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容隐凸显的问题是：有人若在家外对他人和社会国家涉嫌侵权违法犯罪，该亲属若知情且有举证能力，依伦理、人性、人之常情，自会悉心保护亲人（哪怕有违法犯罪嫌疑），但却会破坏法律关系，面临法律制裁；依法，则须举证亲人，但却破坏伦理，自放于伦理之外。当此之际，该亲属究竟该呵护亲人、敦睦伦理而违背法律，还是该举证有关违法犯罪事实、维护法律关系，而出卖亲人、破坏伦理？于是，伦理和法律关系及其有关方面都彼此交集，使该亲属陷入两难，并牵累有关各方甚至社会国家都困于这一类两难。
为决此两难，权衡利弊，亲属容隐应运而生：违法犯罪嫌疑人无疑须依法追究；该亲属则经审慎权衡，其举证义务被依法豁免，而交由其他主体和公权力履行；亲属不举证的，并没刑事责任，免受处罚，享有和行使特殊优先权，包括一定程度上有藏匿、保护、惩戒等特殊权利，从而全身心地呵护亲人，悉心敦睦伦理，同时，由他人和公权力直接维护法律关系，而从本根上维护法律关系，由此可圆满解答、彻底解决伦理和法律关系间的两难。社会生活中，由于伦理的永恒性、普遍性，由于伦理和法律关系的交集及其普遍性，伦理和法律关系间的两难，除了因能否亲属容隐而凸显在刑事关系中外，还可能因其他有关问题而凸显在民商事关系、行政关系中，这些都须圆满解答、彻底解决。为此，中华伦理法最晚从汉代起，和亲属容隐一起，逐渐演进出一批类似制度：
第一，“清官不断家务事”。亲属间（有时会波及乡邻间）若生琐细的伦理诉讼及其有关财产诉讼，官府官员一般不查清是非曲直，更不追究责任，而尽可能促其和解。宋以后，亲属间财产争讼渐多，官员常不问所争财产究竟归谁，更不论如何归还，而只循循善诱，让为区区财产起讼的亲属互唤对方，甚至关起来促其反省。其结果是，原先争财起讼你死我活的亲属竟潸然泪下自愿息讼。对此，若单从法律关系看，有侵犯当事人权利之弊；但会通伦理和法律关系看，则公权力植根于伦理及其特质，尊重伦理自治，在伦理外适度止步，以悉心敦睦伦理，保证伦理的圆满和绵延，“阴讼息，所以广继嗣”。[11]基于此，调谐特殊情况下伦理和法律关系间的关系，弥补其忽略个人权利等缺陷，有一定合理性。
尤其是，伦理共生互渗互动而高度一体化，“家宅乃个人最安全的避难及隐私之处所”。[12]同一伦理中成员彼此分享、共享特殊而亲密的亲情、爱情、友情，不仅亲子和兄弟姐妹因同一血缘而“荣耻相及”，[13]而且夫妻以姻缘而长期共同生活、彼此内在、高度信任而一体化；分享、共享稀缺的信息、资源、机会及其利益，彼此一体。对特定伦理外，亲情、爱情、友情则私密、不公开；信息、资源、机会及其利益也不分享不共享。同一伦理中，任何人若损害对方，则势必损害整个伦理，包括每个成员，加害人也不能幸免。伦理若内讧，法律及其救济、矫正、调谐虽不可或缺，但一般只宜从外部提供制度化保障，不能轻易进入，甚至“国王也不能不请自入”，[14]当且仅当该内讧特急特险、危及伦理，该伦理自身又无法无力解决时，才有权从伦理外调节甚至干预，以防止酿成伦理问题甚至社会问题。但此调节或干预只是手段，只为敦睦伦理，只为保障伦理的圆满绵延，而非目的。即便公权力因特殊公务甚至紧急公务为维护他人利益、公共安全而不得不进，仍或者须伦理主体许可，或者须坚守尊重伦理及其私密的底线，不得强行进入。[15]否则，势必危及伦理，“使得每个家庭都惊惶沮丧”，甚至危及社会生活，“把同情性纽带扯得粉碎，并将一切社会性动机连根拔除”。[16]因此，“清官不断家务事”，是公权力植根于伦理及其特质，而妥为调谐伦理在特殊情况下和法律关系的交集，悉心敦睦伦理。这在传统中国义大义深，在当今社会仍有合法性与合理性。
第二，对平民豁免法律义务。若祖父母、父母年老病重，无成年子孙侍养，又无近亲，则其对国家的法定义务可推迟甚至减免，以保证全身心尽孝；若祖父母、父母逝世，则被豁免赋税徭役等法定义务，“使得收敛送终，尽其子道”，“导民以孝，则天下顺”。[17]如此豁免法定义务，旨在全力排除妨碍人们尽孝、悉心敦睦伦理的政治法律因素，尽可能保障人们先悉心尽孝、尽可能保证伦理圆满和绵延，再全力尽忠、顾全政治法律关系。由此演化，若死刑犯是独子且孝，若死刑，则中断其伦理，断绝其香烟，则发育出存留养亲、存留承祀制度。如此不惜最大代价，以保障伦理绵延，在传统中国是基于伦理本体甚至伦理本位，[18]在当今社会也有普适性。[19](www.xing528.com)
第三，官员丁忧。官员在任上，若其父母祖父母逝世，则被豁免公务，离职回原籍奔丧，全身心服孝三年；期满后复职，全力为国尽忠。其间若有侵权违法犯罪，所须承担的罚责也有豁免或推迟：因公者，豁免应受的追究和惩罚；因私者，则暂缓追究，听其奔丧、守孝，三年期满后再根究。如此，皆旨在保证官员在祖父母、父母逝世后三年内全身心守丧尽孝，悉心敦睦伦理。为此，还从奔丧服孝期前推：若祖父母、父母年老病重，身边也没成年子孙侍养，身为子孙如继续为国尽忠，则不能为至亲尽孝，损害祖孙—亲子伦理，于是为国尽忠的政治法律义务被推迟甚至豁免，即现任官员可离职，居家侍亲。新任官员对上司任命，可“辞不赴命”；对皇帝诏令，可“辞不就职”。[20]此情境中，官员因暂离公职、回归伦理，从伦理枝分叶布、无限绵展中，悉心体味伦理之亲，回味尊亲的哺育和教诲；基于伦理，深切体认家—国之通、孝—忠之通，省检自己于公于私的作为，敦品励行，养精蓄锐，守孝期满后倍加尽忠于国家天下。由此悉心敦睦伦理，因伦理乃一维、不能重复、不可再生的，对特定主体更是独一无二、生死攸关的。[21]在现代社会，丁忧作为制度，一方面，因社会高度整合、专业化分工、科层制、效率追求等背景而生命力衰减。另一方面，其悉心敦睦伦理之旨至深至微，仍值得珍视；其基于伦理本体而抗衡公权力甚至皇权，而绝非“巩固君主专制统治”，[22]所涵法治因子更值得发扬光大（详见第四节）。
第四，“原心论罪”。特殊情况下，子孙意在保护尊亲，却因无意或过失而不幸误伤甚至误杀尊亲，则不宜简单依律判为杀人罪，当然也不能简单判为无罪，而须依动机善恶，兼顾误伤误杀尊亲的恶果，以及受害人的实情等方面，慎重权衡，该豁免或惩罚，以及豁免或惩罚到什么程度：若动机虽善却无意或过失而误伤误杀尊亲，则从轻甚至豁免；反之则从严加重处罚。典型案件是，尊亲被人殴打，子孙赶去援救心切，无意或过失中竟误伤甚至误杀尊亲。这一类案例主观上确有悉心保护尊亲、敦睦伦理的善良动机在前，客观上却误伤误杀尊亲在后，一般倾向于从轻处罚甚至适度豁免。顺此推理，对先是客观上伤人杀人、后主观上才有善良动机的行为，也适度豁免，甚至可根据子女孝心，适度减免父母须受的刑罚。相反，若动机恶劣、故意破坏伦理，哪怕过失犯罪，也都倾向于从严从重甚至加重处罚。凡此种种，对同样性质的严重犯罪，应悉心甄别主观上无意或者过失、客观上带来的恶果，和主观上恶性极深、客观上危害极大，区别对待，旨在兼顾既依法惩罚犯罪，又悉心敦睦伦理：依法保护和补偿受害人，也依善良动机依法适度保护那些本心在孝亲、敦睦伦理，无意或过失而误伤误杀尊亲、损害第三人的加害人。其中，法律在保护各方权益中，适当考虑、兼顾违法犯罪中的动机善恶，悉心敦睦伦理，精心保护和培育美德，有深刻合理性。[23]
第五，适度豁免私力复仇。权利遭侵害，甚至亲人被害，凶手长期逍遥法外，公权力却未及时救济甚至不救济，被害人子弟遂私力复仇，杀死仇人。对这一类杀人行为，为维护社会秩序，不能不予以必要惩罚；同时对孝子、烈女、侠客、义士常网开一面，减罪甚至特赦。这在古代，形式上固然“曲法”甚至违反国家成文法、侵犯国家刑罚专属权，实则既悉心敦睦伦理、醇厚风气、保护善性，又有替天行道、惩罚罪犯，从伦理本体中实现法律目的之义，有一定合理性甚至正义性；在现代，其随着法制的健全而渐失土壤，但其在要求公权力长期缺位后实施事后弥补，强调公权力惩治、防止犯罪之责，尤其是公权力该救济而不及时救济甚至不救济时，则仍有制约公权力、反映正义诉求等积极意义，不能忽略。
亲属容隐和上述有关制度表明，它们在性质、位序上彼此相通甚至相同，是同类—同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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