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拉格和平的缔造者希望恢复神圣罗马帝国原有的旧秩序。但这是无法办到的，发生的事情就是发生了，无法改变。斐迪南二世一度试图打着法律的幌子为其所属教派谋取最大的利益，广大臣民已经对他彻底失去信任。就像一个人一样，国家及其政府也“戴着罪恶的枷锁”。只有一种新的精神注入，罪恶的枷锁才能被打开，自由才能被解放。《布拉格和约》规定的领土分配已然不尽如人意，而与和平相关的宪政改革竟然没有提及则让臣民更难接受。帝国议会的两个上议院——选帝侯议院和诸侯贵族议院——议员中绝大多数仍是天主教诸侯；而帝国理事会成员更是清一色的天主教诸侯。有过经验教训的帝国议会和委员会可以尽量表现得不像过去那样自命不凡，但政府如果出于谨慎而不按原则行事的话，是不能提升自信的。这样的行事方式不会造就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当下的神圣罗马帝国恰恰就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领导臣民们去抵御外敌的入侵。
萨克森选帝侯约翰·乔治一世代表新教诸侯提出的一系列合理要求均未得到满足，斐迪南二世给出的理由是萨克森-魏玛的伯恩纳德和黑森-卡塞尔伯爵威廉五世等人拒绝接受《布拉格和约》。虽然这些人确实野心勃勃，意欲占有更多的领地，但就此断言他们利用宗教热情是有失偏颇的。他们率军攻入城池烧杀掠夺之前，会发出“上帝和我们在一起”的战斗呐喊，留出专门时间向上帝祷告。他们的眼前闪现着即将会发生的一幕幕悲惨场景，心里却想着这是在为实现他们崇高的目标而奋斗。除了卑劣之徒外，大多数人在决定做某件事时，自然会忽略其消极影响，将心思全部放在崇高的目标之上。但军旅生涯对士兵潜移默化的影响以及士兵好战的本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萨克森-魏玛的伯恩纳德等人的反抗行为。他们难以接受斐迪南二世近乎苛刻的统治，对皇权充满了无比的蔑视。由于怀着崇高的目标，所以蒂利伯爵约翰·塞克拉斯和古斯塔夫·阿道夫二世能无往不胜，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也能摆脱一己私利，以民族统一为重。但当一群没有爱国之心且毫无原则的人发动战争时，崇高的目标不复存在，帝国大厦行将倾塌。
神圣罗马帝国的分裂并不完全是由德意志人自己造成的。在自然界中，当一个生命体变得不再健康甚至腐烂时，低等生物就会前来入侵。同理，一个民族如果内部有了分裂，那么国家意识就会消失。该民族随之成为邻国觊觎的猎物。而一个强大的民族是不会遭到外敌入侵的。动物腐烂的尸体就在那里，秃鹫自然会围聚过去。1632年，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之所以能够集结起一支军队，是因为西班牙人的黄金；1634年，阿尔布雷希特·冯·华伦斯坦的军权之所以能被收回，也是因为西班牙人的黄金；诺德林根大捷则离不开西班牙军队的帮助。西班牙这么做的目的不是希望看到一个伟大或和平的神圣罗马帝国。往好处想，它是想看到神圣罗马帝国的哈布斯堡家族强大起来；往坏处想，它希望神圣罗马帝国腐朽不堪的制度能够延续下去。斐迪南二世如果与西班牙结盟，法兰西王国就成了他的敌人。代表新旧制度的两个国家为争夺欧洲霸权即将展开厮杀，神圣罗马帝国的各方势力也将卷入其中。萨克森-魏玛的伯恩纳德和斐迪南二世将分别沦为法兰西和西班牙的工具。
进入这个战争阶段，冲突的直接动因已经不再是新教和天主教之间的利益和矛盾了。争夺阿尔萨斯和洛林这两个地区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当然，对这两个地区的争夺并不像现在[1]的德国和法国一样有明确的军事目的，即把该地区作为自己的防御缓冲区。当时争夺的主要原因是神圣罗马帝国不够强大。阿尔萨斯和洛林原本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现在却成了西班牙和西属尼德兰之间交往的要道。制海权掌握在荷兰人手中，因此上莱茵河就成了西属尼德兰与外界交往的大动脉。如果西班牙及其盟友神圣罗马帝国能够控制上莱茵河，那么一旦战争爆发，士兵和军火就能畅通无阻地运往尼德兰，从而支持红衣主教亲王斐迪南与荷兰人作战。反之，黎塞留如果控制上莱茵河，那么就扼住了敌人的咽喉，轻松地致敌人于死地。
诺德林根战役之后，黎塞留答应帮助瑞典手首相阿克塞尔·奥克森杰纳，条件是瑞典把阿尔萨斯的几个要塞让给法兰西王国。获得这些要塞后，黎塞留觉得法兰西的实力已经足够强大，可以公开向西班牙宣战了。(www.xing528.com)
1635年5月19日，也就是《布拉格和约》签署前十一天，法兰西王国的特使到布鲁塞尔向西班牙下了战书。令所有人吃惊的是，法兰西王国的兵力居然达到了十三万两千人。其中一支军队负责将西班牙人赶出米兰，解放意大利各诸侯国。另一支军队负责保卫洛林，协助萨克森-魏玛的伯恩纳德的军队渡过莱茵河深入神圣罗马帝国作战。主力大军则向西属尼德兰挺进。与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的荷兰军队会合后，联军准备直接攻打布鲁塞尔。
三十年战争时期的布鲁塞尔
奥兰治亲王腓特烈·亨利（1584—1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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