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康乾盛世以后，满清王朝就危机四伏，吏治腐败，人口压力剧增，天灾人祸横行，百姓生活日益艰难，此起彼伏的宗教、秘密会社起义不时撞击着庞大腐朽的帝国。与此同时，西方殖民主义为谋求世界市场而向东方开始大举侵略。清王朝的自身衰败、西方殖民主义东渐是两个同步进行的过程，它们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在各自的轨道上运行时双方还可和平相处，一旦交会势必要靠战争的手段加以解决。但是，比“奴隶贸易”还残忍的“鸦片贸易”[4]给中华民族带来了空前的民族劫难，两股势力的直接交锋已成必然趋势，1839年林维喜被杀案充分说明中英两国治外法权方面的争端。这种形势下，中国的先进人士开始睁眼看世界，提出学习西方先进法律制度的主张。
如何学习西方呢？在经世致用派看来，有效的途径是通过翻译。比如，林则徐到广州伊始，就命令翻译广州、澳门、新加坡和印度等地的报纸和书籍，广泛搜集西方的历史、地理、法律和政治等方面的资料，翻译包括瑞士国际法学者瓦特尔（E.De Vattel，1714～1767年）所著《各国律例》等书在内的著作；魏源曾建议设立官办译局，他在《海国图志》一书中明确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必须明确的是，鸦片战争前后，先进人士关注西方法制的研究成果或翻译成果虽给人以深刻印象，但影响最大的则是世界地理学方面的研究著作。[5]法律译著的出现，仅仅说明中国法律界开始关注西方法制，开始走向法制近代化的启蒙道路，但从法律体系方面来讲，还没有引起晚清政府主要当权者足够的注意。其中最重要原因就是晚清统治集团的保守主义倾向占据主导地位，一些关于改革的重要书籍未能迅速有效地传播。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1843年初版，1847年和1852年经过修订，但是直到1858年才呈交咸丰皇帝；冯桂芬的《校分庐抗议》1861年出版，直到1889年光绪皇帝才阅读到此书。[6](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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