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君言刻石承继传统的特征较为明显，在官箴、学规和寺观等碑刻中尤有集中表现。明代，中央机构颇为重视将通行全国的禁令、条例通过刻碑的形式颁布，现所见洪武十年（1377年）江苏昆山《卧碑》、洪武十三年（1380年）江苏苏州《礼部钦依出晓示生员卧碑》和洪武十五年（1382年）陕西户县《敕旨榜文卧碑》，均为明太祖朱元璋御定的学规，内容以严禁生员无故涉讼为主题。碑文以“礼部钦依出榜，晓示郡邑学校生员为建言事”开头，结尾强调“榜文到日，所在有司即便命匠置立卧碑，依式镌勒于石，永为遵守。右榜谕众通知”。[42]同样内容的榜文碑，还有明成化十五年（1480年）广东《肇庆府学卧碑》和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安徽《晓示生员碑》，以及清顺治九年（1652年）敕谕全国各学刻立的《卧碑》等。
上述君言公文刻石固然重要，但内容多承继宋元以来传统，且数量在明清时期的法律刻石中呈明显的衰减趋势。[43]增长趋势明显的是各类地方公文碑和禁碑。
明清时期，在刻石布政中，地方官员成为主导力量。以他们名义颁刻的法规碑和官禁碑等如雨后春笋般快速增长，一改元朝圣旨碑风行天下的面貌。刻载于碑石上的地方法规或条令，多以谕、示、禁令等为表现形式，如明万历年间山西《介休县水利条规碑》和《太原水利禁令公文碑》，清康熙四十年（1701年）安徽《治河条例碑》、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苏州府示谕整顿苏郡男普济堂碑》和咸丰五年（1855年）《苏州府示谕敬惜字纸碑》等。其内容或针对专门问题因时制宜而制定若干规则，或为某些事项设定相应的权利义务，一般具有针对性明显、约束性强、内容与社会生活密切相关等特色。
在明清时期，公文碑与社会的连接度更加紧密。明代后期开始流行的有关丈地均粮及税赋格式的公示碑，是关于中央和地方政府推行“一条鞭法”税赋改革重要措施，同时也确立了以刻石公示国家政务、明确百姓义务并防止官吏贪弊的范式。万历十六年（1588年）《抚院明文碑》系常熟县署遵照抚院指示，将该县田地应纳税粮银米数目及税粮本折法则等，“立石刻碑遵守施行”。这种政务公示碑具有明显的强制性和约束性。(www.xing528.com)
类似这些内容的碑刻，在清代也比较流行，如康熙三十年（1691年）“令直省州县卫所照赋役全书科则输纳数目，勒石署门外”[44]，以及道光年间，湖南华容知县徐台英“清田册，注花户粮数、姓名、住址，立碑埦上，使册不能改”[45]等，均是中央和地方政府以碑石布政为常态的实证。
另自明末开始，严禁官吏苛索扰民等革除弊政的内容，成为布政性石刻中经常涉及的主题。当时中央或地方官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进行社会治理时，如果发现某一个案具有典型性，就经常以立碑的方式将处置结果或解决措施颁之于众以昭公信，以儆效尤，并旨在为此后同类问题的处理确立长久规范，此即“勒石永禁”。而且大部分官禁碑都较明确地指明了立碑地点。综观这类布政性公文碑和禁碑的竖立之地，以人员往来频繁的交通要津、府县衙署等为主，以便于禁令传播周知；而竖于违禁行为的发生地的禁碑，则凸显其针对性和警示性。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