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亦称“九品官人法”，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颇具时代特色的主要选官制度。它在东汉桓灵之世孕育，在曹操军中初具雏形，及曹魏时成型，经两晋时发展到高峰，至南朝走向封闭和僵化，隋初开皇年间始废。九品中正制的主要内容就是由中央选择“贤有识鉴”的官员，兼任其本籍的中正，负责察访与他们同籍的散在各地的士人，根据状、品和簿伐三个方面评列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作为中央政府除授官职的依据。其中，“状”是中正所写评语，“品”即中正给的品级，“簿伐”或“世”就是被选人才的家庭门第。“九品中正制”是曹操“唯才是举”诏令的制度化。这是由于东汉末年长期战乱，士人流动，过去乡举里选的人才评定方法已成为不可能，所以在承继秦汉禄秩等级制的基础上，曹魏政权创建了一种新型官员选拔制度，即九品正中制。其创新之处在于人才的察访与评议体系的构建，解决了“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在制度初建时期，的确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选拔人才的权力集中在中正手中，缺乏必要的有效监督，再者中正属于兼职，在本籍察访士人，难免会受亲朋故旧的请托，流弊日益显现。正如马端临所言：“盖乡举里选者，采毁誉于众多之论，而九品中正者，寄雌黄于一人之口，则评论者自是一人，擢用者自是一人，评论所不许，则司擢用者不敢违其言。故趋势者不暇举贤，畏祸者不敢疾恶。”[6]因此，早在曹魏时期，已有人提出限制中正的权力，“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7]到了西晋，这一制度引起了刘毅、段灼、刘寔等更多人的强烈反对，他们甚至进而提出废除九品中正制。其中刘毅的“九品八损疏”对中正舞弊的揭露淋漓尽致：
今之中正，不精才实，务依党利；不均称尺，务隋爱憎。所于与者，获虚以成誉；所于下者，吹毛以求疵。高下逐强弱，是非由爱憎。随世兴衰，不顾才实。衰则削下，兴则扶上；一人之身，旬日异状，或以货赂自通，或以计协登进。附托者必达，守道者困悴。无报于身，必见割夺；有私于己，必得其欲。是以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8](www.xing528.com)
随着流弊的滋生，“九品中正制”日益背离制度创设的初衷，“盖以论人才优劣，非为士族高卑”。[9]最终被科举制取而代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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