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环保理念的传统与当代转变

清中叶以来，矿业发展如火如荼。相对于清早期时开时禁的状况大有不同，但清早期在封禁与开禁的矿政论争中，主禁派中少数人所持有的环保理由并未被重视，对环境的考虑都被涵盖在风水论中，使得环境保护的论调被遮蔽。纵然时人中不乏对矿业环境保护的忧虑，但声音过于微弱，更何况发此论者大多为民间人士。加之，清以来由政府主导，官商合营的矿业经营模式就更容不下民间远见志士对环境的“杞人忧天”。因此，仅就滇东南的铜矿开采所带来的环境破坏灾难在清代就十分惊人，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清末官方秉持“变法图强”的国策，在洋务运动的推行下，矿业进一步发展。在矿业立法观念中，同西方争夺矿利，扩大政府收入来源成了重中之重。立法中仅通过消极补偿因矿业发展带来的直接损害（宅地坟墓）加以有限补偿，而对环境破坏带来的无形损害只字不提。同时随着科学意识的启蒙，民智逐渐开化，将风水论逐渐抛弃。但当时民智开启也未曾带来环保理念的主张。我们或许可以认为，风水论在清早期曾与环境相连，在一定程度上能够阻止对一些矿业的开采，从而避免了对矿区周边环境的破坏。而当风水论被彻底抛弃时，没有相应的环保理念在矿业发展理念中占据位置，从而导致了清末对环保的更加忽视。虽然在英人的帮助下，清末制定的《大清矿务章程》对矿业环境保护作了比较全面的规定，但未及实行，清廷灭亡。等到了民国，政府彻底抛弃了《大清矿务章程》的环保理念。这也说明，法律的生硬移植注定失败。民国的矿业立法重点也依旧放在矿业的开采上，对矿种和小矿权作了详细规定。即便在新中国时期华北人民政府所颁布的《太行区采矿暂行条例草案》（1949年3月），无一条不是将矿区的生产作为立法的主要目的，无一条关涉环保。^[44]经济的发展始终是第一位的。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环境问题逐步凸显，因此环境保护才被政府所重视，环保立法才会日益兴盛。随着1982年颁布环境保护法，1990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工作的决定》将保护环境作为基本国策，1992年可持续发展成为国家战略，1994年国务院批准了第一个国家级可持续发展战略——《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等，环境保护可以说在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下逐步上升到首要位置。中国的环境保护也正是在这一环境下不断被强调和重视，矿业环境保护也不例外。当代中国对矿业环境保护同国际接轨，在与基本国策和各项法律政策相协调的前提下，利用积极经济调控手段来实施的。因此，它摆脱了清代以来片面看待矿业环境损害和保护，试图仅仅通过官方行政强制手段去杜绝矿业环境破坏的困境，反而在积极开发矿业的同时，更多通过积极经济调控手段去保护环境。我们需要注意的是，这一观念的转变是在国际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背景下发生的。正是走向世界才使得中国的环保急速发展，而在清代至民国时期这一转变则是不可能发生的。

【注释】

[1]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讲师，法学博士。

[2]曹晓凡、程伯仕、周黎：“矿业权制度的历史沿革”，载《资源环境与工程》2006年第4期。

[3]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上）”，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4]嘉庆《山阴县志》卷三《严禁凿山碑记略》。

[5]道光《蓬莱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碑铭》。

[6]《清史稿》卷一二四。

[7]《朱批奏折》工业类，转引自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上）”，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8]《朱批奏折》工业类，转引自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上）”，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9]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和档案系中国政治制度史教研室合编：《清代的矿业》（上），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9页。以下所引材料大多来自该书，不再一一注明。

[10]《朱批奏折》工业类，转引自韦庆远、鲁素：“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演变（上）”，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1]檀萃《滇海虞衡志》卷三。

[12]光绪《临朐县志》卷三上《山水》。

[13]张弘：“滇南新语”，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第229页。

[14]沈日霖：“粤西琐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第180页。

[15]同治《雩都县志》卷十《仕绩》。

[16]康熙《郴州总志》卷六《风土志·坑冶（附）》。

[17]林荣琴：“清代区域矿产开发的空间差异与矿业盛衰——以湖南郴州桂阳州为例”，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年第3期。

[18]宋起风：“矿害论”，载乾隆《大同府志》卷二十六《艺文》。

[19]刘龙雨：“清代至民国时期华北煤炭开发：1644～1937”，复旦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第21页。

[20]《石渠余纪》卷三《纪矿政》。

[21]韦庆远、鲁素：“有关清代前期矿业政策的一场大论战”，载韦庆远：《档房论史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3～124页；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54页。(www.xing528.com)

[22]高王凌：“关于清代矿政的几个问题”，载《清史研究》1993年第1期。

[23]唐凌：“广西近代矿业史大事记（上）”，载《广西地方志》2003年第3期。

[24]傅笑枫：“论清代东北矿业”，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25]王菱菱：“论宋代矿业管理中的奖惩制度”，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

[26]沈日霖：“粤西琐记”，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七帙，第180页。

[27]倪蜕：《复当事论厂务疏》。

[28]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中国泥石流》，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1页。现在的《东川市志》也认为：“清乾隆年间，伐薪烧炭，年毁林地约10平方公里。”载《东川市志》，云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6页。

[29]光绪《东川府续志》卷三《轶事》。

[30]杨煜达：“清代中期（公元1726～1855年）滇东北的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

[31]傅笑枫：“论清代东北矿业”，载《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32]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3页。

[33]夏东元主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13页。

[34]唐凌：“洋务运动时期的矿业生产环境”，载《玉林师专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

[35]李玉：“论晚清矿章关于办矿洋商的规定及其效果”，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

[36]即使是在当代，7.5平方公里也是十分大的区域。首钢搬迁后将产生近7.5平方公里的土地放量，这7.5平方公里的土地放量是包括了搬迁前首钢的冶炼、热轧项目所占土地，即7.5平方公里是首钢的核心面积。参见“搬迁后首钢7.5平方公里现址将建城市新区”，新华网2006年3月29日报道。

[37]参见蒋朝常：“晚清时期中国近代矿业法规述评（1840～1911）”，载《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

[38]谢振民编：《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96～598页。

[39]臧胜远：“中国矿产资源法规的历史发展沿革——清朝末年与民国初年的矿业法”，载《中国地质》1987年第9期。

[40]高芙蓉：“论内蒙古矿业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完善”，载《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2003年第1期。

[41]康纪田：“改革开放30年矿业法治的进程及其思考”，载《中共山西省委党校学报》2008年第6期。另见康纪田：“让矿业法独立于矿产资源法的法治价值”，载《资源环境与工程》2006年第6期。

[42]李显冬：“‘中国矿业法修订’研究课题建议书（节选）”，载《资源与人居环境》2007年第21期。

[43]王世进、饶运章：“矿业开发的国家环境安全及其评价体系研究”，载《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44]中国法学会董必武法学思想研究会编：《华北人民政府法令选编》（内部资料），2007年印行，第401～4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