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禁对矿区环境的破坏唯有民间感知最深。开矿对环境的破坏最直接的便是“开山设厂，每不顾田园庐墓之碍，而且洗炼矿砂之信水，流入河中，凝而不散，腻如脂，毒如鸩，红黄如丹漆，车以粪田，禾苗立杀，其害一”[14]，作者将环境污染列为矿害之首。同样，在管乐（乾隆七年进士）看来，“旧有耙冲铜矿，前官屡欲开采，乐不可，以为洗矿锈水必损田亩，且洞口开，山腹虚，不能兴云雨，均为民患，乃请封禁”。[15]矿区周边的百姓对此定将深有感受。也因此，以污染环境为理由而主张封禁的声音大多在民间。一般认为，民间私采盗采矿产严重，因而百姓应是主张开矿的，实际上民间一直有反对开矿的声音。以郴州为例，康熙初年，郴州举人喻国人提出著名的坑冶“十害论”，这“十害”关系到农业生产、民间禁忌（风水龙脉）、社会稳定、自然环境与疾病安全等基本问题，是矿业生产中的普遍问题，也是朝廷开矿的大忌。十害中有六害是关乎矿区自然环境的：
剪淘恶水一入，田畴竟成废壤，不但衣食无资，并国赋何办？害二；穿求砂苗，深入无底，举数十里之屋庐坟墓皆有斩龙绝脉之虞，害三；炉炭无出，即砍人禁山而不惜，伐人壕树而莫顾，居民风水悉遭败坏，害四；……恶水一出，数十里沟涧澳河皆成秽浊，民间饮之则生疾病，害七；河道半被泥沙塑滞，时为迁改，乡民恐坏田苗，拼命力争，屡致争斗，害八；万山环聚，病气本深，更加掘发瘴雨岚烟，染者多疫，害九。[16]
这应该是目前史料所载最为详细论述开矿所导致的环境破坏。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前后，郴州将率先开采的一批矿点全部封禁。这之后，郴州各代州县方志都将“十害论”录入其中，对郴州的矿产开发产生了很大影响。[17]可见，环境保护的声音力度甚为强大。
更有甚者认为：“迨其（矿场）后数十年来，矿洞空虚，山灵消歇，地气春秋每一腾伏，则岁必大震，震则雷碾车毂声，民舍城垣，屡为摧毁，其间人文阻丧，三四十年无一杰发。邑之凋残困苦，至今犹指遗矿诸山为怨薮云。”[18]这就涉及人丁兴旺的层面，有代际公平的意思了。但也有学者认为，当时开矿限于技术原因，不可能进行深层开采，并且开采规模也不大，引发自然灾害的可能性很小。只要避开屋舍城垣，完全可以避免这种灾害的发生。[19](www.xing528.com)
从现有的史料来看，主禁人士中以环境立论的并不多见，也许民间的声音被记史者所故意掩盖。这也正从侧面说明，清代矿政中并未将环境保护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甚至并未过多考虑。清初拟定的矿业政策，禁采的理由被表述为：“惩前代矿税之害与矿徒之扰，每内外臣工奏请开采，中旨常慎重其事。”[20]乾隆八年（1743年）经张廷玉等九卿廷议，决定“凡各省有可开采之山场”，除金银外，“其余俱听百姓于地方官给照开采”。其后虽续有争论，矿禁基本开放的政策已经确立。乾隆十五年（1750年）以后，主禁的言论也很少见了。[21]主开的言论中有益于农村劳力的转移，能为解决民间生计开辟新的途径，在当时的讨论中曾占有重要的地位。[22]这也是当时大势所趋。即使在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出现了石达开在贵县龙山矿工中密图革命，迨金田起义，矿工悉附之的事件，[23]在吉林省桦甸县出现了韩宪宗那样占地数百里，人数四五万，每日采金数百两，拥兵设防，组织有序的采金集团，[24]开禁也已成定局。因此，持环境破坏论者始终在开采和封禁的论争中显得无足轻重。
另外，我们可以往前追溯。在宋代，官府对矿业管理官员的考课极为重视，逐步制定出一套完整的奖惩制度。管理矿业之官对课额亏减、治绩败坏者，都要依其情节轻重分别给予展磨勘、降官、除名、籍没家财等处罚，尤为严重者，则以刑律制裁。[25]但对因矿业而带来的环境灾害均不作要求。这些人为灾害可能在当时都被冠之以“风水不顺”而当成了“天灾人祸”，成为“正当性抗辩事由”了。而到明万历年间，矿税之祸成为反对开矿的最大理由。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当时开矿“上而裕国，下而利民，中而惠商”[26]三利的诱惑下，官方很难首先考虑环保。因此，清代律法中亦均未体现对矿业环境保护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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