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初夏的一个黎明，因徐世昌的举荐，留日归来的曹汝霖得以面见慈禧与光绪，进言宪政之道。在《曹汝霖一生之回忆》中，他详细记述了这次百年前的宪法讨论：
至仁寿殿，殿内漆黑，稍闭眼，才见偌大殿座，只有两只大蜡烛在御案上……太后正坐，皇帝坐左侧，太后问：听说日本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的事？对：是的。因为政党政见不同，故议起事来意见不能一致。……但临到大事，朝议定后，两党（宪友会与进步党）即团结起来，没有争论了。臣在日本时，适逢对俄开战问题，争得很厉害，后来开御前会议，日皇决定宣战，两党即一致主战，团结起来了。太后叹了一口气说：唉！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对：以臣愚见，若是立了宪法，开了国会，即能团结。太后听了高声问道：怎么着！有了宪法国会，即可团结吗？答：臣以为团结要有一个中心，立了宪，上下都应照宪法行事，这就是立法的中心。开了国会，人民有选举权，选出的议员，都是有才能为人民所信服的人，这就是领导的中心。……政府与国会，互相为用，只要总理得人，能得国会拥护，国会是人民代表，政府与国会和衷共济，上下即能团结一致。[4]
叙事的关键在于某种机智，即知道什么时候恰到好处，而“如果叙事要有历史意义的话，那么就得与其背景相交织”。[5]曹汝霖的回忆既没有壮阔的气势，也无意寻求所谓历史的意义，但或许正是这样的片断使那些“丢失了的历史”从细节中涌现出来。曹汝霖此处的文本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这次对话的焦点是围绕着立宪与“团结”的关系来进行的，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其一，宪法首先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而非法律概念。它是中国政治团结的中心，甚至可以说，宪法就是以一个以团结为中心的纲领性文件，它与限制权力的概念无涉。慈禧对立宪的忧虑在于“国会里有党派时常有吵闹”，而“咱们中国即坏在不能团结”。作为臣子的曹汝霖则认为“上下都照宪法行事”，便可团结。其二，皇权在宪法中的主导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因为日本的经验是取法德国重君权的宪法体制，而中国正是以日本为借鉴的对象。其三，对权力分立制衡的淡化或者说回避。政府与国会的关系是“和衷共济”，这样才能“上下团结一致”。其四，宪政改革以朝廷为主导，是自上而下进行的改革运动。政治参与的问题并不为上层统治者所关注。[6]其五，政治的基础仍然是传统的德治主义和精英主义模式。议会及选举制度并不是在西方的“民主”意义上被理解，而是“为人民所信服的人（选贤与能）”进入政治设立通道。(www.xing528.com)
宪法所提供的法律秩序如果要发生作用，还要依赖在政治和文化上统一的中国，而这个中国在本质上还是一个由“治者与被治者”构成的帝国。即使是当时新出现的观点，如国家乃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财产，也与传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孔飞力（Philip A.Kuhn）针对这种观点的社会根源进行了分析。首先，在太平天国之乱后，在野精英加入了公共生活，创造了一个新的社群观念。其后，清朝的新政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让人们可以在官僚体制之外取得权力和名位。[7]20世纪初，商人、乡绅、出身新式学堂的人以及回国的留学生，得以在新的国家中找到立足点；同时，地方组织也得以在地方自治计划中得到了相应的地位。孔飞力阐明的问题是，在这一社会转变过程中，地方士绅如何从乡土社会晋身到全国的层次，从而参与国家现代化的计划，但他无法解释君民融合一体观的独特魅力。事实上，革命派、立宪派、地方士绅，甚至于清廷官员，都共享一种现代民族国家融合一体的神秘观感。[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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