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在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司法复核制度化。其最突出的地方是改变了隋唐以来地方一切死刑案都要报送中央核准方可执行的规定，一般的死刑案，若无疑难，州审定后，即可执行，事后报刑部审覆。但遇有疑难案情，州不能决，则报朝廷议决。
宋太祖晚年曾对宰相说：“五代诸侯跋扈，有枉法杀人者，朝廷置而不问。人命至重，姑息藩镇，当若是耶？自今诸州决大辟，录案闻奏，付刑部覆视之。”太祖此话，“遂著为令”[33]。后设立提刑司，州判死刑必须先报提刑司审覆，提刑司核准后方可执行。提刑司认为有疑难的死刑案，申报刑部奏谳。据南宋楼钥记载，有四种情况须奏谳：“臣窃见在法，大辟情法相当之人，合申提刑司详覆，依法断遣；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尸不经验、杀人无证见，四者皆许奏裁。”[34]死刑疑案奏报尚书省刑部，刑部先转大理寺详断，再由刑部详覆。宋太宗时禁中设审刑院，凡上奏疑狱，先申审刑院，再付大理寺详断、刑部详覆。最后仍回审刑院详议，将结果经中书省报皇帝批准。这样，疑案的终审权收归皇帝。元丰改制后，审刑院归入刑部，又规定审刑院不能决的疑案送御史台决断。从而形成了“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的死刑复核程序。
宋代州一级审判机关的最大特点是将“审”与“判”划分开，实行“分司别勘”。“审”又称为“鞫”或“推”，以司理参军掌“讼狱勘鞫”之事，其机构则称推司、鞫司或狱司；“判”又称为“议”或“谳”，以司法参军掌“议法断刑”，其机构则称议司、法司或谳司。除此之外，又有司录参军（或称录事参军），“纠诸曹稽违”，负责监督司理参军与司法参军对狱案的审理，是常设的法律监督机构。“凡诸州狱，则录事参军与司法掾参断之。自是，内外折狱蔽罪，皆有官以相复察”。[35]这样，州府的司法机构一分为三，司理推审，司法议断，而以司录监督，其上还有通判、知州（或知府）总其事。诸路设提点刑狱公事监督州县司法，以朝官充使，其后设专司称“提点刑狱司”，“掌察所部之狱讼而平其曲直。所至审问囚徒，详覆案牍，凡禁系淹延而不决，盗窃逋窜而不获，皆劾以闻，及举刺官吏之事”。[36]提点刑狱公事主要是监察所属州县的司法刑狱。州县所判“诸重刑皆申提刑司详覆，或具案奏裁，即无州县专杀之理”。[37]从而使死刑的复核权收归中央。总之，宋代也是以分权的方式，限制司法权力的滥用。故南宋汪应辰上书说：
国家谨重用刑，是以参酌古谊，并建官师。在京之狱，曰开封府，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讥其失。断其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鞫之与谳，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及赦令之行，其有罪者，许以叙复；无辜者，为之湔洗。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鞫与谳者，皆无预焉。外之川陕，去朝廷远，则委之转运钤辖司，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及元丰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狱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狱，一以断刑。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厅，或以详覆，或以叙雪。同僚而异事，犹不失祖宗分职之意。[38](www.xing528.com)
明代死刑复核，由明初的三法司会审，发展为圆审、朝审。圆审又称为“九卿会审”，形成于洪武年间，对死刑翻异的疑难案件，由六部尚书、大理寺卿、都察院左都御使、通政司使共同审理。“若亭疑决谳，而囚有翻异，则改调隔别衙门问拟。二次翻异不服，则别奏，会九卿鞫之，谓之圆审。”[39]朝审的对象主要是在京的死刑监候案件，“将犯人引赴承天门外，会同多官审录。其审录之时，原问、原审并接管官员，仍带原卷听审。情真无词者，复奏处决；如遇囚翻异称冤有词，官员仍亲一一照卷陈其始末、来历，并原先审过缘由，听从多官参详；果有可矜、可疑或应合再与勘问，通行备由，奏请定夺”。[40]参与朝审的官员，包括五军都督府、六部、都察院、六科、通政司、詹事府等众多官员。对朝审的死刑犯，分别以情真、缓决、可矜、可疑处理。
清朝继承了明代的朝审制度，将其发展为热审程序，形成了各省臬司“核办招册”，先由各州县“审录”，审录结果向皇帝“汇题”，再由刑部“看详核拟”，经九卿詹事科道集议，按照情实、缓决、可矜、留养承祀的顺序，逐案唱报。会审大典后，刑科给事中将情实的案件向皇帝复奏，由皇帝勾决。[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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