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洋务运动向变法论过渡的过程中，“开言路”是追求政治变革的士大夫们集中关注的问题。人们认识到，为了国家的富强，不仅要导入技术，还有必要变革政治体制，这样的认识与人们对西洋议会制度的关心程度适成比例。[46]最初的论说有汤震的《危言》和陈虬的《经世博议》。他们二人都建议，为了“开言路”，当使都察院相当于议会。汤震主张上级官僚属军机处，下级官僚属都察院，应当使之发挥上下两院的功能。而在陈虬看来，应在北京设都察院衙门，选六部练达公正之士，使之具有一院制议院的性质。在既存制度的范围内想要追求“开通言路”的主张，最先被想起的，正是把六科和都察院的言论反映到政治上的设想。这些论说都没有离开清朝固有的政治体制，如果寻求这些尝试的渊源，那么最直接、最近的源头是明末的东林党运动。[47]
在东林党那里，能与议会相当的机构并没有提上议事日程。不过，寻求言论通道的种种探索已经开了近代的先河。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对议院的中国式理解要追溯到黄宗羲（1610～1695年）的观点。[48]《明夷待访录》在中国政治史上是屈指可数的最高杰作之一。所谓的儒教政治理论，在这本书里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展开：
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原君》）(www.xing528.com)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任未任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学校》）
对传统政治最高原则的强调是这个文本的意义所在。归根结底，无论是君是民都不可忘记政治必须为人民这个大原则。学校是为了“养士”而存在的，但古代圣王设置学校的目的决不仅仅为了养士，事实上，“治天下之具（根本性、具体性的各种方案）皆出于学校”。于是，天子的是与非在学校或者书院这样一个“讲会”、“议论”的场所接受指摘。明末东林派兴起的时代，书院里的这种“自由”的风气，确确实实是以东林、复社为了言论自由的斗争为背景而酝酿起来的。到了清朝末年，不管是地方规模的建议，还是国家规模的讨论，在提及西洋的议院或在中国建设这一新的制度时，首先让人想起的，正是《明夷待访录》的上述观点。这一观点也是沟口雄三在《中国前近代思想的演变》一书中力求揭示的问题：“天下”万民的“全体生存”问题是中国近代思想的基本课题，而这一主要关切在明末就已经形成，相应地，中国近代思想的独特性格体现为共同体优先的政治原理。[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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