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在1858年英美法俄与中国签订《天津条约》的谈判过程中，有许多西方传教士的参与，他们将中国进一步弛禁基督教的要求纳入谈判的范围。结果，这些条约都有扩大基督教开放程度的内容。如中英条约的第8、9、12款，中美条约的第11、29款，中俄条约的第8款。其中，中法《天津条约》第8、13款的规定堪称这方面的代表。[11]道光的弛禁上谕，尚将传教士的活动范围限定在通商五口之内，《天津条约》突破了这种限制，西方传教士只要领有执照，就可以到中国内地自由传教，中国各地官员还要“厚待保护”。可见，西方各国利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胜利，通过《天津条约》的签订，进一步突破清政府有限弛禁的基督教政策，迫使清政府进一步加大对基督教的开放程度。
1860年中法《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禁教政策的结束，开始实现“宽容”的基督教政策。该条约是清代基督教政策的重大转折点，其第6款规定：
应如道光二十六年正月二十五日上谕，即颁示天下黎民，任各处军民人等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且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又将前谋害奉天主教者之时所充天主堂、学堂、茔坟、田土、房廊等件应赔还，交法国驻扎京师之钦差大臣，转交该处奉教之人，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12](www.xing528.com)
与此前的法律政策相比，此条款在六个方面都有质的突破。其一，中国人信仰天主教的主体范围有所扩大，从原来的“学习天主教为善之人”扩大为“各处军民人等”，从侧面对1851年的《习教章程》进行了否定。其二，中国人的信仰权利范围有所扩大，从原来的“会同礼拜、供十字架、图像、诵经、讲说”变为“传习天主教，会合讲道、建堂、礼拜”；原来只有自己“信教”的权利，现在不仅可以“信”，而且有“传教”的权利，原来中国人没有“建堂”的权利，如今正式予以确认。其三，中国官员处理教务的权力开始受到限制；道光上谕赋予官员对“借教为恶”者“照旧例办理”的权力，中法续约改为“将滥行查拿者予以应得处分”，即从赋予官员权力的规定转变为限制官员权力的规定。其四，将以前禁教期间对天主教采取的种种措施定性为“谋害”，等于宣告百年禁教是错误的。其五，归还教产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对没收教产的政策从“给还”转变为“赔还”，即已经无法给还的教产也要加以赔偿。其六，增加了“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新规定；这一款只在条约的中文文本中出现，为法文文本所无，是参加谈判的传教士私自添加的；但咸丰帝对条约中文文本的批示是：“所有和约内所定各条，均著逐款允准，……其各约内应行各事宜，即著通行各督抚大吏，一体按照办理。”[13]所以清政府对这一规定明确予以承认，从此传教士获得了在中国内地租买田地房产、建盖教堂等与传教有关的所有法律权利，清代的基督教政策由此进入“自由宽容”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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