史研究从很早以前就已经广泛开展，在这方面的书籍和文章已经出版很多。然而，在这些研究中，伊朗研究者所占份额非常少。既有研究中的绝大部分，或是通过欧洲研究者，或是通过中国学者来完成的。在这方面，还应当补充说明，除了一些西方研究者和为数不多的中国学者之外，比较遗憾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由于缺少对伊朗历史文化的全面了解，尤其是对波斯语文献缺少了解，不能做到全面分析和呈现伊朗和中国之间漫长的交往关系。另一方面，几乎所有中国学者的研究都是用中文写成的，直到现在没有翻译成波斯语。因此，我们关于这方面的信息是非常少的。本研究通过从伊朗视角的窗口来关注伊朗与中国的历史交往关系，并通过对波斯语和阿拉伯语的文本和文献资料的确认来展开。
如此，通过采用中国文献和中国与其他国家考古学家们的新发现，把远洋交往关系，尤其是波斯湾伊朗航海家的角色置于研究之中，这一方式具有重要意义。本作者将努力介绍该领域的杰出研究成果；同时，也使读者了解伊中关系中的相关重要研究。
由于翻译中国的一些特殊词汇和名称、一些词汇的发音，并把它们转写成波斯语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在运用资料方面，首先至少将其相关信息在文中或是脚注中展示出来，让读者能够建立起与中文文本的必要关联。同样，鉴于很多从发音的角度彼此相似的中国地理名称，鉴于中国地理空间的辽阔，以及从波斯湾到中国东海之间海洋线路的大幅延展，本研究将通过提供各种各样的地图来指出地名的地理位置。为了让读者更多、更好地了解一些中国名称，本作者努力运用一些翻译成波斯语的历史资料，并对之做简要的阐释。
波斯湾地图
最后，我觉得有必要对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荣新江教授诚挚而十分有效的合作、北京大学伊朗研究中心主任波斯语教授王一丹博士、昆明大学（指云南大学。——译者注）姚继德教授，以及北京大学波斯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们致以特别的感谢。同样，感谢上海大学（指复旦大学。——译者注）历史系教授邱博士和北京大学伊朗学专业的王诚先生，在翻译历史典籍中的一些中国古代词汇和中文词汇的正读拼写方面所给予的大力帮助。我还要对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毕业生阿德尔·汉尼博士的帮助表示特别的感谢。
我还由衷感激我博学的朋友和同事曼苏尔·塞法特古尔教授，他极其耐心地从头到尾阅读拙著，使我受益于他有价值的指导；同样，感谢历史文献领域的研究专家埃马德丁·谢赫·阿尔霍克曼依在释读一些碑文和文献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感谢我的孩子们萨拉、阿里、礼萨在提供和绘制地图方面给予我的帮助。
我自己觉得还有必要对文化与旅游遗产研究院出版社负责人、尊敬的麦赫迪阿巴迪女士的努力和合作，以及她的同事们的合作表示感谢。
【注释】
[1]喀什噶尔Ka shi ga er.【本译著对原文注释一律只翻译波斯文和阿拉伯文注释；对拉丁字母文字的注释不做翻译。】
[2]阿布·贾法尔·本·加利尔·塔巴里《国家民族志》，穆罕默德·阿布法兹尔·易卜拉欣校注，贝鲁特：特拉斯书局，1387（1996）年【这里原文有误。不论是伊斯兰阴历1387年还是伊斯兰阳历1387年皆不等于公元1996年。本书注释中圆括号里的年代皆为公历，或为作者原有，或为译者添加。以下不再说明。——译者注】，第6卷，第500页（喀什噶尔……中国边境繁华城市）。阿布·穆罕默德·艾哈迈德·本·阿斯姆·库法裔《征服》，阿里·沙里校注，贝鲁特：阿兹瓦书局，1411（1991）年，第7卷，第165页（喀什噶尔是中国边境繁华城市）。阿布·阿里·马斯库维·拉齐《各民族经历》，阿布高塞姆·伊玛米校注，苏鲁什出版社，1379（2000）年，第2卷，第222页（喀什噶尔……中国第一繁华城市）。阿卜杜拉赫曼·本·穆罕默德·伊本·赫尔顿《伊本·赫尔顿历史》，哈里尔·沙赫德校注，贝鲁特：菲克尔书局，1408（1988）年，第3卷，第85页（喀什噶尔……中国边境城市）。
[3]阿布·沙依德·本·穆罕默德·沙姆安尼《关联》，阿卜杜拉赫曼·本·叶海亚·莫阿勒米·亚马尼、希达尔·阿巴德校注，奥斯曼尼耶苏非教团活动所出版，1382（1962）年，第11卷，第22页。
[4]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面积33.76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沙漠，位于中国西北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塔里木河自北向南流经该沙漠，喀什噶尔市位于该河流西部。
[5]Henning W.B. The Date of the Sogdian Ancient Letters,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 12, No. 3/4, 1948, pp. 601-615.
[6]Vosooghi, Mohammadbagher, Marco Polo and the Taraef of China in Iran, Newsletter For International China Studies(《国际汉学研究通讯》), NO.4, Beijing University, 2011: 392-40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