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0年，郑观应接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次年便以西人应用专利发展经济为例向李鸿章上书，希望政府为织布局采用机器织布工艺“酌给十五年或十年之限”专利，“通商口岸无论华人、洋人均不得于限内另自纺织，卑局数年来苦心巨货，不致徒为他人争衡。即利效未敢预期，而后患庶几可免矣”。[15]1882年，李鸿章正式向朝廷奏请该专利，“该局用机器织布，事属创举，自应酌定十年以内，只准华商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16]获得光绪帝的认可。这是我国存案在册的第一件专利。李鸿章还将限制经营的范围由上海一隅扩大至全国，内容涉及纺织、火柴、矿业、机器工业、电报、航运等多个行业。1898年，盛宣怀为保证汉阳钢铁厂用煤，奏请朝廷“诚恐萍乡运道开通，经营有绪，复由商人别立公司，纷树敌帜，多开小窿，抬价收买，以坏我重费成本之局，……拟请嗣后萍乡县境援照开平，不准另立煤矿公司”。[17]此求得到政府批准。后来湖南人曾广钧在此开设宝源聚公司采煤，便遭到湖南督抚的禁止。轮船招商局的专利也与之类似。上海商人叶澄衷呈请置备轮船公司，另设广通局，李鸿章就加以批驳：“不准另树一帜。”其后，清政府核准的专利从官督商办企业扩展到部分民办企业。1890年，广东造纸厂获10年专利；1893年，重庆聚吕火柴厂获得川渝地区25年专利经营权；1895年，张裕酿酒有限公司获得专利，“准予专利十五年，凡奉天、直隶、山东三省地方，无论华洋商民，不准在十五年内，另有他人仿造，以免篡夺。”[18]民企申请专利时，政府通常会收取报效银，数额1000～10 000万银元不等，如天津自来火公司“缴纳五千两以获得十五年之制造专利权，另付五千两以继承招牌，共计1万两”。[19]报效银制度折射出晚清专利管理的随意性和专利权的行政色彩。很明显，洋务运动后期的专利权虽然“查泰西通例”，但却与西方专利制度大相径庭。姑且不论授予之专利是否达到技术革新的程度，单就权利本质而言，实则是专利制度这个“新瓶”装上了传统专卖制度的“旧酒”，在实践运作中畸变为一种设厂垄断权。随着大量外资和民间资本涌入市场，因专利垄断特权获利的企业不断受到冲击和质疑。1882年，美国驻华公使杨格照会总理衙门：“凡此等事，率应遵奉万国公法，此贵署大臣夙所深悉者，两国所订之条约，双方率应遵守，任何一方中央地方所定之章程均不能与条约相违背，是故上述之专利实无效，盖因其条约章程相违背。”[20]就连曾经从该制度中获利的郑观应也批评道：“侧闻前此上海布局开办之初，有禁止仿效，准其独行之说，岂扭于泰西有保护创法者独行若干年之例而误会之耶！夫泰西此例本为鼓励人才兼筹其创始之劳，不闻因人有法而复禁仿效者，况中国此举系欲收回洋利，以拒敌洋纱洋布来源之盛，非与本国人争利也，设若误行此例是何异临大敌，而反自缚其众将士手足，仅以一身当关拒守，不亦俱乎。”[2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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