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发展与立宪派的选择》

中国思想的内发性发展观已被学界广泛接受。如日本学者岛田虔次就认为，到了清末，受到欧洲民主主义、立宪主义的刺激，出现了改革的声音。此后呼唤起孙文革命论的康有为、梁启超的变法论，考虑其产生的形态，如果除去欧洲起源的诸要素，主要就是根据《明夷待访录》和公羊派（今文经学）的思想。也就是说，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教思想的发展，看作它的“骨架”。^[9]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派奉行所谓的“孔子为先知”说及其相关“一元直线历史进化观”，^[10]在对抗“全面彻底”现代化或西化问题上，可以说是中国内部生发出来的最有效资源。^[11]

清末公羊学者的最大创意是设计出一种具有创造性的新认知结构，其变易思想及“三世”演化的观点兼具诠释古史和规划未来的功能。^[12]不过，陈志让和列文森都指出1895年前儒家思想在文化上的绝对优越性，西方文化只能屈居于“实践”的位置上，其人伦、文字皆不如中国。^[13]清廷的自强政策，除了给予中国近三十年的对外和平与内部秩序外，还大大地修正了儒家的世界观与政治基础，即承认另一种文化的存在和儒家思想的不足。^[14]当时的“中体西用”论者与“西学中源”论者的认知方式都是基于这样的一种儒家式的观点，即无论如何，“中体”是完整的、自足的、不假外求的、自我超越的。它无法授受西方比中国进步这一事实，以至于许多读书人费尽功夫在经典中推求西方事物的中国根据。^[15]

对于自强运动后的两次大变革，身为宪政编查馆“起草课委员”的曹汝霖曾惋惜地评价道：“戊戌维新百日虽未成功，至今传诵，慈禧九年立宪，喧传一时，终成画饼，实因前者是有新锐之气，后者已有迟暮之感耳。”^[16]这种新锐之气在思想上来自于传统内部，若要有一个系统性的渊源，那就是清末的公羊思想。凭着对公羊思想的“解释性创新”，当时的知识分子以传统的模式，对西方的“素材”做出了最强有力也是最后一次经学式的回应。^[17]清廷的自强政策亦仍以经学内的“制度”、“历史”、“政制”等概念去统摄西方的技术性“素材”：客观认知的精神。这表明传统学术极强的政治性，更表明改革派最初的保守主义基调：对体制本身的变革，必须植根于中国过往之深层结构。^[18]相应地，改制受挫的原因也来自于体制内部的“政治结构本身”，所谓：

皇朝体系充斥着个人恩怨与党派冲突、苦于行政的无能与腐败，加上接踵而至的内忧外患，正一步步走向崩溃的末路。它无法提供有利的条件来完成任何对自身有积极利益的事；变法这剂特效药无补于垂死的王朝……一个高贵的理想注定要变成为一个失败的目标。^[19](www.xing528.com)

这一点可以从戊戌政争的某些细节中看出端倪。康、梁在戊戌政变中与袁世凯结怨。康有为一度养侠士谋除慈禧，梁启超也在朝中拉拢良弼、铁良以打压袁世凯。庚子以后，虽然慈禧与袁世凯都赞同改革与立宪，但仍然排挤康、梁。慈禧、光绪死后，康、梁与袁世凯的斗争继续进行。^[20]梁启超通过拉拢载沣，一面建议宣布袁世凯罪状，明正典刑；一面建议宣统元年元旦颁诏表明立宪决心。1909年3月又下谕旨令各省成立咨议局，京外大员认真办理预备立宪事宜，甚至把反对立宪的陕甘总督升允开缺，以示立宪决心。^[21]如果清廷按照预备立宪程序施行宪政，袁世凯并没有机会再排挤康、梁。但由于武昌起义的爆发，清廷重新起用袁世凯，这给康、梁利用朝中力量推行宪政的努力以致命打击。梁启超从日本赶赴奉天时，曾试图说服张绍曾、蓝天蔚等人的新军阻止袁世凯入京，遗憾的是，这些努力都不成事。^[22]

民国初年，形成同盟会、北洋军阀、黎元洪三足鼎立之势。一向与同盟会处于竞争地位的立宪派必须在袁与黎之间做出选择。对当时的政局，立宪派有这样的认识：“吾国将来毫无阶级，纯系平民政治，然同平民，各党相持又无可判其胜负，于是不得不挟其军队以卫其主义，故吾国之政治可名之曰平民的军队政治。”^[23]基于此种认识，徐佛苏等主张加入黎元洪一派，因为“黎系军队要人”；而张君劢则力主联袁而组党：“袁氏为人诡谲多术，颇不易合。惟联合之目的，并非在争政权，藉其势力以发展吾党支部于各省，数年之后，虽欲不听命于我，安可得焉。”^[24]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当选大总统，梁启超当日便致函阐释其“开明专制”策略：“善为政治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25]

对此，陈志让的总结颇具说服力，他说：君主立宪派虽然与任何政治流派都没有什么深仇大恨，但一直无法形成一个有实力的集团，而北洋派“无党之名，有党之实”，其实力远在同盟会之上。^[26]遗憾的是，二者都未能实现精神救济者与权力持有者的合而为一，事实上，在此之后的中国亦一直受此种分离之苦。^[27]最敏感于此种痛苦者是一个自称圣人的书生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