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治化研究：关键的信仰和理念

法律是什么？如何执法才能保证其公信力？统治集团成员在守法方面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对上述问题给予了较为深刻的理论探索，并最终在中国传统社会形成了“律者天下之大信”的法理念。

关于法律，古今中外不同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从不同的角度给出了不同的解释。据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字书《说文解字》的考证，古代的“法”和“刑”是通用的，从古体“法”字的构造来看，法有“公平”之意，又有“明断曲直”之意；而古代的“刑”字，既含有刑戮、罚罪之本意，又有规范、规则之引申。在古代文献中，“法”也与“律”通用，由于二字词义接近，内容相通、相近或互相涵括，所以，又往往以“法律”一词使用。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对法律是什么的问题，从概念、内容、价值、适用等方面给予了阐释。

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韩非对法的概念进行了纯逻辑和纯理论的思辨。《韩非子·难三》篇说：“法者，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者也。”《定法》篇又说：“法者，宪令著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君无术则弊于上，臣无法则乱于下，此不可一无，皆帝王之具也。”韩非关于法的理论包括以下几点：其一，法是一种规则，是一种应该向百姓公布的成文法；其二，法与刑在基本内容与意义上相同；其三，法是帝王治民之工具。韩非一方面把法看成是一种规则，主张成文法应该向普通百姓公布，使人人皆知法，做到有法可依，这是对“刑不可知，而威不可测”秘密法的否定；另一方面，韩非把法看成是帝王统治万民的一种工具，这种工具是达到君主统治目的的一种手段和统治权术。法家常以度量衡为比喻，借以明示法律的公平与公正。《管子·七法》说：“尺寸也、绳墨也、规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谓之法。”即强调法律的客观性、明确性，主张统治者应当以法律判断国人行为的是非曲直，依照法律治理国家。“规矩者，方圆之正也。虽有巧目利手，不如拙规矩之正方圆也。故巧者能生规矩，不能废规矩而正方圆，虽圣人能生法，不能废法而治国。”以法治国，公正执法，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必然选择。

“刑无等级”、“法不阿贵”，是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法律思想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它强调的是法律所具有的平等性。商鞅在《商君书·赏刑》篇中阐述了“刑无等级”思想：“所谓一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韩非将这一思想进一步发挥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刑过”与“赏善”被法家同时赋予了“平等性”。“刑无等级”、“法不阿贵”，即不论是谁，只要违法犯罪，都要按照法律的规定论罪处刑。这种思想是对三代盛行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等级制与法制观的直接否定，它的矛头直指贵族特权，因此，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后代反对法外特权奠定了理论基础。

法家不仅观察到一个有秩序的国家应“由法律统治”，而且也注意到统治者在“服从法律”中的极端重要性。^[2]《管子·任法篇》说：“圣君亦明其法而固守之。群臣修通辐凑，以事其主，百姓辑睦，听令道法以从其事。故曰：有生法，有守法，有法于法。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所谓“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就是说君主和臣民都要遵循和服从法律，都要受法律的约束限制。司马迁《史记·秦本纪》记载：“鞅之初为秦施法，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于贵戚。君必欲行法，先于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师。’于是法大用，秦人治。”在商鞅看来，既然“法之不行，自上犯之”，那么法之必行，就首先要自贵行之、自上行之。以法治国，重在官吏从法，进而使民守法。(www.xing528.com)

在法家的法律思想中，特别强调“君主从法”。《管子·明法解》说：“明主之治也，审是非、察事情，以度量案之。合于法则行，不合于法则止。”《君臣下》又说：“为人君者，背道弃法，而好行私，谓之乱。”法家要求君主从法、守法；君主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背法、废法。《管子·明法解》说：“法度者，主之所以制天下而禁奸邪也，所以牧领海内而奉宗庙也。私意者，所以生乱长奸而害公正也，所以壅蔽失正而危亡也。故法度行则国治，私意行则国乱。明主虽心之所爱而无功者不赏也，虽心之所憎而无罪者弗罚也。案法式而验得失，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明法》曰：‘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于法之外。’”去私任法，事事皆断于法，反对法外特权，是法家法律思想的重要内容。

那么，怎样才能使“君主从法”呢？法家首先设计出“明主”、“圣君”、“有道之君”之类的圣明君主，作为实际政治法律生活中君王的典范，以期向其学习和模仿。相反，那些随意废法、背法、坏法的“无道之君”、“昏君”、“乱君”，则是反面的典型。通过正反形象的构造，法家希望君主仿效“圣王”遵循法律，将其纳入“从法”的轨道。如《管子·君臣上》云：“有道之君者，善明设法而不以私防者也。而无道之君，既已设法，则舍法而行私者也。”其次，法家通过对“君主从法”的劝谕，以使君主在“从法”之事上“为民表率”。《管子·法法》曰：“凡民从上也，不从口之所言，从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则民轻死，上好仁则民轻财，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故明君知民之必以上为心也，故置法以自治，立仪以自正也。故上不行则民不从，彼民不服法死制，则国必乱矣。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这是要求君主率先垂范，先自行法以率人。上行法则下从之，上不行法下亦从之，故而先于吏民而行法，是君主的重要职责。法家关于君主与大臣要守法，其行为必须自觉地受法律约束限制的思想是深入人心的，也是公正执法、实现执法公信力的基础和保证。

综上所述，春秋战国时期的法家较全面地回答了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国家权力机关只有严格、公平执法，执法的公信力才能确立。统治集团成员只有做守法的表率，法律才能取信于民而具有权威性，才能为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自觉遵守。经过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3]已经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理念与普遍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