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以来，中国兴办矿业之风甚为浓厚。矿业毕竟是实业的重中之重。鸦片战争后，面对外国帝国主义大肆在中国倾销商品，掠夺原料的局势，以林则徐、包世臣等为代表的改革家提出了以开矿增加白银来源，发展工商的思想，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反响。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郑观应、马建忠等为代表的维新派，进一步提出把开发矿产作为与外洋进行商战和振兴民族经济的主张。郑观应分析清初封禁煤矿的原因，认为有三个方面：其一，“本朝鉴明覆辙，乃一切封禁，以安民心”；其二，“任用非人，办理不善，激成变故，以致查封”；其三，“风水之说深入人心，动以伤残龙脉为辞，环请封禁。不知地形之凶吉，本无关于地宝之蕴藏，而庸师俗人辄生疑阻”。[32]他尤其对深入人心的风水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直斥“于以叹信风水而阻止开掘者，乃外人之功狗而中国之蟊贼也”，并举别国不讲风水的实例证明风水之说纯属无稽之谈：“日本不讲风水，国柞永久，一姓相承至数千年。欧洲不讲风水，富强甲于五洲，其商民有坐拥多资富至二三百兆者。由是言之，风水安足凭哉？”[33]郑观应用于批驳风水说的重要理由就是风水阻碍了“国富民强”。在当时的环境下，当务之急乃是发展民族工业，进而增强国力。因此，矿政便纳入到了“强国梦”的主旨下。
19世纪末，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派更是把开矿山、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当然，办矿风气日浓，与中国社会对矿产的需求量日增也很有关系，大量的企业需要大量的燃料和原料。[34]矿政一旦同“变法图强”联系起来，环境便更不值得考虑了。我们可以看到，晚清矿章在十余年时间内，先后修订5次，其频繁程度为同期其他各类经济法规所无。其主要的用意之一就是借此约束洋商，实现中外合资办矿的“权操自我”，进而为国富民强做准备。因此，关于洋股的规定，是历次被修改的主要内容。[35]而有关矿山安全与环境保护的内容则丝毫没有进入立法者的考虑之中。(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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