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一次鸦片战争战败，近代中国第一次加入“国际”秩序，不得不与此前的“天朝大国”秩序告别。其显著标志，就是清政府开始与西方列强缔结条约。其中，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权、中国教徒的信教权等教务问题，是西方国家与清政府条约谈判中的重要内容。《南京条约》没有直接规定中国对基督教开放的义务，但有“凡系大英国人，无论本国属国军民等，今在中国所管辖各地方被禁者，大清大皇帝准即释放”[2]之表述，实际的后果是传教士在华活动可以不受中国法律制裁。作为附约的《虎门条约》与《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赋予英国人“五口通商”权利与领事裁判权，传教士在华不仅拥有居住、传教的合法立足点，而且涉讼时不再归中国管辖，等于赋予传教士获罪免受中国法律制裁的特权。所以《南京条约》及其附约虽未直接赋予传教士自由传教的权利，但实际上已经打破了中国百年禁教的坚冰。
第一次公开提出传教问题的，是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中美签订的《望厦条约》。其中第17款明确规定：美国人不仅能在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港口传教，而且可以建造教堂。[3]但向中国提出传教自由要求的是法国；由于法国是当时天主教的保教国，所以在取得在华商业利益之外，更想为基督教在中国取得传教特权，以确立其在列强中的特殊地位。1844年中法《黄埔条约》中，第22、23、24款涉及基督教问题。[4]根据这些条款，传教士在通商五口不仅可以自由居住，而且可以自由盖堂传教且不受中国管辖，中国政府还负有保护传教士这些权利的义务。西方国家在条约中谋求的，一是神职人员传教权的正常行使，二是这种传教权要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只不过这种权利的行使与保护，只是限于通商五口，其余广袤的中国大地，依然不允许“洋教”涉入。(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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