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下省是立法机关，在死刑的复核程序中，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唐代统治者非常强调慎用刑罚，尤其是对死刑的执行，必须经过多道复核程序，其中门下省的复核也是最重要的程序之一。贞观二年（628年）太宗“命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议决死罪”。[14]从而确定中书、门下是死刑的复核机构。在此之前，死刑的复核权归刑部，而由此开始，又增加了中书、门下的复核程序。门下省是从“出帝命”的角度，对死刑进行复核。实际上，门下省复核的范围不仅限于死刑，而是包括徒、流罪以上的刑罚。魏徵身为门下侍中，即使因病“求为散官”，也要对“徒、流以上罪详事闻奏”，说明这是门下省日常最重要的业务之一。
门下省具体执行职务的是给事中，其为门下省最重要的职官之一，品秩虽为正五品上，但权任极重。给事中对于刑部、大理寺及御史台经办的重大案狱，有进行法律审核的权力，认为定罪不准，量刑不确，则有权援引适当的法律条文或案例，驳回重审。这就是《唐六典》所说的：“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若刑名不当，轻重或失，则援法例退而裁之。”“凡天下冤滞未申及官吏刻害者，必听其讼，与御史及中书舍人同计其事宜而申理之。”
谏议大夫只隶于门下省，永徽二年（651年），萧钧为谏议大夫，《旧唐书·萧钧传》记述了萧钧当谏议大夫时的两件事：一是卢文操盗左藏库物案，高宗认为其当处死刑，萧钧以“陛下轻法律，贱人命”谏，说明高宗的决定是不合法律的，结果案犯免死，可见谏议大夫参与复核，是起作用的。二是宋四通为宫人传信物案，高宗命处死，并要求将此案例编入刑律。萧钧认为宋四通所犯“在未附律前，不合至死”，即法不应当追溯既往。高宗听从意见，免四通等死，且此事被吸收入唐律中。据《唐会要》载此事发生于永徽五年，即在《永徽律》、包括《律疏》颁布后，现传世本《唐律疏议·卫禁律》“阑入非御在所”条有“即虽非阑入，辄私共宫人言语，若亲为通传书信及衣物者，绞”的规定。说明永徽二年后，唐律仍有所修改。门下省在复核死刑的同时，还有对现行法律进行修改的职责。这可能是立法部门复核死刑的特殊任务。开元二十五年（737年）进一步规定：“自今以后，有犯死刑，除十恶死罪，造伪头首，劫杀、故杀、谋杀外，宜令中书、门下与法官等详所犯轻重，具状闻奏。”[15]该规定更加强调了门下省与中书省对死刑的复核权，可以说是由立法机关对司法机关实行监督的手段和制度保证。
中书省在唐代也是死刑复核的重要机关之一，其本是执掌帝命的机构，长官为中书令，与门下侍中皆为“真宰相”。贞观二年（628年）五月二日，太宗颁敕：“中书令、侍中于朝堂受词讼，众庶已上有陈事者，悉令封上，朕将亲览焉。”[16]中书令与门下侍中本身就拥有审理案件的职责。(www.xing528.com)
唐代中书省的具体工作则多由中书舍人担任。中书舍人的职权为“专掌诏诰，侍从署敕，宣旨劳问，授纳诉讼，敷奏文表，分判省事”。[17]其在司法方面的作用主要仍是与给事中、御史组成“三司”，复核天下冤滞案件。“凡察天下冤滞，与给事中及御史三司鞫其事”。贞观十七年（643年），因审理太子李承乾谋反案，“敕长孙无忌、房玄龄、萧瑀、李世勣与大理、中书、门下参鞫之”。胡三省注曰：“唐制：凡国之大狱，三司详决。三司，谓给事中、中书舍人与御史参鞫也。今令三省与大理参鞫，重其事。”[18]可见，中书省与门下省常参与重大案件的审理。开元二十五年（737年）又规定：“凡决死刑，皆于中书门下详覆。”[19]将死刑的复决权由刑部归于中书门下。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曾下敕重申大理寺、刑部详断过的狱案须报中书省裁量，其敕曰：“旧制：刑宪皆大理寺、刑部详断，然后至中书裁量。近多不至两司、中书，使自处置。今后先付法司，具轻重闻奏，下中书令、舍人等参酌，然后据事例裁断。”[20]穆宗“长庆初，上以刑法为重，每有司断大狱，又令中书舍人一员，参酌而出之，百司呼为参酌院”。[21]
皇帝重视中书省在司法复核中的作用，这是皇帝控制司法的重要手段之一，故反复强调中书省及中书舍人在复核案件中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也是皇帝通过立法机关对死刑进行复核及对司法审判进行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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