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法公信力实现之主要途径：依法裁决

事断于法既是中国传统社会普遍的法理念，司法实践追求的目标，又是实现执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以隋唐为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修订后的隋《开皇律》明确规定：“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后依断。”开皇五年，隋政权进一步强调：“自是诸曹决事，皆令具写律文断之。”^[19]同时敕令诸州长史以下，行参军以上，“并令习律，集京之日，试其通不”，隋政权试图通过这种考核，以督促拥有执法、司法大权的地方重要官员学习法律，熟悉掌握法律条款，以期实现准确用法，提高办案质量和执法水平。

隋朝初建国，钱币的使用和流通非常混乱，关东地区通行北齐旧钱常平五铢钱，关陇地区通行北周的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等钱，梁益地区还杂用古钱交易。这些钱币不但大小轻重不一，而且币值低劣，影响了商品的交换，不适应统一国家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所以，文帝称帝不久，立即对货币进行改革，铸行标准统一的新五铢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20]为了推行新钱，于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四月下令各关津置百钱为样板，凡入关者都要将所携带的钱币与样钱勘验，相符者放行，不符者当场销毁为铜，没入官府。随后，这一做法推行到全国各地交易市场，立样钱榜，不合格者不准入市，非法入市者一律熔毁，本人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因旧钱屡禁不止，翌年又规定，主管县令不能禁止辖区内私铸钱币者罚半年俸禄。开皇五年（公元585年）再严其制。“自是钱货始一，所在流布，百姓便之。”^[21]货币统一和币值稳定对市场的发育和工商业的发展，发挥了良好的保障与推动作用。

对在市场上用恶钱交易的行为，是依律给予惩罚还是按照皇帝的诏令惩处？史书记载了这样一个案例：“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人，岂得不关臣事！’……上乃止。”^[22]该案例至少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开皇初年统一币制，是发展社会经济、促进商品流通的重要举措，与隋文帝在政治、经济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相辅相成。国家三令五申严禁私铸钱币，禁止旧钱流通，而二人用恶钱交易，明知国家禁止而故意违犯，顶风作案，属于严打范围，有加重惩罚之情节，但不至于依律当杖而以言处斩，所以中央主管审判的大理少卿赵绰极力反对。二是该案例反映了权与法二者之间的关系，在赵绰、治书侍御史柳彧等大臣的谏诤下，最终，文帝曲私伸法，以最高权力向法律作出妥协，同意依照《开皇律》对二人作出杖刑处罚。(www.xing528.com)

唐太宗贞观七年（公元633年），贝州鄃县令裴仁轨私役门夫，太宗欲斩之。殿中侍郎史李乾佑上奏说：“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于下，与天下共之，非陛下独有也。仁轨犯轻罪而致极刑，是乖画一之理。刑罚不中，则人无所措手足。臣忝宪司，不敢奉制。”^[23]李乾佑所坚持的，是经过严格程序制定、颁行并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法律，任何人都要遵守，包括皇帝和制定者，因为它是国家公信力的象征。贞观年间盛开选举，有诈伪资荫者，太宗让这些人自首，否则罪至于死。不久即发现有诈伪者，大理少卿戴胄依法处以流刑。太宗说：“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戴胄回答说：“陛下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戴胄认为法律是国家的大信，是定罪量刑的依据和标准，它高于皇帝“临事以制”的敕令，于是回答说：“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于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24]皇帝的旨意敕令在业已颁布的法律面前，是小者，它必须服从国家之大信即法律，即使至尊已出之令，也要废止。只有如此，法律的权威、执法的公信力才能确立。

毫无疑问，事断于法，排除权力的干扰，是实现执法公信力的主要途径。中国传统社会对执法公信力的追求是明确的、一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