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黄埔条约》的法国谈判代表拉萼尼是基督教徒，他并不满足于既有的谈判成果，决心要为基督教在中国获得更大的自由空间。他以不解除基督教教禁就不与中国签约、去北京面见皇帝为要挟，并诱说解除教禁会使中国政府争取到欧洲朋友，以后中国的外交若遇到交涉困难，法国愿意调停。清政府认为此为“以夷制夷”的宝贵机遇，同意法使的要求可以用法国牵制英国。[5]1844年12月，耆英上奏道光帝，建议弛禁基督教。[6]道光帝批准了耆英的弛禁建议，并于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颁布“上谕”，以最高效力的法律形式明确中国已经放弃禁教国策。[7]以此为标志，第二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有限弛禁”的基督教政策得以确立。
上谕从四个方面确立了对待基督教的法律原则。其一，从性质上肯定了天主教“系劝人为善”之教，从根本上改变了自雍正以来天主教为“邪说”、“邪教”的官方评价，清代的基督教政策由此开始转变。其二，确立了返还天主堂这一教产的法律义务。其三，教民没有为非作歹的行为拥有免受“滥行查拿”的权利，但教民有“藉端滋事”的行为仍受国家法律惩治。其四，仍禁止外国人赴内地传教，即其传教活动范围只限于五口通商口岸。从法理上讲，皇帝上谕是中国效力等级最高的法律形式，一切其他法律规定均不得与其相左。然而，道光发此上谕，并非出于对传教权、信教权的认同，而是基于三点现实考虑：其一，战争失利，不得不就教务问题向西方妥协；其二，迎合西方可以实现“以夷制夷”，确保大清帝国在国际关系中结交盟友、不被孤立；其三，道光认为基督教并不足以对清政府的统治秩序构成威胁。可见，上谕的背后，完全是现实的“功利”考量，绝非对“权利”的认同。一旦实际情况并不如其所愿，上谕就可以随时被突破。(www.xing528.com)
咸丰元年（1851年），两江总督陆建瀛鉴于“绅耆士庶以天主教诱惑愚民，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加上信教之人，竟有“父兄阻止”，信教者“转向该夷告诉”之事，“邻里口角，该夷袒护，教徒径向地方官扛帮滋讼”等事发生，陆建瀛认为“此等风气，断不可长”，[8]于是草拟《内地民人习教章程》。[9]这是清代首次拟定的关于基督徒的专门管制条例。其中第1、2、6条主要重申道光弛禁上谕，但整个章程同时增加了4项具体的禁止性规定：①中国人只能自行礼拜，不得擅自建教堂；禁止教民将父祖遗产或公共产业私自赠予或出卖给教会；②禁止民教纠纷中教民请求传教士干预词讼；③禁止“国家工作人员”入教；④维护父兄对子弟信仰的管制权力，禁止传教士出面干预。咸丰帝对这一章程的批复是“甚妥，钦此”。[10]可见，在基督教弛禁的大前提下，清政府在具体法律法规上仍是尽可能控制基督教的发展，因此这一时期的基督教政策只是“有限弛禁”。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