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大一统律典的起点

如果将《法经》视为古代中国法典的开端，那么，在距离《法经》产生年代不远的秦帝国，随着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建立，古代中国便已进入了大一统的律典时期，并把这一传统保持到20世纪初，使之成为中华民族法律文明的重要特征。可以说，中华民族的前身和主干——华夏民族在选择走律典之路时，便很快地将律典与大一统的政治格局结合起来，形成了两千余年的大一统律典传统。

秦始皇通过军事征服，“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9]结束了春秋战国两百余年的分裂状态，天下重归一统。接着，秦始皇怀“六合之内，皇帝之土”之心，北御匈奴，南拓岭南，使秦帝国“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0]，一个疆域空前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在古代东方赫然屹立。如何维持和巩固通过武力征服所获得的政权和疆土，如何有效运转庞大的国家机器以维持政治统一，甚至如何统一思想、扼杀“异端邪说”，实现君民上下一条心？在政治上，秦始皇没有承袭宗法分封等级制度，而是创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广泛推行郡县制，废除官僚贵族的世袭分封制，一改过去“封建亲戚，以屏藩周”的政治格局。中央集权制度是适应规模庞大的国家和社会的强势国家体制，这种政治制度使中央政权极富弹性，面对辽阔疆域和众多人口，国家权力既能触及社会基层，又能迅速地回弹中央。这样的政治制度需要以大一统的政治格局为前提，同时又为大一统格局运转和工作。在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下，势必产生统一的法律、统一的纪年、统一的历法、统一的文字、统一的思想、统一的文化……^[11]这其中，法律的统一格外引人注目。对于笃信法家思想的秦政权来说，“缘法而治”是其不二选择，“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12]则是其法制建设目标。只有做到“一切皆有法式”，才能做到事事皆有法可依；只有推行整齐划一的法律政令，才能兑现统一的政治经济措施。因此，统一全国法律成为大一统的秦王朝的重要工作和首要工作。从现有传世文献和地下资料来看，秦律承袭《法经》的重刑精神，实现了法家“一切皆有法式”的理想，尽管秦朝的法典化程度和水平尚处在初级阶段。^[13](www.xing528.com)

与秦始皇推行“车同轨、书同文”政策一样，统一法律不仅是这个刚刚从诸侯割据状态走来的统一政权的必然选择，而且，其效果和历史功绩丝毫不逊于前者。正是确立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律规范，才收到了“范天下不一而归一”之效，法律所及之处，民心归一，社稷归一。以统一的法律作为中央政权有效管辖的指标，对于新设立的南方各郡尤具重要意义。因此，纵使彼时成文法公布的历史仅三百余年，律典尚属新生事物，犹显稚嫩，然而一旦遭遇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律典编纂便成为维护大一统的重要方法，成为大一统在法律上的具象。这意味着，只要存在大一统的社会政治格局，律典便会如影随形，相伴始终。站在今天回望历史，秦始皇不仅为后世王朝贡献了在当时堪称先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制，还贡献了大一统气魄的中华法典——律典，确立了大一统政治制度下的律典传统，它如同统一文字一样，深刻地影响中国社会两千余年，直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